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军大业也并非一蹴而就,何必对小鲜肉们苛责太过?

建军大业也并非一蹴而就,何必对小鲜肉们苛责太过?

观察者网 内地男星 2017-08-01 16:41:45 646

文 观察者网专栏作者何净亭

► 媒体人,文化观察者

今年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90周年。纪念建军的银幕大制作同时也是共和国三部曲收官之作的《建军大业》早已成为各界关注点。

而由于重大题材的特殊性,筹拍阶段一些演员遴选或许在某些人眼里显得有些“不按常理出牌”,使得《建军大业》在未公映前便成为热点话题。

叶挺?叶挺……

7月25日,身兼历史人物后代与电影导演双重身份的叶大鹰出离愤怒地指责电影团队:“革命历史被严重的娱乐化,是对革命历史的羞辱和歪曲”,“作为叶挺将军的后人在想此质问黄建新和刘伟强,你们是……别有用心的想借重大历史事件来发娱乐财”,“腿都站不直女里女气的小鲜肉来演叶挺,你们在羞辱谁呢?”

话虽重,但因叶导是叶挺将军的嫡亲后代,关心则乱,感同身受,也情有可原。


叶挺将军(左)与饰演者欧豪(右)

不论是作为商业片还是献礼片,《建军大业》本质上还是一部故事片,故事片就属于艺术创作范畴。因此,影片中的人物就不单单是分毫不差的历史人物,还要承担塑造一个艺术形象、传达一定主旨的重任,势必要在尊重真实的基础上进行二度创作。

早在2007年建军80周年之际,由八一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八月一日》中,叶挺将军一角就别出心裁地选用了香港演员吕良伟,在当时亦是众说纷纭。影片最终呈现出来的叶挺将军还算不过不失。

在更早的1998年,因视角独特的红色题材《红樱桃》而创下个人品牌后,叶大鹰导演在自己的电影《红色恋人》中选用香港演员张国荣来饰演革命者“靳”。而哥哥张国荣对于众多内地观众来说,其深入人心的角色是不疯魔不成活的程蝶衣。一个人戏不分的乾旦和一位九死不悔的共产党员之间,乍看也没有多少共通。但哥哥还是演活了与众不同又充满了革命斗志的我党早期革命者,由此成为佳话。

《红色恋人》中的张国荣(图片来源见水印)

演员的本职即是表演,从理论上说,合格的演员应该具备塑造往古来今各色人物的素质和功底。而刻画观众熟知的历史人物也考验功力,因为大多数人都会对藉由媒体传播的人物有预期。

从多方记载中可得知,作为北伐铁军将领、南昌起义的领率人物之一,叶挺将军极具职业军人气质。《建军大业》中欧豪所饰演的叶挺,其举止颇意气风发其情感颇快意恩仇,但任性有余沉稳不足,有耍帅之嫌。显然,欧豪版没有符合叶导心目中军神祖父的“那一个”,能否成为叶挺将军众多影视角色中的“这一个”,也亟待广大观众的品评认可。

战争,少年们的成人礼

不单单是叶大鹰导演内心有疙瘩不吐不快,频频隔空放炮,诸多有识之士也忧心忡忡,认为《建军大业》是一群无信仰、不真诚、追逐名利的“外籍人士”和“小鲜肉”戏说并扭曲中国革命的无聊作品,而资本控制了市场,使得资本的魔爪有条件、有能力向与市场相关的所有领域,堂而皇之地主宰一切……“尽管主创团队的政治倾向与中国革命背道而驰,但并不影响他们以此谋划名利。这是当今中国庸俗而严峻的现实!”

甚至,早在电影刚刚曝光演员表时,就有网友调侃:看到这些人,感觉革命不会成功的样子。

我有幸看了《建军大业》的首映。初步观感就是,太多历史人物一晃而过,如果对那些所谓“流量”“鲜肉”“谐星”认知度不高的话,对瞿秋白、陈毅、聂荣臻等角色并不会产生多大的突兀感。

马天宇、刘昊然则分别饰演林彪和粟裕两大军神,承担了影片中大量的动作戏份。两年前,刘昊然曾和欧豪一道,在湖南卫视的国防教育大型真人秀《真正男子汉》中接受英雄部队杨根思连的军事训练,共同进退,培养了袍泽之情,为扮演革命军人打下基础。

影片监制黄建新说,革命者当年都很年轻,平均年龄才二十出头,而那种年轻态是演技演不出来的。以此来回应起用“小鲜肉”的质疑。

诚然,年轻感是演不出来的。但即便有相同的年轮,和平年代里的温室冬青与山河凋敝中的茕茕苍柏,还是有质的区别。对于战争年代中胸怀革命理想的青年军人,除了演员在真人秀中体验,还要靠无论是方法派或体验派还是祖师爷赏饭来悉心揣摩角色,提升表演技能,融入历史背景,塑造好典型人物。

