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廊尽头那幅画上有一条蓝色的金鱼，在两颗头颅下面，金鱼身体边缘和主体的绿色交融，恰好出现在女性的胸部位置。

画画的人不喜欢金鱼。“我没有见过一种类似宠物的东西，你不能抱它，不能亲它，不能带它出来遛。它不能晒太阳，每天在水里游来游去，不知道在想什么，狡猾诡谲。我很受不了这种心怀不轨的东西，充满了邪恶，又漂亮。”他又说了一遍，“我很讨厌这玩意。”

但它在那里很合适，这幅叫作《春天的呐喊》的画表达了一种不和谐的性关系，交缠的双手、因为大喊而暴露的牙齿和软骨，还有那条心怀不轨望着画外的金鱼。

这个画展叫作《溺爱》，36幅油画色彩浓烈，皆为卡通形象，去年在北京展出过一次，时隔一年后在深圳做了第二场同名展出。画画的人叫郑智化，名字来源于他对绘画的溺爱。

“画画是一件很快乐的事啊！”他说话的时候把尾音拖长，有种典型的台湾腔，“他们说郑智化你一辈子不卖一张画，可是我还是会画。我又不缺钱。” 然后摆出一副很臭屁的样子。

但他大概有15年没有画画，尤其是他作为歌手当红的90年代，时间被频繁的演出占据，直到1999年他决定不再唱歌，淡出公众视野，“不红了，当然就有自己的时间，原始兽性就出来。”

有一次家里装修重新上漆，需要把旧东西搬走腾出空间。绘画的颜料和原先的画被翻出来，他才意识到自己很久没画画了。为了抓回原来的手感，他把颜料重新检查，留下那些勉强可以用的，一点点挤出来，在空白的画布上画了一个人，匆忙之中忘了画头发和耳朵——此后他画作的大部分人物都没有头发和耳朵。

他觉得这样不错，没有头发和耳朵意味着没有身份，可以是任何一个人，也可以不是任何一个人。“我要让你去找寻自己的属性，就像你可以讲你的故事我可以讲我的故事，我为什么要把故事说完。”

5月下旬，画展开幕8天后，在展厅举办了一个小型的座谈会，郑智化同一些艺术家、音乐人、策展人坐在一起讨论自己的画，话题总是在90年代的流行音乐上缠绕，几乎每个人都提到了《水手》或《星星点灯》——这两首他最不想再唱的歌。

直到一个男孩站起来，谈论了展厅正面墙上那系列画作，整齐排列的四幅分别是爱因斯坦、玛丽莲·梦露、安吉丽娜·朱莉和李小龙的画像，人物的面庞一半是过曝的影像风格，一半是卡通风格。郑智化在解释这系列画作的时候说过，“当一个人在这个世界上被人家记住他叫什么什么名字的时候，他就是卡通了，他不会死你知道吗？”

那个男孩讲到绘画语言，讲到了这些画，让他觉得真诚，他说画画的人“在消灭之前的自己，把之前的自己杀掉，不管之前自己多成功，多被认可，然后在真实的自己生活的感受上面，找到一种新的自己”。

不知道他有没有注意到身后挂着这个系列的另一幅作品，悬挂在展览空间的正中，是人们最先能看到的一幅，那是一幅郑智化的自画像，叫作《郑智化是卡通》。

58岁的郑智化忽然抓到了那个词——“消灭”。

郑智化在深圳的展览上与粉丝合照

如果在21世纪初的那几年见到郑智化，会收到一张卡通风格的名片，他的职位是“大总管”，上面印着一个拿着冰淇淋和剑的娃娃。那时候他决定不再唱歌没几年，成了台湾阿拉叮科技股份有限公司的CEO，他们想做一款面向全世界的大型社群，能够24小时跟在身边。

项目并没有成功，直到2007年iPhone诞生他才意识到，阿拉叮缺少一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智能手机。

