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性侵事件的发生，并不是二人的首次见面。

此前，伊藤诗织在纽约学习新闻时，二人曾经见过两次，2015年4月3日，他们在这次饭局上再次相遇。伊藤表示，是自己主动联系了山口敬之，对方表示自己或许可以为她在自己的部门找一份工作，邀请她小酌两杯并共进晚餐。

但直到见面时，伊藤才意外发现一起吃饭的只有他们两人，他们在餐馆先后喝了啤酒和清酒后，伊藤感觉有些头晕，走进卫生间后晕倒。之后，在凌晨时分，她意识清醒过来发现，自己已经在山口的床上，并且全身赤裸。

▲伊藤诗织  图据《纽约时报》

事后，警方锁定了搭载伊藤诗织和山口敬之到酒店的司机。司机表示，伊藤开始时意识尚存，要求司机将她送到附近的地铁站，但是山口敬之命令他送他们二人到酒店。

这名司机回忆，当时山口敬之还解释说他们随后有工作要做，并且说了一些类似“我不会对她做什么”的话。而当车停在酒店门口时，司机表示，伊藤诗织已经有五分钟“一直没发出声音”，当他转过头看的时候，她已经瘫软在后排的座位上。

▲当时山口敬之下榻的喜来登酒店。图据《纽约时报》

“那名男性（山口敬之）试图架着她走到酒店门口，但是女方一直没有动，”司机说，“所以他先下了车，把自己的手包放在地上，把自己的肩膀送到了女方的胳膊下面，试图把她扛出出租车。在我看来，当时那名女性已经是完全不能自己行走的状态。”

从出租车上下来之后，山口敬之和伊藤诗织又出现在了酒店大堂的安保摄像头中。从视频里可以看到，当夜11点20左右，山口敬之驾着伊藤穿过大厅。

伊藤说，等她醒来后大约是凌晨5时，她从山口身下挣脱跑进卫生间里。她说，当她刚从卫生间出来，“山口就疯狂地把我推到在床上，他力量太大，我无法反抗，只能拼命尖叫。” 

她坚信自己是在吃饭时被山口下药，但是目前并没有足够的证据支撑她的怀疑。而在山口方面，他坚称伊藤只是喝多了。“她已经不是个孩子了，如果她能控制自己，这样的事情就不会发生了。”山口说。

他表示，自己之所以带伊藤回酒店是因为担心她自己找不到家，所以把她也一并带回了酒店。他承认把伊藤带回自己的房间“不太妥当”，但是他仍坚持,“把她扔到地铁站或者酒店大厅里也不合适。”

2015年，28岁的伊藤诗织对山口敬之提起民事诉讼。

在此前的发声中，她表示，警方其实已经获得了酒店安保摄像头的录像，显示山口敬之扶着毫无意识的她经过酒店大厅。并且，警方已经找到并询问了搭载他们的出租车司机，该司机确认二人在上车时，她已经意识昏迷。

▲喜来登酒店。图据《纽约时报》

伊藤称，调查人员此前曾承诺会逮捕山口，但是最终，这场审查却宣告无疾而终。“我知道，如果我选择矢口不言，这种性侵后令人恐惧的沉默气氛永远不会被打破。”她在接受《纽约时报》的采访时表示。

但是在另一方面，现年51岁的山口敬之却仍然坚决否认自己对伊藤诗织的性侵，表示“当天晚上没有发生任何违法事件”。

而在另一封事后二人往来的邮件中，山口直接否认了伊藤关于强奸的指控，并建议二人可以咨询律师的意见：“即便你坚持是‘准强奸罪’，你也不可能胜诉。”山口敬之在邮件中写到。

在日本的法律中，有一项罪名为“准强奸罪”，这项罪名的定义为“利用女性丧失意识或无力反抗的状态与之发生关系”，而在美国的很多州，同样的罪行被定义为二级强奸罪或性侵罪名。

伊藤说，她离开酒店后匆匆赶回家洗澡。现在，她知道那是错误的做法。“我应该直接去警察局，”她说。

她的犹豫并不罕见——

御茶水女子大学性别研究教授Tamie Kaino说，很多遭到性侵的日本女性“都会怪自己，她们会说，‘哦，这很可能是我的错。’”

