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戴敏洁

编辑｜槐杨

《第一炉香》开拍前，俞飞鸿与导演许鞍华见了很多次面。有一回，在俞飞鸿北京的工作室，聊天结束，许鞍华合上笔记本，突然问俞飞鸿，为什么想演姑妈这个角色？

俞飞鸿愣了一下，她一向不太擅长用一句话描述事情和心情。她想了想，说，我没有跟姑妈一样的经历，但是我能告诉你，到我现在的年纪，这半生的经历，我了解这个小说里头所有的男人，也了解这个小说里头所有的女人。不但了解所有的男人和女人，我甚至理解所有的男人和女人……里面所有男人和女人做的事我一点不奇怪，也不惊讶。

俞飞鸿非常想演姑妈。她对张爱玲一直喜爱，甚至痴迷。在不被允许看闲书的少女时代，她开始看张爱玲。20多岁，她想演《第一炉香》里的葛薇龙、《金锁记》里的七巧、《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尤其葛薇龙，对于一个年轻演员来说，这个角色足够复杂、深刻。30多岁，她还会反复看张爱玲，40多岁，快到姑妈的年纪了，她觉得自己可以演姑妈了，怎么还没人拍《第一炉香》？她跟好多男性导演和制片人提过，他们都觉得，这有什么好拍的？不就是一个逼良为娼的故事吗？

俞飞鸿当然不这么理解，这里面有很多人性的可悲、冷漠、无奈以及纠缠不清。终于，2018年，听说许鞍华要拍了，俞飞鸿第一时间告诉许鞍华自己想演姑妈这个角色，那时，片方还在斟酌，预计到9月份定角，但到了9月，片方并未发来消息，俞飞鸿以为他们已另有人选，没再追问，她做事相信缘分，不懂得争取。没想到2018年底，她正在参加一个颁奖典礼，手机跳出许鞍华发来的微信，「你还愿意演姑妈吗，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想要看看剧本吗？」

「我当时就傻了」，俞飞鸿说，「我就哈哈哈哈，给她发了十几个『哈哈』。」

那一刻，她想，这就是「念念不忘，必有回响」。怎么会不愿意呢？她想不通有谁在她这个年纪会不愿意演姑妈。

电影《第一炉香》改编自张爱玲的小说，讲的是上海女学生葛薇龙到香港投靠姑妈梁太太。姑妈是家族的背叛者，甘愿嫁给富人做小，富人死后，姑妈又有了好多情人，但终究年纪大了，她想培养一个「接班人」，接收她表面是宫殿、实际是坟墓的「事业」，送上门来的葛薇龙成了最好的选择。

在小说里，姑妈没有名字，只是「梁太太」，前半截人生只有一句交代：「兄弟们给我找的人家我不要，偏偏嫁给姓梁的做小，丢尽了我娘家那破落户的脸。」俞飞鸿从「破落户」三个字开始解读，一个祖上做官或者有家世有祖产的人家在时代的大变迁和战乱中逐渐衰败了。而姑妈，一定是年轻时尝到了家里光有名声没有钱的难处。她理解姑妈不是一个简单的或者单纯的「恶」人，而是一个在自己的逻辑中行事的人。

半年时间里，俞飞鸿推掉了几乎所有工作，包括一部现代戏，她没有办法在「婆婆妈妈的戏」里来感受这些。她提起白先勇的小说《永远的尹雪艳》，一个百乐门的舞女，大家闺秀般的交际花。姑妈要有那样的姿态。到开拍前三个月，她的时间里更是只有姑妈，她锻炼身体，看导演许鞍华让她参考的电影，都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作品，比如张爱玲担任编剧的《太太万岁》，还有《苏丝黄的世界》《生死恋》《斯通夫人的罗马春天》，都与《第一炉香》有时代背景、故事情节或者危险关系的相似。

