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周刊》创刊20周年系列报道之二十年二十人·黄磊

口述/黄磊

采访/宋爽

1996年，我正在电影学院读研究生，那一年我拍了电影《半生缘》，录制了第一张唱片《边走边唱》，还和当时的女朋友谈了一年恋爱，那个女朋友就是我老婆，我现在的太太。当时，我们正在热恋。

20年前我25岁，我觉得自己已经算是命运的宠儿了，那个时候出名了，演了《夜半歌声》，录了唱片，有了漂亮的女朋友。用现在话说，我算是当年的小鲜肉、偶像派，还留了一头长发。

我拍了一些戏，挣了点儿钱，过得还挺好。25岁的时候根本没想过20年后会怎么样，能想想两年之后的事情就不错了，觉得能这样一直下去就挺好。

黄磊：我当年算是小鲜肉、偶像派。摄影/李伟（新周刊）

我很喜欢过去，但也喜欢现在。这两者是一样的，没有哪个多哪个少，我也喜欢将来。我属于心态稳定的那种人，挺常态的，没有那种特别复杂的感受。我运气很好，命挺顺，没经历过什么巨大的波折、伤痛和刺激。我做的事情，都是我自己觉得好玩的。

20年来多了一个信仰：家庭

20年来，有两件最重要的事情没变，一个是老婆没变，一个是信仰没变：一直坚信爱。现在又多了一个信仰，就是家庭。另外，我的工作岗位也没变，还在电影学院，虽然多了一些其他角色，有了更多的发展；这么多年了，喜欢吃的喝的也没变，没有因为人到中年了怕发胖，就不吃肉不喝酒了，也没因为人到中年，就一定要追求享受更高品质的生活。我照样还是最喜欢红烧肉、大米饭和鱼香肉丝。

2014年12月，为了庆祝爸爸黄磊的43岁生日，黄磊、孙莉与多多去斐济海岛游玩，全家三口一起搞怪合影。

但这20年肯定也有变化——多了两个小孩儿，这是这20年最大的变化。从自己还是个孩子，变成两个女儿的父亲。除此之外，还有一些小的转变，首先有角色上的转变，比如在不同阶段塑造不同的人物形象，这些都是演员这个职业的趣味。我演过徐志摩，演过《夜半歌声》，演过《半生缘》，演过《橘子红了》，都是很文艺腔调的那种戏。后来演《我爱男闺蜜》《嘿，老头！》《夫妻那些事》《婚姻保卫战》，包括《男人帮》，角色变得更喜感、更接地气，我觉得对于我来讲是一种创作体会，很有意思。

除了角色变化之外，有没有我本人的变化？当然有。时间会把什么东西都变没了，这很奇妙。你年轻的时候，我也年轻，但你还没老的时候，我已经步入中年了。我现在到了45岁，就有45岁的感受，这是完全不一样的。

这就好比我守着一个妻子，我们在一起20多年。有一天换一个女朋友的乐趣，就有守着一个人20年的乐趣，但要是没守到20年，你也不知道这其中的乐趣是什么。

2015年9月28日，黄磊与孙莉补办婚礼，一家四口幸福合影。

人的一生要有尊严地活着

长时间以来我都被冠以“文艺男青年”的称号，特别是头发长那会儿。其实，现代人对文青的概念都是长发飘飘，念首诗，弹着吉他唱着歌，显得特忧伤。其实不是，文青是什么呢？文艺青年真正的概念就是知识分子年轻的时候，他有坚定的立场、鲜明的态度，有强烈的人文关怀，对周遭发生的事情有悲悯心，这才是文青的标志，不是说留个长头发之类的，不是那么回事儿。

《新周刊》被很多人称作文青的阵地，是因为它很勇敢，很坚决，敢于挑战，有悲悯之心，对社会有强烈的责任感。这都是文艺青年、知识分子应该有的一个担当。我和《新周刊》创始人孙冕是熟识，有两件事情代表他和《新周刊》的态度。一个就是登山，他60岁的时候去爬珠峰，下来的时候我去接他，当时看见他脸上全是白的，只有鼻头是黑的，这让我感受到一种征服欲，它让人永远年轻；另一个事就是悲悯心，我见过他对老兵的态度，他深知这些老兵为国家和民族做出了何种牺牲。所以，征服和悲悯，这两件事都很《新周刊》。

黄磊和孙冕是哥们。图转自孙冕微博@行者孙冕。

最后，我希望这一生有两件事情能做好。一个是尽量有尊严地活着。这个尊严不光是别人给我的，也是自己给自己的。这也是马斯洛需求理论里人类的次高需求。另一个是我希望自己能够体面地死去。在死亡时没有那么大恐惧，在它来临之前，我依然在工作，不退休，就算工作少了一些，但还能继续读书、教书。其实，教书不需要专门的地方，只要你愿意听，你坐我对面我就可以给你教。教书不一定是教某个学科，人生分享也是教学。

一个人读的书，决定他是什么样的人

有一句话我一直坚信，那就是：这世界是你自己的，与他人毫无关系，就这么简单。比如经营婚姻，并不是为了她（孙莉），也不是为了家，是为了你自己。我选择让自己做一个一辈子好奇心强烈的人，所以每次看到我老婆时依然觉得很好奇、很新鲜。但这件事与她无关，与她敷一张面膜无关，与美图秀秀无关。

一个人读的书和他的知识结构，决定他是什么样的人。然后因为他是这样的品性就会对事情作出这样的判断、选择以及态度，最后这些成为他的命运，也成为别人对他的看法。把所有这些加在一起，最终就变成了一个人的一辈子。

黄磊寄语《新周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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