她说，最初接受报案的警察劝她不要起诉，对她的故事表示怀疑，因为她讲述时没哭。她说，还有人说，由于山口的地位，她很难打赢这场官司。

不过伊藤表示，在她敦促警方查看酒店的安全监控录像后，警方最终开始认真对待她的案子。

她说，随后警方进行了两个月的调查，之后，她在柏林做一个自由职业项目时，探长给她打来电话。他告诉她，根据出租车司机的证词、酒店的安全监控录像以及在她胸罩上发现的山口的DNA，他们准备逮捕山口。

伊藤说，这名警探称山口将于2015年6月8日从华盛顿飞回东京，他们将在机场逮捕他，警探要求伊藤返回日本协助询问。

然而到了那天，这名警探又打来电话告诉她，他在机场，但一名上级刚给他打了电话，命令他不要逮捕山口。

“我问他，‘这怎么可能？’”她说。“但他回答不了我的问题。”

▲伊藤诗织出版《黑箱》讲述自己的经历。图据《纽约时报》

在伊藤诗织公开提出指控不久，日本记者Atsushi Tanaka就该案件向东京警方一名高级官员发出质询。

Atsushi Tanaka在给新闻周刊的报道中说，曾任安倍内阁官房长官助手的警视厅官员Itaru Nakamura证实，调查人员原本准备逮捕山口敬之——但他阻止了他们。

而所有这些指控并未影响山口敬之在东京广播公司的职务，但他在2017年因发表了一篇颇有争议的文章在网络舆情压力下辞职，目前在日本做一名自由撰稿人。

负责对伊藤诗织的指控进行调查的少数记者之一Isoko Mochizuki表示，她要面对来自新闻编辑室里的男同事的反对，他们之中的一些人就因伊藤没有即刻去医院而驳回了这个报道，认为问题在伊藤身上。

“媒体报道的性侵犯新闻数量不多，” Isoko Mochizuki说，这可能正是伊藤想公开发声的原因，“我觉得女性自己还是得坚强起来。”

然而，有学者表示，这一数字的原因很有可能是日本女性并不倾向于把“未经双方一致同意的性行为”说成是强奸。甚至在日本相关的法律中，也并没有把双方是否就性行为达成合意定为强奸规定进去。

对于日本女性来说，“约会时遭遇性侵”是一个暧昧不清的概念，而关于性侵的教育也远远不够。

而更加诡谲的是，相比欧美诸国，在日本的许多漫画与色情作品中，赤裸裸的强奸内容往往被包装成对女性的一种满足，而对于很多日本人来说，这些素材往往就是他们性启蒙的来源。

而且，警方和法律部门往往对于强奸的定义过分窄化，一般来说，只有在出现了强制暴力和自卫的迹象时，他们才会作为强奸案进行调查，而如果施暴方或受害者一方在案发前曾经喝酒，他们往往不鼓励受害者起诉——

例如，就在2017年的年底，日本横滨警方刚刚撤销了一起案件的起诉，在该案件中，六名大学生被控强迫轮奸另一名女生，而该女生在案发前喝了酒。

而在日本，强奸案件即便走到了起诉甚至定罪的一步，施暴者有时也不会入狱服刑。日本法务省数据显示，在被起诉的强奸犯中，十分之一的人只被判监禁缓刑。

例如2017年，东京附近千叶大学两名学生被判轮奸醉酒女子罪名成立，被判缓刑获释；2016年，在另一起团伙性侵案中，作为主犯的一名东京大学在读学生也被判处缓刑。

受到这些案件的触动，在近期，日本一些社会活动家开始发起了“不想就是不想（No Means No）”活动。

“这是最近才出现的事情，”日本上智大学教授Mari Miura表示，“时至今日，日本民众仍然没能真正理解到底什么是‘同意’，而这一模糊让日本男性从中获利。”

在日本内阁此前的调查中，日本遭遇过强奸的女性中，三分之二从未告诉过朋友和家人，只有4%选择报警——与此相对的是，美国司法统计局调查数据显示，美国遭遇强奸的女性中，约三分之一的人会选择报警。

早稻田大学性别法律教师Tomoe Yatagawa表示：“日本对于女性的偏见仍然深重，很多人都没有意识到性侵对于女性的伤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