她甚至开始「回炉学习」，邀请姜若瑜到家里给她上了16节方法派表演课。姜若瑜是中央戏剧学院表演系教授，率先将美国「方法派」理论和实践引入国内。这是一种塑造了20世纪美国演员表演风格的重要教学法，是体验派的一种衍生，力图帮助演员获得最真实的情感，同时强调演员必须在表演中富有表现的能力。

她确实用上了。《第一炉香》里，姑妈与唱诗班男生卢兆麟有一场情欲戏。那是俞飞鸿与尹昉第一次对戏。开拍之前，两人没有排练。俞飞鸿要演出姑妈嗅年轻男人的体味，体现姑妈的欲望。她在蚊帐里和尹昉胸前衣服上喷上了自己最喜欢的香水。电影里，俞飞鸿穿着藕色的蕾丝吊带睡衣，从床上缓缓起身，凑近坐在床沿的年轻男子。脸靠近他的脸，鼻尖碰着鼻尖。

2019年，俞飞鸿只拍了这一部戏，「带给我作为演员的无尽的享受」。她沉浸在角色里，有次坐在监视器后面等布景，扮演葛薇龙的马思纯一回头看见她，哎呀，姑妈，你的微笑有点诡异。后来，剧组里上上下下都叫俞飞鸿「姑妈」，杜可风这么叫，许鞍华也这么叫。

拍摄在一座岛上，演员们就住在「大宅」附近，有时候凌晨三四点收工，走在回酒店路上，俞飞鸿回头看那所宅子，就像张爱玲小说里写的，「那巍巍的白房子，盖着绿色的琉璃瓦，很有点像古代的皇陵」。

几乎每个人都在这部戏里面寄予了自己的某些期望。导演许鞍华想好好地拍一部恋爱故事，因为这一生没有怎么谈过深刻的恋爱，想在电影里「爱一回」。造型师和田惠美83岁了，每个人物定妆时她都在。电影里姑妈年轻时结婚那场戏，俞飞鸿原本的发型是素净的，实拍时，和田惠美又赶到上海，要给姑妈耳边加上一朵白花。戏拍完，和田惠美握住俞飞鸿的手，请翻译告诉她，自己特别高兴，因为俞飞鸿把她的服装穿出了她想给这个角色的味道。2021年11月，和田惠美去世，《第一炉香》成为她最后的作品。电影拍摄时，她已被诊断出患有胰腺癌，抱病工作。许鞍华和俞飞鸿相约，下次见面，要一起举杯向和田惠美致敬。

俞飞鸿问过许鞍华，为什么选我演姑妈？很多人都觉得我太正了，不太像。

《第一炉香》的故事发生在1937年之后，葛薇龙为避上海战祸，去到香港，但1941年底，香港沦陷。姑妈那所大宅里的醉生梦死，是终究要陷落的人的最后挣扎。

许鞍华回答俞飞鸿，这是一个暮气沉沉的故事，我不想再找一个暮气沉沉的人来演。

俞飞鸿很美。姜若瑜对她的评价是，一个水晶容器。姜若瑜给许多演员做过表演指导。在她眼里，好演员首先得是个容器，能够把角色的东西装到身体和精神世界里面去，而如果形容俞飞鸿，光是透明的或者玻璃的容器，都不够美。

得是水晶质地的、能反射着光的，才是俞飞鸿。

四年前，俞飞鸿出现在许知远的节目《十三邀》里，刚一落座，许知远不自觉地对她说：你真是很好看啊。演员柯蓝第一次见到俞飞鸿，就「被她的美色所诱惑」——柯蓝在电话那头笑着讲述当时的场景，「俞飞鸿的眼睛『啪噔啪噔』看着你的时候，你就觉得这姑娘咋长得这么好看！简直了。」她刚吃完榴莲，忍不住对着俞飞鸿的脸亲上一口。

