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导演的徐静蕾常常在犹疑与果断中徘徊。2016年春节假期刚过不久，她和剪辑师在办公室里审阅最新执导的电影《绑架者》的初剪片。影片讲述了重案组女警林薇的女儿突然失踪，唯一嫌疑人杨念却在案发当夜遭遇车祸并失忆，重案组与嫌疑人由此开始了追踪和回忆的旅程。初剪片没能达到徐静蕾的要求，和她理想中节奏明快、逻辑严密的悬疑动作片有很大差距，这让徐静蕾近乎崩溃，觉得“怎么都不对”，甚至和工作人员说“这个电影能不能别放了”。这当然是带着些许无奈的玩笑话，看过初剪片后，徐静蕾很快决定重新剪辑。

《绑架者》，导演徐静蕾（右）和女主角白百何

与此同时，她按照原定计划，再次召集剧组，在北京补拍了10天的戏份。“难道真的就不上映了吗？投资了好几千万呢，不可能。我说能不能别上，其实就是心里跟自己撒个娇而已，但那是不可能的，打死也要上，怎么都要上。”徐静蕾是笑着对本刊说这句话的，这是2017年3月17日，距离《绑架者》上映还有不到半个月的时间。这部电影历经了1年的反复剪辑，中途还因时间冲突，更换了剪辑师。将近两千个镜头来来回回剪切拼贴，这当然是十分折磨的过程，徐静蕾甚至一度失去了判断力，无法做出决定，“哎哟我就难受的，经常想撞墙，就不知道这个东西到底该怎么办呢？”徐静蕾挠了挠头。

时隔一年，再次回忆当时的情景，徐静蕾始终保持着笑容。她已经接受了那句著名的论断——电影是遗憾的艺术，“不知道，反正就是不好说。其实我看自己的片子都不客观。有时候都不满意，那肯定还是有好的地方。有的片子好一点，有的片子差一点，但自己其实已经很难分辨了。”

采访这天，徐静蕾身着简单的黑色连帽衫和灰色运动裤，化着淡妆，举止轻松随意。她招呼记者坐在客厅的沙发上，自己在对面的矮凳上落座。这是徐静蕾位于北京朝阳区的一处住所，客厅不大，几乎每个角落都堆放着书籍，茶几上也不例外，最显眼的位置放着一本《怪异性格心理学》。

早在1995年徐静蕾出演第一部电视剧《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时，她鲜明的个性便给导演赵宝刚留下了深刻印象。

那一年，赵宝刚已经凭借《渴望》《编辑部的故事》《过把瘾》等电视剧成为行业内最炙手可热的导演。在拍摄《一场风花雪月的事》时，徐静蕾迟迟不能进入状态，赵宝刚拿出导演的架势教导她说：“你要好好演啊。”而当时只有21岁，名不见经传的徐静蕾立刻回嘴道：“我演好了能怎么样，演不好又怎么样？”

被顶撞后，赵宝刚改变了策略，让她随自己的理解“撒欢演”，“你想怎么演就怎么演，我呢，给你把着点，反正咱们都明白，演不好还演不砸吗？”赵宝刚带着调侃的语气回忆道。

令他意外的是，“撒欢”的徐静蕾反而越演越好，“我后来突然发现她这种女孩，有自己的思想，你不能把你所有的东西强加给她，要让她有一种放松的心态。”

很快，徐静蕾遇到了一部让她彻底放松的作品——《将爱情进行到底》。正值青春年华的徐静蕾与李亚鹏、王学兵等人在戏中演绎着与青春有关的故事，自然得心应手。《将爱情进行到底》播出后获得了巨大成功，被视为中国内地青春偶像剧的开山之作。徐静蕾、李亚鹏由此成为中国内地的第一代青春偶像。徐静蕾饰演的女主角文慧斯文清纯，人们很自然地把对角色的印象代入到演员身上，她一度被媒体封为内地玉女掌门人。

“我从来都不是文慧。”2010年，《将爱情进行到底》的原班人马再度合作，拍摄了电影版《将爱》。有记者提出“老徐好像变得离当年的文慧越来越远”，徐静蕾给出了这样直白的回答，“可能在演那个角色时，我本人的状态和文慧比较接近，好像除了恋爱就没别的了，一点儿也不想工作。但文慧真的不是我，她更像是上海女孩，那会儿很多人都以为我是上海人，其实我是特典型的北京姑娘。”

高晓松在评价徐静蕾时，用了一个北京特有的地域词汇——大飒蜜。“光好看不能叫飒蜜，飒蜜不止要漂亮，还要有一身的范儿。”高晓松说。

2000年前后，有媒体将风头正盛的周迅、章子怡、赵薇和徐静蕾并称为四小花旦（后来随着她们年龄的增长改称为四大花旦）。直到今天，这四位70后女星依然被视为中国最顶级的女演员。

