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地男星 刀郎,如今去哪儿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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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没有音乐，生活就是一个错误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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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4年，周杰伦《七里香》、张韶涵《欧若拉》相继发行。
神曲《老鼠爱大米》和《两只蝴蝶》借着互联网迅速蹿红。流行与神曲厮杀中，刀郎一人横跨两界，力压群雄，成为那一年的“顶级流量”。庞龙说，只有刀郎卖的比我好（卖得没庞龙好的《老鼠爱大米》是1.7个亿）。2004年之前，刀郎与妻子和两个女儿还挤在十平米的小房间里艰难生活。早在90年代，刀郎已经月入过万，只是对理想的追求，硬生生把他拉回了贫民窟。
罗林家里有四口人，除去父母和他，还有一个大五岁的大哥。一次，罗林惹了社会上的痞子，被三四个人堵在校门口打得满地打滚。有人告诉了他大哥，大哥拎着钢管赶来，一人单挑一群，成功反杀。回到家，大哥没歇手，又把罗林揍了一顿，教育他以后少惹不三不四的人。大哥怕痞子再找麻烦，第二天又单枪匹马杀了回去，把他们打到跪地服软。大哥以殴打作为唯一教育方式，一语不合就对罗林拳脚相向。
所幸他还有个学作曲的表哥，否则罗林怕是承受不了生活的重压。跟着表哥去乐器房玩时，罗林左手弹着旋律，右手不自觉就配上琶音。
八十年代，港台音乐传入大陆，罗林每天扒谱练琴，把这当作情绪出口。罗林听说女孩以前谈过别的男生，多年的恨意在心中激荡，他回到家，冲着哥哥喊了一句：“绿帽子！”一周后，家人等来了大哥的死讯——大哥骑车被货车刮倒，迎上了身后的面包车，当场身亡。守灵那几天，罗林寸步不离，亲戚们不明所以，只是感叹兄弟情深。大哥去世后，母亲便不再锁门，她说大哥离家时没有带钥匙，家里成了罗林的伤心地。16岁那年，出于逃避，也出于对音乐的追求，罗林留下一张纸条，离家流浪。
那时有歌舞团到四川资中招学员，罗林去应考，弹了钢琴，唱了两首歌。罗林受了不小的打击，他决定不再考学，要用自己的方式单闯音乐这条路。他开始在四川内江的歌舞厅里做服务生，工作之余，帮调音师打打杂，顺带学点声乐知识。罗林手勤，跑前跑后端茶倒水，很快和其他乐手混熟了。
之后的一年，每次洗衣服，罗林都会主动把何老师的洗了，晾干后再一件件叠在何老师床头。何老师收了他做徒弟，很快发现罗林的水平已超过自己，他秘密请辞后归乡，离开前推荐罗林做了歌舞团的键盘手。
1991年夏天，罗林对廖健说，我们在成都搞音乐没有前途，咱们哥儿俩还是各奔东西吧。那时歌舞团里有一名舞蹈演员离异，罗林对她展开追求，之后又不顾父母阻拦，与其结婚。
“十万学生闯海南”，那时海南省刚成立几年，是淘金热土。刀郎在这里遇到了一批志同道合的朋友，经常在一起喝酒，谈论音乐。其中一个叫安龙的音乐人成立了海南第一支摇滚乐队，起名“地球之子”，罗林以键盘手身份加入。1992年，乐队和广告公司合作，去西安拍摄一部叫《再回西安》的MTV，认识了一个叫“飞”的乐队，主唱是许巍。安龙看了“飞”乐队的演出，很是欣赏，请许巍乐队吃饭。那顿饭连肉带酒加起来不过100块，竟让许巍如此感慨，安龙深受触动，觉得穷成许巍这样才算是真正的艺术家。沾乐队的光，罗林在90年代月收入过万，多的时候能有两万。幸福的物质生活向罗林伸出橄榄枝，不料被他一手挡回。罗林觉得自己似乎是忘了理想，他玩音乐，是想要成为鲍勃·迪伦那样的音乐诗人，如今音乐却成为谋生的手段。罗林给乐队上了一课，说音乐应该纯粹，不能这么堕落下去了。
罗林回答说：“为了理想。我不能用音乐养活自己，应该挣钱来养活音乐。”
1995年，朱梅放弃了自己的音乐梦想，带着罗林和他的女儿来到新疆乌鲁木齐，落脚友好路一个名叫“八楼”的公交站附近。罗林不想再去歌厅卖技了，他知道这样下去自己可能永远没有作品出来。罗林自己写了一些歌，1998年，有一家西点店找到罗林，说可以帮他出专辑，圆他一个梦。
罗林心里还是想着鲍勃·迪伦，觉得不能用商业玷污了作品。他拿了钱，弄出一张黑白配色的专辑，封面照片的脸上写满了不高兴。店老板很惊讶，不知道自己如何得罪了罗林，竟给西点店做了这么一张苦大仇深的专辑。这张苦着脸的专辑最终只卖出几百张，明显养活不了自己。他为一家卫星天线公司制作了一段广告音乐，让这家公司在新疆变得家喻户晓。广告歌影响之下，罗林在乌鲁木齐有了一定的知名度，订单越来越多。幸福生活再次敲响罗林的大门，却又一次被他拒之门外。有一次去学校演出，他问同学们想听什么，台下齐刷刷响起一首广告歌的名字。罗林站在台上沉默，理想之问在他脑中翻腾：只做广告歌还算是真正的歌手吗？罗林本以为做新疆风格的原创会得到当地企业和老板的支持，但资本都是讲求回报的。我们更像一个推销员，站在各种豪华的老板台前推销我们的梦，而他们，却好像是在星期天带着家人逛动物园的游客一般，用一种愉快的心情看我们在笼中表演，最后用同情的口吻安慰道：下次吧。