不久前，在片场，一个25岁的女演员问俞飞鸿，姐姐，你保养多好，我都有法令纹了。俞飞鸿感到惊讶，25岁，思考的问题是这些吗？

生而美，她没有太在意过这件事。20多岁时，俞飞鸿思考的问题跟美毫无关系，她觉得自己那时的脸「硬邦邦的」，对于未知有一种警觉，她冲撞地想要一种自由。

俞飞鸿生于杭州一个知识分子家庭，秩序明确，她一直很乖，「说话声音三米外都听不到」。但她总想离开，在杭州念了一年大学后，她又考北京电影学院，来到北京，获得了一种表面上的自由。

「我以为来北京就撒丫子了，原来不是。」她发现自己性格中的局限。她不敢愤怒。与室友有了矛盾，她没法表达，自个儿踢脸盆发泄。她容易脸红，她很讨厌这一点，但没有办法。她很难说不。某些场合，她煎熬地看着时间一分一分地过，也不敢提出自己想走。她不能说清那个东西是什么，只是「各种纠结，说不出来但难受，不畅快，但又不知道怎么表达」。

1993年，俞飞鸿毕业，留校任教。她没有住在学校分的宿舍，自己租了房子，她想要装一个电话，同学立刻来给她装上了。这种习惯性的人情的存在，「我痛恨自己屈服于这样的依赖」。她觉得什么都不对，不能做到一个舒服的、开心的自己，想去达到，却不知道怎么去做。

一年后，俞飞鸿辞去教职，去了美国洛杉矶，当时的心情，非洲也好欧洲也好，反正要去一个完全陌生的地方。她在那里待了三年，进修了英语。

「生活啊、人生啊、将来啊，很多未知数，在焦虑那些。将来我要怎么样、怎么办呢，想要什么样的生活啊，想要什么样的工作啊，自己都不知道，还在一步一步琢磨，一步一步感知。」

1997年，俞飞鸿记得非常清楚，有一天吃完晚饭，在一个十字路口，她正在穿过马路，余光看到有车过来，在美国，汽车必须严格避让行人，但那辆车没有减速，她快跑几步，躲开了。她感到愤怒，冲过去踢轮胎，用尽知道的英文脏话骂了一通。

这是一件微小的事，但她突然意识到自己学会了愤怒，「不能表达」是一个壳，压抑她很多年，现在她打破了，「打开发现天是亮的」，她形容那种感觉，「循着那个光就一直往前走」。

1997年夏天，俞飞鸿回国，接拍了电视剧《牵手》，并由此为大众所知。这也是她的朋友赵赵最喜欢的她的角色。那时她们互不认识，赵赵在电视上看到俞飞鸿，愣了一下，觉得这个女演员很不一样。俞飞鸿在《牵手》里饰演的王纯是个年轻的北漂女孩，一个第三者，本是不讨巧的角色，但赵赵觉得，她把角色演得「完全可以理解」，观众因之理解了为什么男性会为了这样的女孩纠结和心动。后来，赵赵一直记得俞飞鸿，一个飞扬的名字。

第二年，俞飞鸿饰演了电视剧《小李飞刀》中的「惊鸿仙子」，名叫杨艳，一个明艳不可方物的角色，被网友评价为「飞鸿之后，再无惊鸿」。之后，她又饰演了留美女医生舒文静、高贵美艳的慕容秋荻、有成熟女人独特风韵的珊莉……她逐渐变成一个美的符号，围绕她的问题总是：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美？

「一个非常贤淑、非常漂亮、非常安静、非常知性的女性」，这是姜若瑜在认识俞飞鸿之前对她荧幕形象的总结，也就是「一个中国传统意义上的女性」。但2019年春天，雾霾没有，阳光很好，姜若瑜见到俞飞鸿，她发现这个人和她的印象有点不一样。

她们在俞飞鸿的家里上课，姜若瑜发现，俞飞鸿的家很开阔，很敞亮。她记得俞飞鸿的眼睛，交谈的时候、提问的时候，眼神很笃定，没有任何躲闪。她们面对面坐着，姜若瑜看向窗外，窗外有花，有蓝天，阳光从俞飞鸿背后打进来，她的样子有点儿朦胧。在那些纯粹的、属于电影的时间里，俞飞鸿谈起过自己拍《爱有来生》时的事情，姜若瑜觉得，她的性格里有更锋利和独立的部分。

