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一个很糟糕的父亲,父子关系让我焦虑。”歌手郑钧对《环球人物》记者说。他最近参加了一个亲子类真人秀节目——《爸爸回来了》第二季。在节目里,他想扮演一个“狼爸”,但表现得总有些笨拙、别别扭扭。
2015年,郑钧参加真人秀《爸爸回来了》。
他现在已经是两个孩子的父亲了,但依然不能很好地进入角色。这与他自己幼年的经历有着很大关系——7岁半的时候,他的父亲就患白血病去世了。“我又特别没耐心,看到孩子被娇惯得不成样、以自我为中心,就特别想对他严厉一些。”
参加这种通俗娱乐性的节目,郑钧受到一些歌迷的质疑。因为他素来是一个有着“高冷”范儿的摇滚歌手,曾经写出《回到拉萨》那样不食人间烟火的歌。对此郑钧不忿:“这有什么好质疑的?通过做节目增进彼此的了解,给孩子留个成长的纪念,不是挺好的吗?我只做自己想做的事情,活在别人的期待之中,是个悲剧。”
拍了一部关于藏獒的动画片
在很多人眼里,近年来郑钧多少有些不务正业。除了参加《爸爸回来了》,还在音乐选秀节目《中国最强音》当评委,可作为一个创作歌手,鲜有作品出炉。实际上,郑钧一刻也没有闲着。最近几年,可以说正是他沉下心来的耕耘时期。
2008年前后,传统的唱片公司开始接连倒下,音乐行业的低靡让郑钧心灰意冷。他认为不尊重创意和知识产权是这个行业的顽疾,他想到了一种基于互联网技术优势的新的唱片业版权模式,“它是对音乐产业的重新定义,希望能借此重振这个行业”。
但在当时,投资公司的老板们认为互联网技术还不足以支撑这个项目,他们倒是看上了郑钧手头的《摇滚藏獒》,想把它拍成一部动画电影。这对郑钧来说是“歪打正着”的意外收获——那是他自己给女儿画的一本漫画书。《摇滚藏獒》由好莱坞顶级团队打造,《玩具总动员2》的导演阿什·布兰农执导,投资达到5000多万美元,郑钧参与了动画形象设计、编剧等重要的创作环节。
人物简介:郑钧,摇滚歌手。1967年出生于陕西西安,1994年发行首张专辑《赤裸裸》。代表作品有《回到拉萨》《灰姑娘》等。近期因发行新专辑和参加真人秀节目《爸爸回来了》第二季受到关注。
故事讲的是雪山里的一头藏獒,父亲原来想把它培养成村子里的保安,但它迷上了摇滚乐,来到城里追求梦想。它的命运轨迹彻底改变了,价值观也遭到各种冲撞。“藏獒是非常高贵的犬种,它忠诚、有尊严,属于雪山和高原。在电影里,音乐和爱最有力量。” 郑钧有点不好意思地笑了笑,“大部分故事讲的都是我自己”。
为了这部电影,他花费了5年多的时间,这是他原先没有想到的:“通过这一轮我了解到,国内许多片方一两年就制作一部动画电影,是一件多么急功近利的事情。如果一切顺利,这部电影将在今年上映。”
其间,他也没有停止为音乐项目奔走。适逢移动互联网技术发展成熟,他原先的音乐计划又获得了重新上马的机会。这款被命名为“合音量”的应用软件,帮助创作者免费发布自己的作品,利用大数据加服务,保护创作者的版权。
“最大的财富是创意,但我们始终不尊重这个财富。为什么音乐缺乏创意?一是缺平台,二是缺勇气。我想让大家多去开拓自己。或许用创意打开另一扇门之后,你就过上了自由的生活。”
“作”出今天的郑钧
郑钧早期单曲《灰姑娘》海报。
在郑钧看来,摇滚乐的核心就是快乐和自由:“人生最可悲的不是痛苦和失败,是没有希望的重复。挣钱、买东西、变垃圾,这样的生活有什么意义?”