折腾两年时间，2000年，这部名叫《新疆原创第一击》的专辑终于上市。失败后，罗林泡在图书馆，看新疆的风土人情，有空就去维吾尔族的老百姓家采风。为了理想，罗林与妻子还有两个女儿，依然住在只有十平米的房间。他喝着当地一块五一瓶的新安大曲，因为价格低廉，这酒被当地人成为“下岗大曲”。2003年，父母从四川老家到新疆看他，也住进他的小房间，两张床睡了六个人。有天下午几人吃过饭，罗林又匆匆赶往夜场驻唱。那晚月光很亮，走到街上时，罗林回身看了一眼，恍然发现自己住的地方其实与贫民窟没两样。他问自己是不是太自私了，只顾着自己追梦，却没能照顾家人。在理想与现实的挣扎中，时间汹涌流逝，父母正在老去，女儿也已成双。三个月后，罗林出了一张民歌翻唱的专辑《西域情歌》，情况渐渐好起来。
对文艺青年来说，挣钱需要两个步骤：第一，心里想着鲍勃·迪伦。第二，熬上几年把他忘掉。
制作《西域情歌》小样时，因为请不起歌手试唱，罗林只好赶鸭子上架，亲自上阵。没有接受过演唱训练的罗林音域十分宽广，而且自带沙哑嗓音，非常有辨识度。《西域情歌》上市后，罗林不敢去音像店看销量，害怕重蹈覆辙。在没有宣传的情况下，《西域情歌》自乌鲁木齐传播开来。一家音像店老板说：不知道为什么，只要店里开始播放《吐鲁番的葡萄熟了》，就有人不由自主走进来买这张专辑。2004年1月，专辑《2002年的第一场雪》发行，里面一半是翻唱民歌，一半是原创，里面就有后来唱遍中国的另外两首歌《冲动的惩罚》《情人》。
撕心裂肺的往事被融进直白的歌词，通过刀郎独特的嗓音唱了出来。从荒野大漠到繁华都市，从菜市场到理发店，到处是刀郎粗犷的嗓音。2004年7月3日，刀郎在新疆石河子大学体育馆举办演唱会。化妆时，一个身穿红色T恤的男人过来拉住了他的手，这人正是当年手术刀乐队的廖健。阔别十年，他已拜入李伯清门下，在笑星擂台赛上获得“巴蜀笑星奖”。那晚演出时，刀郎上台，上千观众山呼海啸，廖健在前台看着他。席间他用矿泉水代替白酒敬客，为一周后的北京工体演唱会做准备。2004年7月10日，张艺谋电影《十面埋伏》在北京工人体育馆举行首映式。从家乡一路流浪至新疆的罗林终于逆向行驶，进入主流的视野。
《2002年的第一场雪》热闹了一年，卖出270万张正版（销量5万为白金唱片），盗版据说超过800万张。公司趁热打铁，请来李宗盛做监制，打造第二张专辑，并放出豪言，要在全亚洲卖出1000万张。
为了防止盗版，公司放出消息，说刀郎的专辑是给歌迷的新年礼物。公司怕员工监守自盗，在车间藏了8个摄像头，每一张唱片都登记在册，又派遣一百位打假人员分散至全国。唱片终于摆上各地的货架，预期的销量却迟迟没有到来。新的专辑上市已久，人们买的还是《2002年的第一场雪》。唱片销量跳水，主流音乐人也开始公开质疑刀郎的音乐。那英说刀郎的歌不具备审美观点，拒绝他入围音乐风云榜。汪峰认为刀郎的音乐和歌词非常一般，之所以会火是因为大家听了太多过于精致的歌，再一听比较粗犷的就会觉得新鲜。著名制作人卢中强表示刀郎的歌品质太差，连他公司做的小样都比刀郎强。原本沉默的刀郎不知如何应对这些非议，他选择离开，终日开着车在人迹稀少的公路上流浪。最难过的日子，他开车到了甘肃定西，想着这里没人认识他了，可以安心躲上几天。可是路过报刊亭，又看见大大的杂志封面，上面写着“冷眼看刀郎”。如果说成名前是一段段带着浪漫色彩的流浪，成名后更像是一场场狼狈的出逃。一夜红遍中国，又跌落谷底，当刀郎终于主动迎向幸福生活时，生活却给了他一个还击。流浪归来，刀郎坐在电脑前，把关于自己的新闻和跟帖挨个看了一遍。也许他终于明白，天赋有别，不是谁都能成为鲍勃·迪伦。刀郎说：“喜欢也好，质疑也罢，这些都不重要，因为我们终归会被大家遗忘。”去年出席好友女儿的婚礼，他发福的身材配上白色礼帽和一身黑衣，看上去颇有佛相。婚礼现场，刀郎清唱《爱是你我》《手心里的温柔》为新人送上祝福。不知道的人还以为是邻家大叔，但从投入的程度来看，那一刻他是真的开心。
15岁的大张伟写出“我怀疑人们的生活，有所掩饰。”只是大老师太聪明，早就知道文艺与摇滚挣不了钱，但《嘻唰唰》可以。几乎一夜之间，大老师就头也不回地完成了理想向现实的转变。主流音乐人也曾质疑过大张伟对朋克的背叛，但大张伟不在乎，他才不会做那个为了理想过苦哈哈生活的人。和大老师不同，刀郎凭着一股劲头，追着理想，硬是流浪了二十年。他没能成为鲍勃·迪伦，但在追寻的过程中找到了自己。虽说人生都是追着幻光跑，但过早看明白，人生就少了况味。相比大老师这个人间精品，刀郎的执着倒更像是不顾结局，死命追求的你我。
好不好看，你说了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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