《爱有来生》是俞飞鸿唯一一部执导的电影，改编自女作家须兰的短篇小说《银杏，银杏》，讲述了一对恋人无法结合的故事。第一次读到这篇小说是在1996年，小说很短，9000多字，她读得粗糙，但故事一直萦绕在心头。故事里的情感「执拗到有点动人」，她一下买了10年的版权。

几年后，在北京的一家咖啡馆，俞飞鸿跟赵赵讲了这个故事。她打算把小说改编成电影，想请赵赵作为编剧来写剧本。赵赵听完，觉得小说改编成电影有技术上的难度。赵赵之外，俞飞鸿还找过另外两个编剧来写这个故事的剧本，都不满意。

「人有的时候会被某一类东西突然给抓住了」，赵赵形容俞飞鸿执拗于这个故事，她不断提起俞飞鸿身上的那股「拧巴劲儿」：「她认定一个事，你觉得是问题，她都觉得不是问题，她都能解决，她就只要干这个事，你跟她说一万条困难，她都觉得不是困难。」

那会儿大家都用MSN，跟俞飞鸿聊天，对话框总显示「正在输入中」，过了好一会儿，才蹦出一个「哈哈」。打字这么不利索的人，决定自己写剧本。

那一年的时间，俞飞鸿停止接戏，就在家里写，进展缓慢，书桌本来靠墙，有时她写不下去，一抬头，眼前又是一面白墙，「真的想撞墙，特别想撞墙」。她把电脑挪到客厅，面朝落地窗，再写不下去，「还能遐思出去」。仍然写不下去时，她就去跟朋友们聚会，吃吃喝喝，回来接着写几百字。

以一种固执和笨拙的姿态，俞飞鸿把剧本完成了。赵赵看了，觉得还行。俞飞鸿也觉得，「不至于像个狗屎，起码是可以拍的」。她拿着剧本到处找投资人，一遍遍讲这个「爱而不得」的故事。为了拍这部电影，俞飞鸿把房子卖掉，成为电影的两个出品人之一。

看电影的时候，姜若瑜觉得俞飞鸿「好像非常美地，非常轻松地、自如地就把这个东西做完了」。电影中有个场景，镜头推下大片油绿的山坡，俞飞鸿饰演的阿九站在山崖边，再往前，是广袤的群山。

俞飞鸿说，它不会再出现在其他影片中，「不符合（电影）的操作规范」。景在腾冲深山中，海拔3000米以上，剧组找了好久才找到这个地方，没有车道，只能徒步。俞飞鸿请了70多个民工负重，演员在山下化好妆，再拎着自己的东西，一步一步，爬45分钟才能到达。

拍《爱有来生》前，每拍完一部戏她都会病一次，但拍摄《爱有来生》，「我要病倒了全组就倒了」。她连续半年每天只睡三五个小时，总在心里默念「不能生病，不能生病」。剧组计算到了腾冲的雨季，但那一年，雨季提前到来了，「（雨下到）第三天的时候，我站在房间的窗前，看着外面的雨，内心没有起伏，没有悲哀，是一片空白。当最不希望的事情发生时，是没有感觉，是漠然，是空白。」在《十三邀》里，她说。后来，景倒了，剧组撤回一个月，她仍然没有生病，雨季结束后剧组回去继续拍，杀青回到北京，第二天，她就病倒了，高烧了一礼拜。

2009年，《爱有来生》上映，字幕上，出品人是俞飞鸿，制片人是俞飞鸿，编剧、导演、主演，全是俞飞鸿。赵赵和她开玩笑，「建议在片头写上：就俞飞鸿一人儿！」

这部电影投资2000多万，票房并不高。但赵赵认为，俞飞鸿并非是一个对当导演有野心的人。她只是很喜欢这个故事，想干这件事，干成了就行了。「我不认为对她会有什么打击之类的，她摩羯座，她会从中找到那种正面的、振奋的、经验类的东西。」