蒋介石(左)的扮演者霍建华(右),(图片来源:东方IC)

比如斯皮尔伯格打造的一战背景的战争片《战马》,男观众期待看到凡尔登绞肉机地狱场景再现,女影迷则热衷寻找藏在古典钢盔下的卷福抖森们。《战马》也有点全明星阵容,但其大受欢迎是建立在故事构架圆熟,演员表演到位上。就后一点也是很重要的一点来说,我们部分青年演员的演技还须奋起直追。

幸赖朱亚文塑造的周恩来形神兼备,王景春扮演的贺龙游刃有余,刘烨的毛润之比照《建党伟业》时有了收放自如,作为对立面出现的周一围(饰陈峰)杨祐宁(饰钱大钧)戏份也颇吃重,使得《建军大业》在文戏上保证了基本水准。

历史的轻重

在讲好中国故事树立“四个自信”的当下,如何把爱国主义做到寓教于乐,如何呈现个体命运与历史洪流的碰撞与交织,势必考验着每一位创作者。

广电总局的副局长张宏森对《建军大业》率先持肯定态度:艺术的完美呈现才是电影的政治正确,一个不够精致、不尊艺术的政治正确,对于电影来说才是最最不正确的,要给“主旋律”电影正名;主旋律在交响中可以是快板,可以是慢板,当然也可以是狂板。“叙述、叙述、叙述!打破前两部的碎片化组合,让故事的流淌一气呵成,保全电影的完整时态,让电影更像电影。”

的确,对历史题材电影,是不存在剧透的。历史就摆在那里。而如何对史料和战例进行梳理和取舍,才是创作的重中之重。

比之《建国大业》的走马灯数星星,《建党伟业》的三段式呈现,《建军大业》在叙事节奏上可谓水银泻地,给不太熟悉那段历史的观众捋顺理清了我党我军革命武装初创的大脉络,尽可能地呈现了:从“四一二”血泊中反省到中共五大路线交锋,从城市暴动南昌起义到农民运动秋收起义,从“支部建在连上”三湾改编到三河坝战役保存起义有生力量,再到井冈山朱毛胜利会师,以及“彩蛋”古田会议。

“党指挥枪”这条红线虽未浓墨重彩,却也通过声画和对话来点到为止,让普通观众直观感受到这支人民的军队为何与任何旧式军队相比有了质的升华,为何其后能百折不回屡屡以少胜多、以劣势装备战胜优势装备之敌,为何取得了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解放全中国的伟大胜利。

几位主角各司其职:毛泽东的高瞻远瞩力抓枪杆子,周恩来的力排众议长袖善舞,朱德定海神针率部千里转战,叶挺的铁军干城,贺龙的火线入党,从不同角度不同层面表现共产党人为救人民于水火解社稷于倒悬而进行不屈的抗争。

而对红军之父朱德,更不同于我们所熟悉的在指挥部里看地图沉思或沙盘前作部署状——特别喜欢影片一处:恶战之前,朱德细致地传授战士们如何挖战壕,要求战壕前沿必须挖水沟(既能排水又收纳掉落的手榴弹起到掩护作用)——这个在你死我活中防御保命的小细节,使得朱老总爱兵如子的形象落到了实处。

那些“倒在革命道路上的年轻人”的牺牲尤其令人动容。比如,秋收起义总指挥身先士卒的卢德铭,以及在三河坝战役段落没有表现本该是朱老总左膀右臂的周士第而突出的蔡晴川,二者都为了掩护有生力量撤退而断后而英勇牺牲。

卢德铭蔡晴川,正是为了革命理想献出宝贵的鲜血和生命的千千万个志士的缩影。这种对年轻烈士的加权配比,应是出于编导为引发和平环境下安逸生活的同龄人的共鸣与感恩的考量,这是影片的创新,可堪称道。

为了制造戏剧性,影片还特意编排某些段落,或能点燃军迷观众的兴趣。长泡军事论坛的人都知道,对于林彪元帅和粟裕大将“谁最能打”这个话题,双方支持者单单从军事指挥艺术的角度便能引发几天几夜的口水仗“战个痛”。

不知《建军大业》的编导是无心插柳还是有意为之,林彪和粟裕的初次亮相是在中共五大会议上一同做警卫哨兵。虽然粟裕的确时任警卫班长,但林彪已是正规部队连长,其后“南昌城内粟裕当先,三河坝上林彪争雄”,颇似大宗师初出江湖便有了惺惺相惜肝胆相照……这种刻意为之的巧合,也只能存现于大银幕上罢。