进入新千年，中国的影视行业规模不断扩大。2002年上映的《英雄》开启了中国大片时代，与此同时，中美合拍片、陆港合拍片兴起，四大花旦理所当然地抓住机遇，她们经常搭档港台资深男演员，出现在各式大片中，不断巩固着自己的影坛地位。

但令人意想不到的是，徐静蕾却突然在此时来了个急转弯。

2001年，27岁的徐静蕾坐在剪辑室里，看着自己主演的电影《我爱你》的初剪片，萌生了做导演的想法。片中出现的大量长镜头，让她回忆起拍摄时张元导演松弛的状态，“他不会特意要求演员要怎么演。让演员自己去商量去排练。这样很激发演员的创作力，所以是在这部戏中被他激发了一下。”徐静蕾说。

被激发的徐静蕾自认为对表演节奏的掌控力得到了提升，加之周围朋友的鼓励，很快决定执导一部自己的电影，说自己想说的话。徐静蕾在那时刚刚看完女作家尹慧的一篇散文——《晚风中的共和主义》。书中微妙的母女关系触发了她的创作灵感。她将原作改写为父女之间的故事，写了三四个月，突然心里没了底。她将剧本拿给朋友看，获得朋友的肯定后，才决定开拍。她的其中一位朋友，知名导演叶大鹰在看过剧本后感动得直流眼泪，决定自己来演片中的爸爸。因为心里没底，担心最终不能完成拍摄，徐静蕾不敢让别人投资，干脆自己拿钱投拍，《我和爸爸》剧组由此诞生。

第一天以导演的身份走进片场时，已经是资深演员的徐静蕾还是会发慌，甚至觉得自己冒名顶替了别人的位置，“那时候连镜头都不知道，以为自己知道，毕竟演过那么多年的戏，但是其实想象的跟真正拍出来的又不太一样，但又不知道用哪些方法能够达到自己想要的效果。”徐静蕾就这样“战战兢兢”地完成了自己的首部作品。这部“没底”的电影最终为她带来了第23届金鸡奖最佳导演处女作奖。

导演徐静蕾可谓初战告捷。一年后执导的《一个陌生女人的来信》又让她获得了2004年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在执导完第三部文艺片《梦想照进现实》后，她转战商业片领域，拍摄了《杜拉拉升职记》。虽然口碑不佳，但电影中关于女性在职场中的困惑与成长的部分，还是引发了不少的讨论。徐静蕾也凭借此片成为中国首位票房过亿的女导演。

“95年时我就说，徐静蕾是大陆女演员中非常出色的一位，因为她底蕴非常丰厚，现在当导演了也不足为奇。”赵宝刚曾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感觉在那个时候她就是一个能成事儿的女孩，今天终于成事儿了。”

徐静蕾在《我和爸爸》的开篇安排了这样一句旁白：“小时候妈老说，将来你一定要结婚、生孩子，让他陪着你。”

随着导演事业的推进，徐静蕾先后迈入了30、40岁的关口，27岁那年写下的电影旁白似乎成为一句谶语，此后的十几年里，“结婚”“生孩子”俨然成了她名字的后缀。和所有在这个年纪仍旧未婚的中国女性一样，徐静蕾开始频繁回答有关何时婚育的问题，“觉得结婚幸福就结婚，觉得不结婚幸福就不结婚。”徐静蕾不断强调这样的观点，就像她早已在《我和爸爸》中说过的台词一样：“大家都有自己的生活方式，何必强求。”

在做了十几年电影导演，重复了十几年不想结婚后，徐静蕾逐渐摆脱了清纯玉女的标签，转而成为世人眼中独立女性的代表。2015年，41岁的徐静蕾公开了一件比不婚更令国人咋舌的选择——她在39岁时冷冻了自己的9颗卵子，以备将来代孕。

2015年6月，本刊记者曾经就这一话题对徐静蕾进行过独家专访。面对这一话题，徐静蕾没有丝毫遮掩，她很愿意谈论这件事，在她看来，冷冻起自己的卵子，就像找到了“世界上唯一的后悔药”，“别的任何事情其实你都后悔不了，但这个（冷冻卵子）是你提前可以准备好的。”徐静蕾说。

“我真不觉得这是一件多大的事。”两年后再次提起这个话题，徐静蕾依旧侃侃而谈，“我们都应该接受先进的科学技术，就像我们也会用手机一样，现在谁还会用原来的‘大砖头’？这不是一个意思嘛。（冷冻卵子）也是一种科学，突然事件变大，反而会让我有一个感觉，我是生活在这个年代吗？这是一九八几年吗？”