时隔十几年再来看《爱有来生》，你很容易看到它的生涩，电影使用了很多旋转镜头，有短评说，「看得眼晕」，女主角也就是俞飞鸿饰演的阿九总是面无表情，只有一句台词，「茶凉了，我再去给你续上」，视频网站弹幕里有人说，「原来女主是个复读机」。它多少有点不合时宜，但100分钟看完，你会被一种沉默的执拗触动。

「打动我的并不是爱情，是错过」，俞飞鸿说，而错过背后是一种生命的不确定性。那个时候，生活对她而言还有不确定性，「你能知道明天发生什么吗？我们活在这个世界上，它让你活下去的瘾头也是这样的，让你痛苦，让你烦恼，或者让你不安定的也是这样的：你不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

赵赵觉得，拍完《爱有来生》，俞飞鸿没有那么好看了，有点显得疲惫，「那给她累得够呛」。但俞飞鸿没有在意这些，她回答那个问题：你怎么看待自己的美？

「长相这个东西，我实在是毫无骄傲感，因为我对它没有任何贡献或者创造力在这个上面，所以我不觉得我有什么可以因为这个事情而自豪的。不管你相不相信，对于我外表的任何赞许或者赞扬，我都表示感谢，但我不会去多想这个事情。」

美也是一种特权，你使用过它吗？

「特权是把双刃剑，你要使用它，那它随之带来的别的东西你也要有能力去承担、承受。是不是要用，你要好好想一想，我是不太想用」，她笑了起来，「我尽量不去使用它，我会刻意不使用它，因为长相而受到更多的关注，这些其实我有时候很害怕，这是多余的，不该我得到的东西。」

编剧李樯觉得俞飞鸿是个可以放下自己的人，演员多多少少对自己是蛮在意的，但俞飞鸿毫不在意自己，这成为她进入与她截然不同的人物的条件。他喜欢俞飞鸿的作品是《牵手》和《小丈夫》，都是有烟火气的角色。「别人老觉得她高冷啊，不老女神，冻龄啊，把她给高冷化。实际上我认为她不是那样的人。」

《小丈夫》是一个关于姐弟恋的题材，俞飞鸿扮演便利店店长姚澜，她声音尖利，走起路来大摇大摆，她抓奸，吵闹，天天情绪就像坐过山车，充分面对生活的鸡毛蒜皮。这是一个极度外放的角色，她10年前演不了，「我放不开自己，你是乖乖女长大的那种，你做不来这些」。但在《小丈夫》里，她觉得自己像拉橡皮筋，「看看自己能拉到多大，可以去尝试这个弹性了」。

剧中杨玏跟她演对手戏，杨玏觉得，姚澜是一个有点裹足不前、心理负担很重，面对「姐弟恋」的社会压力有很多犹豫的女人，但现实中的俞飞鸿从不抱怨，「我感觉她可能是在刻意保持自己内心里更单纯的那一面，不让自己变得更加复杂。在我看来，她是一个很清澈的人。」

俞飞鸿的工作室位于北京朝阳，十几年来没有变过。进门，一张白色大桌子，几把椅子，白色书柜里随意放着一些合照、奖牌和书籍，墙上挂着的还是《爱有来生》的海报。几乎没有装饰。她随身带着两个保温杯，一个装咖啡，一个装养生茶。她不太明白大众为什么觉得她神秘。

「我特别怕采访的时候问，你日常的一天是怎么过的？你怎么过的我就是怎么过的，这有啥不同？天天问我这个。我就很纳闷，怎么说呢？早上起来开始上厕所？……他们期待我说什么？要让我说出来像仙女一样，早上起来，先摘一片云下来，踩上去一跳一跳？我都不理解，这个问题的意义何在，就是我有哪里神秘？你怎么过，我也怎么过。」