对这种简单的重复,郑钧是不屑一顾的。而正是不停地折腾,才有了今天的郑钧。他小学学画画、中学学理科、大学学外贸,专业与音乐没有任何关联。大学因为要学英语,才接触了许多国外摇滚乐。“一听觉得太喜欢了,真的是拼了命想去干的一件事情。”后来他自学作词、作曲,为了学吉他,一个学期每天都坐在床上,一动不动从早弹到晚。
大学时,他组织了一个乐队,临近毕业,大家在一起吃散伙饭,有的说去做生意,有的准备进入朝九晚五的生活,只有他说要去当歌手。最艰难的时候,每天的钱只够吃一个煎饼,但他并不以此为苦。
1994年,他的第一张专辑《赤裸裸》创造了一个高峰,在一个羞答答的年代,他热情奔放地唱出了“我的爱,赤裸裸”,震动了时代青年们的耳膜。他的大胆、直白、真实、质朴,成就了这张中国摇滚音乐史上的经典唱片。《回到拉萨》《极乐世界》《灰姑娘》等歌曲,直到现在还被广为传唱。
少年成名,随后就是狂放不羁,夜夜笙歌。有一阵子,白天高晓松跑到他家门口把他叫醒,然后一起去三里屯喝大酒,不醉无归。他的生活日夜颠倒,夜里还要搞创作,经常彻夜不眠,后来生物钟紊乱,想睡也睡不着。每天恶性循环一般地吃、喝、玩、乐……
忽然有一天,他像是顿悟了,来了个180度的大转弯,打坐、练瑜伽,收心养性。情感方面,结束了第一段婚姻之后,与演员刘芸结合,看起来是“浪子回归”,进入到了稳定的家庭生活。回顾过往,他只有简简单单一句话:“当你体验了不同的生活之后,才知道什么是自己想要的。”
“音乐里有我最诚实的态度”
5月8日午后,《环球人物》记者在郑钧家的小区会所等着采访,他来了,对记者说:“这儿有点闷,我们去外面说吧。”在花园里,我们找了个阴凉地坐下,采访就这么开始了。谈话时他的嘴角总是微微上扬,笑起来时尤其帅气——当年,他可是摇滚歌手中的“偶像派”。
郑钧原来给人的印象是不妥协、不合作的,近来转型,变成了“贤夫良父”。但在这次轻松随意的采访中,能感觉到他骨子里我行我素、对音乐的执着与坚持并没有改变,只是更成熟了,对快乐和自由的理解多了一份理性。
《环球人物》:创作的过程是一种享受吗?
郑钧:写歌是一件非常奇妙的事情,旋律和文字合在一块,会产生超越性的东西。有些歌你听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眼泪就下来了,有些歌听的时候像喝大了一样的快乐。所以声音就是能量,痛苦的能量,悲伤的能量,快乐的能量。能够写出这种作品,把别人的能量给点燃了,你就是个伟大的作者。
写《回到拉萨》的时候,不知道为什么,脑子里突然出现这个旋律,我就把它写了下来。有个音乐学院学作曲的人,让我给他讲讲怎么构思的。但我真的不知道,它就像藏在我的脑子里。但有一点我能保证,歌里都是我最诚实的态度。
《环球人物》:为什么现在能打动人心的歌那么少?
郑钧:一个时代越物质化的结果就是人变得冷漠、麻木、混沌,这是一种其极可怕的状态。打动人心特别难,那一定是在完全非功利的心态之下写的东西,表达你最真实的情感。但是现在周围谁不是急功近利的状态?我们都是混子。因为这世界需要混子,这个时代不会有大师。原因是没有人能够像大师那样沉下心来去干一件事,花3年写首歌?3个月都不会,3个星期也不会!
《环球人物》:你曾经公然抨击过选秀节目,近年为何频频出现在选秀节目里?
郑钧:当年我很愤青,感觉整个音乐行业要完蛋了。最初,我对这个行业印象特别美好。发唱片的时候,我每去一个城市,当地年轻的DJ们带着我一起做节目,做完节目一起吃小吃,我们都是一帮理想主义的文艺青年,谈论起音乐特别兴奋。可是现在,这歌打到第几名,给多少钱,成了一个明码标价的买卖,这是一个行业的悲剧。我也是在那个时候,失望极了,才转去做动漫的。
选秀本身没什么问题,但它只是个电视节目,它并不是音乐行业,它不生产原创音乐,只生产明星。原创音乐的人才都流失了,那些写词、作曲的年轻人基本都写剧本去了,音乐行业已经休克了。
为什么我去了《中国最强音》,我想看看这到底是什么路数。去了学到很多,中国不缺好的歌手,但没有平台,选秀成了他们的唯一机会。
《环球人物》:看起来,你进入到了一种稳定的家庭生活。创作激情会不会有影响?
郑钧:客观地来说,有一定影响,因为大家所期待的那些摇滚乐,都是我在一种完全自残、自毁的生活状态中写的东西。当时特别愤怒,骂这个骂那个,后来发现,性格越来越暴躁、易怒,变得非常具有攻击性,最后身体的五脏六腑也出现了问题,反过来让你变得更加沮丧和郁闷。
现在我不想增加别人的情绪,而希望能够化解别人的情绪。我希望能够帮人找到一些关于生命的智慧,找到一些解脱烦恼、痛苦的办法。
《环球人物》:你怎么评价同为摇滚歌手的窦唯?
郑钧:我觉得他很牛。一个人的才华和他处于什么样的物质状态,没有任何的关系。并不会因为一个人坐了地铁而变得伟大,也不会因为一个人开了劳斯莱斯就变得很堕落。他的内心世界决定了他的境界。生活中,满足个人的基本欲望不是什么难事,但是,活得快乐自在是一件很难的事情。
作者:《环球人物》记者 赵晓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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