林彪(左)与粟裕(右)经常被军史迷们拿来作比较

怎能不抓元叙事

元叙事,通常也叫“大叙事”。在批判理论特别是在后现代主义的批判理论中,指的是完整解释,即对历史的意义、经历和知识的叙述。其通过预期实现,对一个主导思想赋予社会合法性。

在中国历史上,有太多群雄灿烂、遍地英雄的激情年代,有太多值得浓墨重彩、大书特书的英雄人物和可歌可泣的感人故事,有太多充满革命英雄主义的壮丽诗篇和人类史诗。这些是民族集体记忆,是值得挖掘的精神宝矿。

对于建党建军这样的新中国元叙事,不乏好看又激励人的电影经典,《南征北战》《上甘岭》《开天辟地》《开国大典》《重庆谈判》等等;也有《决战之后》这样的豁达自信,也有《战争子午线》这样的人文反思,也偶有《三毛从军记》这样的黑色幽默,禁得起再三品味。但一段时间以来,这类电影因题材之囿,在说教或某些方面用力过猛,失之灵活。

记得多年前,俄罗斯电影《我们来自未来》(又译《古墓迷途》)中,四个投机倒把的现代小青年穿越到二战东线战场,亲身感受到苏联红军的普通战士如何浴血奋战保家卫国,前辈先烈用坚忍和骨气狠狠教育了轻浮的彼得堡新人类,让他们自觉洗心革面。可见,娱乐化的形式和手段,一样达到直击心灵的震撼效果。对重大历史题材的书写,可以文艺腔,可以重口味,但不能轻佻,更不能颠倒黑白。

自从冯小刚拍摄抗美援朝背景的《集结号》拿下了2亿多票房后,不少军事题材电影开始转型,刻意淡化意识形态,将历史“个人化”,加重战争本身的元素,让双方士兵一齐血肉横飞。

这些看上去不再是从前那种战无不胜的政治片,而更像好莱坞式的战争片。由此,“个人化”渐渐对新中国元叙事进行解构。

1981年版的《南昌起义》剧照

建字头系列三部曲,当之无愧属于构造元叙事的主旋律。同样是建军大业,不同时期有不同的表现。1981年刚刚改革开放,汤晓丹导演的《南昌起义》,力求全面呈现年轻的中国共产党人如何建立革命武装,走的是宏大叙事的路子。2007年的《八月一日》,从片名即可看出,这种以某个时间点来指代事件的影片命名,借鉴了西方电影的惯常手法。这一部不单注重建军的战斗大场面,注重视觉听觉效果,还加入了虚构人物的情感线,试图对冲钢铁一般血腥的革命氛围,以期赢得观众。

而三年前,香港导演徐克翻拍红色经典《智取威虎山》获票房口碑双赢,为主旋律的再次奏响敲了一记重锤。

珠玉在前。在新世纪第二个十年中,如何把历史元素和目标对象熟悉的话语结合起来,让有丰富观影经验同时有能力进影院消费的主体人群接受主旋律,是很不容易的。

对于香港导演刘伟强用他擅长的拍摄警匪类型片的凌厉剪辑来带动那段沉重历史的表现手法,我们或许有这样那样的不适(作战场面仍摆脱不掉人海冲锋),或许感到有这样那样的不尽如人意(某些历史人物的演员形神皆不备),或许引发必要或不必要的话题(你懂的),“这一部”仍不失为对新中国元叙事的必要补充。

革命事业不是一蹴而就。同理,主旋律影视创作诉求的矛盾性也无往而不在——是坚持艺术真理的纯粹,还是考虑受众的接受程度——前者固然会有着上佳的专业水准,但容易阳春白雪,从者寥寥,就像再好的药,如果人不吃,就治不了病;后者虽然有所欠缺,但能让需要的人吃下去,从而起到治病救人的目的。

在革命历史题材中“凑鲜肉”“刷流量”,或为信息时代一种不得已的交换。不积跬步,无以至千里。在线上舆论环境尊崇“小确幸”而对宏大叙事极力排斥的当下,任何敢于吃螃蟹的举动都是值得期待的。“History became legend,legend became myth.”(历史变成传说,传说变成神话。)元叙事文艺作品在“新长征路上”需要不断试错,才能打破“有高原无高峰”的僵局,才能真正实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

何长工的扮演者李易峰(右)

最后多一句嘴,我的外祖父是长征时期追随何长工的革命军人,观影中自然对这位前辈的角色多加注目,而无论对《建军大业》“何长工”有多大的落差感,都不会影响我对影片整体的态度。

另外,在《建军大业》公映的当天,同为军事题材的《战狼2》在点映中斩获的分账票房已近9200万元,创下了内地“提前场”最佳票房表现。或许可以这样认为,讲述新世纪新时期中国军人扬威海外的热血电影,能够引发观影狂潮,也堪以告慰所有那些为了今天的幸福安宁而牺牲的革命先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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