柯蓝和俞飞鸿家离得近，常串门儿。她说，俞飞鸿在吃上面总将就，比如，俞飞鸿点烤鸭外卖，包装里有水汽，烤鸭的面皮不但不热乎了，还粘在一起。柯蓝觉得不能忍受，俞飞鸿就说，哎呀，凑合凑合。「重要的不是吃什么，重要的是要聊天，要掏心窝子，要进行心灵的碰撞。」柯蓝说，「我们俩在一起完全不是小学同学会，没有窸窸窣窣的事情……都是坦坦荡荡的，言无不尽。」

李樯说，俞飞鸿是一个有情有义、对他人用情用性的人，「她对别人的事情，一些艰难也好，很上心，很敏感。」去年，她出钱帮电影学院的两位老师做了手术，她跟李樯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为母」。有时候李樯请她让工作人员办点事，俞飞鸿会说，她今天忙了一天，让她回去休息吧。助理过生日，俞飞鸿给了一笔钱，让她装修房子。柯蓝说，不用说俞飞鸿对工作人员多好，「你看看跟的时间多长就知道了」。她的工作人员已经和她共事十几年了。

「我老是看着那些表面上吃斋念佛、对身边人非常苛刻的人，我心里有一个字，脏话，你知道吧，太他妈装了。我觉得最起码的，你让自己身边人活得好点，这才是最重要的，身边的人一涨工资，就哎呀，各种埋怨什么的，我就觉得，你吃斋念佛都哪儿去了。但俞飞鸿不是的。」

柯蓝说俞飞鸿，「母爱泛滥」，「她一旦喜欢你，哎呦我的妈呀，这啰嗦的呀。她知道我身体不好，心疼，有什么好的医疗方法，有什么好的药，她永远是第一时间坐在家里就想你，跟你说这些养生什么的」，她大大咧咧地在电话里向《人物》吐槽自己的朋友，但是，「她对认为是朋友的人的健康啊、关爱啊，她是言无不尽的，这是她底色的善良和温柔啊。」

李樯有段时间身体不舒服，俞飞鸿总记挂着，给他推荐医疗App，给他介绍大夫，碰巧她出差，她一直催促，你去了吗，你去了吗，你要不去，我得逼你去，又打电话，你去了吗？还说自己第二天出差回来，要陪他一起去看医生。「这需要一个人特别大的善意，我们都与人为善，听到什么也都会跟朋友介绍，但这么千叮咛、万嘱咐也蛮难的，因为自己也有很多要解决的问题」，李樯说。他觉得俞飞鸿是一个有温度的人，一个可以信赖、可以托付的人。「难的时候，你能够张嘴向谁去说这个事情，证明那个人是具有人格力的。」

在赵赵这群朋友里，俞飞鸿是一个核心人物，百分之八十的聚会都是俞飞鸿张罗的。「她家弄得就跟样板间似的，一尘不染，然后精心摆上各种小零食，恨不得位置在哪儿都是不能动的那种，张罗大家吃饭啊，聊天八卦啊。」

前段时间，俞飞鸿去看了赵赵编剧、唐大年执导的电影《寻汉计》，十分喜欢，把两个人叫到家里吃饭。吃完，俞飞鸿突然说要给唐大年颁奖。卡片是之前就准备好的，她在上面写上「XX小区奥斯卡最佳导演奖」，郑重地颁给了唐大年。唐大年的小名叫牛牛，导演风格有些日式，俞飞鸿称他为「小津牛二郎」。

赵赵看到，唐大年脸红，尴尬得汗都流下来了，但是「她就是觉得特别好玩，坐那儿嘎嘎乐，有点幼稚啊，但是你又觉得特别暖心的那种」。

唐大年第一次见到俞飞鸿时，她还在北影读书，他和张元一起，找俞飞鸿交接《落水狗》的录像带。待俞飞鸿在美国拍完《喜福会》回来，一帮后来被目为「京派文化圈」的年轻人经常混在一起，在酒吧里聊天，俞飞鸿也在其中，唐大年当时对她的印象，「就是个女演员」，算不上熟悉。后来，因为妻子赵赵和俞飞鸿相熟，他们也熟悉起来。他觉得俞飞鸿最大的个性在于保持一种距离感。如果不感兴趣、不喜欢，会拒绝，「有人想带她不认识的或者她不熟的来，她不愿意。」