那段时间他早上六七点起床后还能送女儿去上学，8点半到9点到办公室开始工作，每天如此。日后他说起的“正常生活的尝试”便是指此。

但更多时候是“不正常的生活”，1990年代初录制《私房歌》的时候连续三个月每天只吃一家店的蛋包饭，从来不按时睡觉或起床；不会乖乖坐在书桌前写歌，有时候是在打游戏，有时候在梦里，更多时候是在卫生间。说到后来自己给自己总结——a typical old school guy（一个典型的老派的家伙），他说自己的一个臭毛病是一成不变。

老派还在于十分固执和极致。

不唱歌的这几年，他结婚生子、投资IT公司、收集金丝楠木、练习书法、绘画，他还做漆器，用漆涂在器物表面制成工艺品或者日用品。刚从漆树割取的生漆会“咬人”，郑智化不戴手套，徒手摸生漆做漆器，“因为你只有摸那个漆才知道它的感觉在哪里，温度、湿度是多少，每一个季节每天都不一样。”

徒手摸生漆易过敏，郑智化的手臂上还可以见到褐色的斑点，有时候生漆残留在指甲缝里变成黑色，一个月也洗不掉，他做一个类比——我这个人是不蘸酱油的，要吃就吃全餐。

前段时间他去看医生，医生建议他多爬楼梯，他听了生气，竟然让一个腿脚不方便的人去爬楼梯，“他就一直讲，最后他受不了，就说你要听我，真的，爬楼梯不只是会让你更健康，而且它会增加你的寿命。你知道我怎么回答他吗？我说，对，爬楼梯会增加人的寿命，但是你增加出来的寿命都在爬楼梯。”

但是女儿的到来让他发生了一些改变。

刚复出的时候他接受过许多媒体采访，谈论淡出的6年他去做什么，发生了哪些改变，话题绕不开那个给他带来巨大变化的女儿。在一则《北京青年报》的采访中，郑智化讲到从前总要把事情做得很绝对，女儿的出生使他重新认识执拗的那一部分。比如家里来的客人因为抽烟把椅子烧了一个洞，以前他要么丢掉要么不计成本地修补成原来的模样，现在他会保留那个洞。

他为自己花了38年才学会的一个道理感慨：“可见我这个人有多么的晚熟。”

“根本不是你在控制。”他指的是生活或者说命运，“有两种方式，一个就是说就顺它，以前的话我会杠，通常都是失败；第二种方式就是说你可以利用这个东西去做，在那个时间范围里面，在那个节骨眼上面，可以把很多事情做得非常透彻。顺是最重要的，不能逆。因为逆的话，你等于违背自己。不想写歌就不要写，我们又不缺这个东西。现在又很想写，那就赶快写。”

2005年，郑智化签约内地唱片公司后复出，意味着他将面对一个6年不见、发生了巨大变化的娱乐市场。

他也觉得有些人坏，明知道一挖他脑子和内心的东西，他就会不断地说出来，仍然会不断来挖，有时候还递上来一支烟诱他。

两年前在一档叫作《不凡的改变》的综艺节目中，他出现了一次情绪失控。节目邀请了三位音乐人改编郑智化的歌曲进行比赛，最后由郑智化选择一位进行同台演出。

音乐人方磊决定选《别哭，我最爱的人》，他与郑智化的经纪人交好，对方打电话来说，你选这歌，化哥肯定不跟你合唱。他问原因，对方也不知道。方磊决定提交到导演组，先是得知要被换掉，最后又有人坚决让他唱这首。

比赛时唱到一半，台上的方磊看到有人走到郑智化旁边，给他递了纸巾。郑智化在哭，直到整首歌唱完也停不住，几乎有十多分钟，节目无法录制。他听到郑智化的声音通过声带、话筒、音响一路传到他的耳朵里——“这是我的遗书。”

“如果我知道我不会唱，因为它其实就属于他自己，因为他这个歌确实很多人喜欢，每个人都有自己的解读方式，每个人都把自己的爱情往里装。”但那次唱完之后，方磊觉得它只属于郑智化，“别人有一万种解读，但它就是郑智化的。” 

我试图和郑智化谈论这件事情，他拒绝再谈：“他们说你怎么一天到晚都不能释怀。我没有不能释怀，我早就释怀了，是不能忘怀。哪有不能释怀，没有。”