徐静蕾4年前冷冻的卵子依然保存在零下196摄氏度的液氮中，徐静蕾说自己目前还是没有生育计划，“但是人都会变的，谁知道我会不会在45岁时拼命想要一个小孩，真的很难说。”看似特立独行的背后，其实有着谨慎的考量。“你别看徐静蕾表面上大大咧咧的，其实是很周密的，她总说前有进路，后有退路。”在网络节目《圆桌女生派》上，主持人窦文涛对徐静蕾做出了这样的评价。

徐静蕾在做客《圆桌女生派》时频频爆出金句：“我才不管男性怎么想我呢，他们爱怎么想就怎么想。”“一切对男人和女人的要求，都是自己对自己的绑架。”节目播出后，徐静蕾的两性观念引发了一片掌声，她的名字再次和女权、新女性这样的名词联系在一起，成为网上热议的焦点。

但热议也会带来争议。作家闫红说她：“出身富庶、受过良好教育、天生丽质，本来就比普通女人获得更多特权，所以有资本比一般人更加任性。这没什么不好，也算是一种模范带头作用，但她没有与俗世血肉模糊地碰撞过，对世界的理解十分单一。”

曾自曝从19岁起就没断过男友的徐静蕾，讲起“不在乎男性的看法”“不需要所有男人都来喜欢我”，让很多人听来没那么有说服力，正如同场的蒋方舟所说：“这是饱汉子不知饿汉子饥。”

被当做女权代言人的徐静蕾却觉得自己实在有些冤枉。“我并不认为我是什么女权分子。”她举起双手做出扛旗的动作，对本刊记者说道，“我出来真的是为了宣传电影的，我不是为了来举一杆大旗说‘你们都听我说，我是徐公知’，我真不是，没有这个意思。说多了我自己也会有点烦。我觉得每个人有自己的生活理念，都挺好就行了。”她放下双手拿起水杯，喝下一大口水，稍作停顿，“说就说去吧，没办法，宣传期就是这样的。”

与同期及后起的女明星相比，徐静蕾的曝光量实在不算高。她很少会一身华丽地在国际时装周上看秀，也难得登上时尚杂志的封面大片。在每一个明星热衷展示美丽与地位的热闹场合，都鲜少看到徐静蕾的身影。“我去过一两次。如果我没去过呢，那是我胡说。确实去过，我就觉得好无聊啊。”徐静蕾摇摇头，拖长了尾音又一次重复道：“实在是太无聊了。”每次穿上华丽的礼服，佩戴贵重的珠宝就她想起莫泊桑的短篇小说《项链》，那个女主角因为虚荣而借戴朋友的项链，不料中途丢失，不得不辛苦工作以偿还债务，十年后却突然得知丢失的只是一条假钻石项链。

徐静蕾说这让她觉得很不对劲，“满脑子想的就是《项链》那种事，我可能对这个有一点成见也好，还是我的老观念也好，摆脱不掉那种感觉，我不能适应这种东西。”

张一白说，徐静蕾从来都不是什么女强人，“我觉得她是中国女星中很放松的一个，虽说北京女孩儿嘴特别厉害，但她没那么要强。你看她当个导演，拍个戏，但也不知道她在哪儿了。谈谈恋爱呀，旅游呀，玩呀。回来见见面，吃个饭。我觉得她是一个真正在生活的明星，她是在生活中的。”

“我都是在东一榔头西一棒子干各种自己觉得好玩的事儿。弄杂志、写博客、办二手服装店什么的。”讲起“玩儿”，徐静蕾明显兴奋了许多。她笑得眯起了眼睛，那神态和19年前扮演女大学生文慧时一模一样。

徐静蕾说，不再拍摄文艺片的原因是“不愿意动脑子，也不想探讨人生真相了”，“人生就那点真相，探讨什么呀，高高兴兴的就完了。”进入40岁的她，似乎又回到了20岁时的状态。如果说20岁是不知人生真相，因无知而纯真的话，那40岁则更像因为看透了所谓的真相而回归纯真。“所以说年龄是财富嘛，你经历那么多东西，总得越来越明白点事儿。”徐静蕾说。

接受本刊记者采访的第二天，徐静蕾便飞往成都，开始了《绑架者》的全国路演，宣传期繁忙的工作让她有些不耐烦，偶尔还会和工作人员抱怨几句。“你理想中的生活状态应该是什么样的呢？”记者最后问道。“做手工、学做饭、学个画画什么的，当然是到那些山清水秀的地方，又是旅游又是写生。”徐静蕾比划着双手，描绘起来，“我想去佛罗伦萨，到那里的烹饪班学做意大利菜。听说他们上午带大家去买菜，买完菜以后就到教室做一顿中午饭……”把徐静蕾树立为女权标杆的人可能没有想到，她的理想竟然是学做一顿中午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