她不太愿意和人周旋，李樯说。《爱有来生》拍完后，一直有人找她来做导演，她曾想执导一个短片，后来发生的事，「触及了她作为导演的底线」，「她说我在别的地方可以忍让，但是在工作上，职业上，我不能这么妥协的，宁可不拍，也不能让自己在这不该弯腰的地方弯腰。」

柯蓝继续讲述了榴莲的故事，她喜欢吃榴莲，俞飞鸿给她买，但自己不吃。「南方姑娘嘛，恨不得葱姜蒜都不吃的，就被我熏的呀。」那时，她们合作拍摄电视剧《刑警之海外行动》，剧拍完，俞飞鸿给她打电话，告诉她，自己天天一个人在家里吃711速递的榴莲，吃了一个月，榴莲热量很高，俞飞鸿觉得这样吃很罪恶，某一天，她突然断掉了，「她就是这种很决绝的」，柯蓝说。

四年前，她接受《十三邀》的采访，原因是，「终于不是娱乐报道了」。她记得那天拍摄，她和许知远聊了五个多小时，「屁股都坐痛了，肚子也饿了」，许知远试图把话题延伸到她的个人生活，「我就觉得，许老师，如果我们熟了，我肯定私下会跟你谈一些的，但是今天在机器面前，我就不会，我有一条非常明确的底线。」

赵赵说，认识俞飞鸿需要有个阶梯。首先，你能跟她一块吃饭了，其次，能进她家了。但即使面对多年的、亲密的朋友，她也不诉苦。李樯说，她一直没有什么激烈的情绪，她会躲起来去处理自己的难事，他没有看到过她痛苦的时候，他想了想，「完全没有，一次都没有。」

这个界限也明确地出现在《人物》和俞飞鸿的采访中。那天，在她十几年没变的工作室，我们聊了六个小时，她经常笑，会好奇年轻访问者的情感问题，但关于她自己，有时，她似乎给出了一点线索，「一个女人最重要的就是在难熬的时候有没有熬过去」，但忽然顿了一下，接下来是一个长长的他人的故事。追问失败了。

「我向来不是和盘托出。我觉得没必要。我这一生都不会有自传，我的事情就跟我一起带进土里了。」她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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俞飞鸿50岁了。她说，即使得了老年痴呆症，也不会忘记自己的年龄，因为媒体总在提这个数字，还有人问她，愿不愿意回到20岁？

她说，哎呀妈呀，可算过来了。

「那个时候连恋爱都不会谈，你明明在恋爱里头，经常动不动就哭了呀，就不高兴了，就吵架，为什么都不知道，没来由的，就是没有安全感。可能因为异地恋，其实可能因为是你太想人家，又不知道怎么表达，人家打电话本来好好的，跟你来甜言蜜语的，动不动你就哭，就是不会，你不知道该怎么把自己放在什么位置。」

这一生中她最想嫁人的时候是19岁。她疯狂地想嫁给那个人，心里想着，如果对方让她嫁给他，只要对方开口，她就退学，她就嫁人，她不顾父母的反对，「完全胡思乱想」，她形容那时候的恋爱是小狗的，远不是真正的自己。三年之后，对方跟她表达了这个意思，但对她而言，「早已风吹云过了」。

「你知道爱情不是生活必需品，它是一个锦上添花的东西，就像过年了，有人给你祝福，你当然很高兴、很感谢，那多一个祝福、少一个祝福，也没太大影响。」

现在，她以科学报告来解读爱情。她说，爱情是一种化学反应，像是把泡腾片放下去，「哗」冒泡一会儿，但不会一直持续。她的经验、她看过的科学报告，都在说明，爱情最长的时间只是三四年。「爱的高点的时候，冒泡的时候，它是有时间限定的，那你不能抓住这三四年，把两三年的时间限定像枷锁一样套给你自己，或者套给另外一个人，你要求他一直对你保持这个至高点，一直保留几十年，这太不公平了。对别人不公平，对你自己也不公平」，没有一段婚姻只是靠爱情的，「我不相信，除非有什么科学数据来说服我。」