他们后来再也没有提起过这件事情。方磊给我说过，不需要再探究内心。朋友们都说郑智化博学而善谈，他可以和他们谈论物理的弦理论或者佛学，谈论文学或者当代艺术史，虽然他们有时候不认同他激烈的观点，也不影响一起打几局大老二（一种纸牌游戏）。

一个人能被了解的程度只能到他愿意被了解的程度。“他是这样活生生的一个人，他自己的生活其实只有他自己知道，每个人都是。他有他自己的空间，我觉得他这种人更需要给他更多空间。”

另一位朋友、音乐人崔恕说郑智化更喜欢安静地待着。好几次崔恕去郑智化的画室都看到他在画画，一百多平的空间里，长宽两米左右的画布挂在墙上，他坐在为了画画而专门定制的升降台上，用操控杆调整方向。画画的时候，周围的环境也要保持极安静，针掉在地上也能听到的那种。

这么多年郑智化好像没有变，就像15年前崔恕第一次见到他的时候:4月初北京还没回暖，在天泽路女人街的上岛咖啡，崔恕辗转托朋友约到了在北京探亲的郑智化，彼时他还在担任一本音乐杂志的编辑，但那不是一次正式的采访。

他出门去迎接，郑智化穿一件大衣从车上下来，带点沧桑，没有艺人或明星的架子，穿过冷风进到屋里，善谈，亲和，坐了一会儿几个人开始打牌，像后来的很多次一样。

他常常说，大老二其实和人生一样，会打这个牌，你在很多事情上就会很顺利。

《鸵鸟低头》

大概从2001年郑智化开始讨厌写歌，因为该写的都写了，这件事情对他来说已经不再有挑战性，也意味着不再有乐趣。“每次写一个东西，只是一个新歌，实在是很无聊。自己都觉得，干嘛，又是另外一首歌而已。”这样的状况一直持续到我去见他的两天前。

论坛结束第二天我在酒店见到他。他用一只看起来能装下五百毫升液体的巨大高脚杯喝咖啡，他要从沙发上起身，调整坐姿，如果要移动脚，需要借助双手把它们拎起来又放下，会露出裤管里不锈钢支架的部分。

无论谈起唱歌、绘画、书法还是漆器，他的语气都是自信和肯定的。我问他是否有自我怀疑的时刻，“我很怀疑我有没有办法，100米可以跑10秒2，怎么可能？不用怀疑，根本跑不到。一分钟都走不到，腿有残障。”他立马接话，语速极快，然后反问我：“怀疑什么？你觉得什么叫行不行？人家会不会认同吗？从来没想过，关我屁事，他不认同就层次不够高，那就不要理他。”

腿部的残障无论如何也不能避免，偶尔还是会引起他情绪的微妙变化。

郑智化在一档脱口秀节目《智在说》里讲到过他刚成为歌手时的一件事情，宣传的工作人员带他去电视台录节目，从白天等到黑夜都没有上台彩排，导播明说是因为他拄着拐杖不好看。那天晚上他从电视台走两个小时到家，走得大汗淋漓，一开门倒头就睡，第二天起来再想，也不恨那些人了。很多时候他用这样的方法来面对问题，把情绪封起来，让身体产生多巴胺，然后再重新思考这件事。

方磊还给我讲过另一句话，“没见到真人的时候，听歌，也能发现他是个好要强的人。”

但在35岁之后，郑智化的膝盖开始纤维化，站着的时候疼得厉害，这是一个不可逆的过程。

2005年宣布复出的年底，崔恕为郑智化在北京展览馆策划了一场演唱会，他站着唱完了一个多小时。四年后同样在北展的另一场演唱会上，他不得不在凳子上坐一会儿，“我很担心很疼的时候影响我的发音和唱歌。很多朋友说没有关系，可是对我来说是很大很大的打击。我的腿如果到台湾或者到世界各地都没办法医好，那今天晚上的演唱就是最后一场演唱。”

