刚到北京的时候，过年我都觉得不习惯。天津一进腊月就有极浓的年味，很传统。天津这样的城市很传统。天津的京剧、鼓曲、相声能保留得原汁原味，跟这个很有关系。天津对相声起到了保护作用，在别的城市，传统艺术不会有这么原汁原味的体现。不过也有一个弊端，就是它很难再往前发展。海河水出高人，但不养能人。传统的另一面会有狭隘的表现：“我们这东西四百年不能动，永远不能动。”有好的一面也有消极的一面，这是天津的特点。
由于这个城市的特殊性，导致我们家乡从艺人员的心态也很奇特。天津的相声界就好比一个碗，我们长年在碗里你争我斗，当我跳出来才发现，碗里面的就四粒米可争，碗外面是一片麦田。但是都在碗里的时候，有谁会出去找麦田？这就是天津保护得好但不会得到更大发展的原因。我是天津人，我说这个话并不是诋毁家乡人，其他行业我不了解，我只说我这个行业。
我特别希望我的同行们都好，凭什么我们这行就得水深火热？说相声的怎么就得蹬一自行车，带一饭盒，里面装俩韭菜馅饼，凭什么咱们就不能好呢？前提是我们为什么不能团结呢？为什么？这是让我特别心痛的地方。这行没有义气。唱歌的，你三千一场，太贵了，我找他去；他更贵，他六千。说相声不是，你找他五百，你找我一百就行。
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我也希望能帮助他们，我说我伸手拉你一把，他只是把我的表摘走了。你说这怎么弄？
我不知道我能做什么，凭一己之力扭转不过来这么多人数十年的一种心态。我能帮天津相声界的无非就是带着他们一块儿演出，但好多人排斥这个。我问过他们，我说你跟我，不是能活得好一点儿吗？他说我跟你一场一万，万一哪天你不用我了，我回去连一场三十的都没有了。他为了保住一生的饭碗，宁可接受一场三十，也要拒绝出去挣这个一万。一个人一个活法，不是我能左右得了的。
好多人告诉我说天津同行骂你，我说，嗐！数出两千块钱来扔后台上，当时他们就能打起来。要是别人说这话你可能不爱听，我这样说你不会往心里去，因为我是天津人。我说这话是咬着牙说，其实我心里很痛。你们就不能好好的吗？就不能大气一点儿吗？咱们都好不行吗？
这么多年，中国相声界教会了我很多事情。其实北京同行有可爱的地方，终归是天子脚下嘛，吃过见过，见过高人，巴结几个领导，蒙骗几个企业家，顺手干个买卖，活得还算不错。天津同行可能有的地方我们不敢苟同，天津相声界最少有十位我很尊敬的前辈，台上台下人品都非常好，除了这十位之外那些人就值得商榷。他们活得太单纯，在他们心中最好吃的就是早点，世界的尽头在杨村。他们需要解决两个问题：第一是温饱问题，第二是廉耻问题。
友人埋怨我不会说话，嗬，相声演员的话我全会。满脸堆笑、一片深情、韬光养晦、话到舌间留半句、不膨胀、不让人逮漏洞……这有何难？我不愿那样做，我厌烦了，我说的是实话，捧我的骂我的，对我来说都不起作用，我知道我是谁，我知道我的目的。有一天，真因为我的原因走到尽头，那是我的事。
曾经某个电视台采访于谦，说如果把郭德纲比喻成一种动物，你觉得是什么？于谦说：“他就是一只猩猩。聪明、睿智、灵敏，但是头脑简单，你打它一拳它马上打你一拳。”可能这也是我这个人不太适合干这行的原因所在。我爱相声，我怕它不好。所以，有人对相声怎么样，我心里会不舒服，我又拦不住自己这张嘴，难免有的话会得罪人，但归根到底一句话，我希望相声好。
作者：郭德纲
来源：《过得刚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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