崔恕和公司一直想给郑智化办一场大型的演唱会，去年夏天的时候他们找团队设计了一款辅助站立的器械，但成品出来后，测试发现安全性能不高，而郑智化不愿意坐着唱歌，只好放弃。

他曾经努力写歌然后唱歌，非常渴望留下一些活过的证据。他生活老派，不去理会外界的评价，长时间待在画室里画画，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他认为画画是一件私密的、与自我交流的事情，因此不想把画展出，直到年纪渐长，慢慢意识到“我没有办法永远拥有这些东西”，然后又把它们拿出去，看着这些出自他手并且短暂拥有过的作品散逸到各处。

现在他又想写歌了，“如果真的要写，那把自己推翻掉，可这不可能啦。应该把一个自己，一个从来没有看到的自己拿出来，提炼出来，这样写出来的才有意思，才真的有他的灵魂。所以现在又有这个想法，就觉得挺好玩。”

就像画展论坛上那个男孩说的那样，“Newborn，重生，很好玩。”

从最早为广告而作、旋律配器都花哨的《开心女孩》，到讲述矿工儿子、批判城市欲望的《老幺的故事》，到街头偶遇一个女孩、捕捉一个人间分镜的《堕落天使》，到在浴缸里写成、于圣火九二晚会演出并令他大红大紫的《水手》，到描述疲惫生活、以理想者姿态面向现实的《中产阶级》，到关注政治、在台湾解严后意识到困境的《大国民》。

上世纪90年代，郑智化可能是流行文化最重要的一批人中的一位，擅长用音乐讲故事。在他最当红的几年里，天南海北的年轻人拿着磁带反复听，或从朋友家借来翻录，录到听不清歌词，播一句按下暂停键学唱一句。

“郑智化是一个眼睛特别毒的一个创作者，他能看到没有人关注的角落，不只天天写一些情情爱爱的，他也在写社会得各个阶层，讲各种各样的故事。”方磊说。

《老幺的故事》提供了一个解读郑智化的视角，此后的创作都没有超出这第一首歌的范围，而郑智化也没有改变他的姿态。反叛的主题在他生命中几乎一以贯之。

“我很唾弃文明。”郑智化说，“只是很多东西很多题材在文明世界里面，让我带着热情跟怨恨去创作。很多人看我的画初看之下觉得蛮可爱，其实笑里都有藏刀，糖里都有藏盐的。我五六年来潜心去画这些东西，是想借用卡漫的方式去表达我对这个文明世界的讽刺。”

比如《谁裸体》在讲审美同质化，比如《习惯动作》在讲人们拍照时只会摆出一种动作，比如《瓷罂粟》在讲毒品的影响。

《瓷罂粟》

二手玫瑰的主唱梁龙第一次看到郑智化的绘画时觉得很意外，“他不是玩票，卡漫这东西来讲本身就应该是可爱的，可爱夸张放大的，但是它除了可爱夸张放大，你突然发现它里面有阴险，有恐惧。”

郑智化有时候形容自己是个傀儡，被体内各种横冲直撞的能量支配，“我身体里住了不知道什么鬼在里面，我摆脱不了，他叫我画画我就画，他叫我写歌我就写。”

“敏感会让人很辛苦。”梁龙说，敏感本身是件消耗的事情，而创作者必然是敏感和孤独的。梁龙给郑智化的画做推介，有一次私下聊天他问郑智化，“卖不出去怎么办？”

“卖不卖无所谓。”

“那不卖你有什么想法？”

“反正跟我一起进坟墓。”

梁龙觉得郑智化偏悲观，“有一点是会对自己整个作品创作有归宿性思考。”郑智化承认在他年轻时会把所有事情都往最坏的方面去想，到现在还是如此，如果能想到最坏的那个结果可以承担，那就没有最坏。

“现在我可以讲一句，你可以夺走我任何东西，没有感觉。我知道什么是我会留下来，什么是我可能会没有的，没有就没有。老天给了要感恩，老天不给你，你也不用沮丧，就这么简单。包括生命。”

那么关于活过的证据呢，已经留下了，现在要找更多更好的证据，万一有一天不在了，这些也还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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