她也用最简单的数字来解读爱情，1+1=2，如果爱情可以带来等于2的快乐，那不错，但如果一个人本来是100%的快乐，加了1以后只有50%的快乐。「那是不是不合算？」

「有没有人说你太理性了？人生太理性，会不会有遗憾？」

「我有损害到别人吗？没有吧。」俞飞鸿说，「只要不损害到别人的利益和情感，每个人有选择自己生活方式的自由。我理性不代表我没有感性，生活中我用理性去主导，感性的部分，我让它在不妨碍任何人、不违法、不违纪的情况下，去自由，不受拘束的感性。」

关于婚姻和孩子，她一直在等待某种召唤。但召唤一直没有来。几年前她觉得有没有都无所谓，如今她确定了，不要婚姻和孩子。

「我从小在追求自由，老是觉得我要体验生活，觉得不够，不够，不够的是什么，是我感知不到心灵的完全的自由，所以我在寻找」，来北京是寻找，去美国也是寻找，「我这一生就想感知所有的这一切」，比如一些朴素的词语，「心静自然凉」。有一个夏天，在杭州的家里，她练毛笔字。没有空调，她打开电扇，但纸张总被吹起。她索性关了风扇。汗水滴到纸上，而她并不觉得热。这就是一种体验，她记到现在。

以此为目标，婚姻让她觉得是一种负担。比如丈夫下班回到家，她正在专注地做某件事情，这时候是不是要起来招呼？或者，对方能不能和她有足够的默契，保持一张长桌的距离？

赵赵说，「我觉得她对男女感情的依赖、需求非常弱于常人。」

俞飞鸿讲起小说《倾城之恋》里的白流苏和范柳原，「他想要你，却不想娶你；而你不想屈就，死撑着那层窗户纸。一来二去，勾勾搭搭，互相在情感中博弈，最终敌不过命运，还是委身屈就，没想到一场战争成就了你们的爱情。」

对于如今的她来说，「男人女人，就是一来二去，就是博弈，我其实早过了这个兴趣点了。」现在的选择，是让她觉得最舒服的方式，「我对自由的追逐或者向往是太深了」。

「我现在放松、轻松很多，一路走一路丢包袱，年轻的时候你背上很多包袱其实都是自己加给自己的，你会想别人怎么看你，别人高不高兴，这个话说出来是不是得体……会很在意。我的成长过程是越来越不在意这些，也就越来越轻松。」

前年夏天，俞飞鸿搬了家。在这之前，她装修房子花了两年，她和赵赵说，估计后半生就在这儿了，要把这儿弄得特别好。赵赵说，家是俞飞鸿的岛屿。她感到俞飞鸿有一种「筑巢性」，「就是把自己给养起来，在一个非常安全的、温暖的堡垒里」。

柯蓝给俞飞鸿取了一个外号，古墓丽影，「因为没事就在家里待着不出来」。赵赵曾经去找俞飞鸿，按门铃，没人开门，她听到俞飞鸿在里头唱卡拉ok，唱梅艳芳的歌，唱得太尽兴以至于听不见门铃响，「给我气得，她唱得可高兴了在里边。」

装修的时候，屋里有个角落，设计师不知道该摆些什么，桌子、椅子都够了，摆上茶桌或者榻都是不搭或者多余。俞飞鸿决定，摆个钢琴。一开始，它纯粹是摆设，后来，不出门的日子，她跟着手机App学会了弹《权力的游戏》的主题曲。她说自己要开始过老年生活。

她不发朋友圈，也关闭了消息提醒，发现好清静，没有这些浪费时间的东西了。人生是一站一站过的，李樯和她认识二十多年，「我觉得她越来越宽阔，越来越慈悲，越来越有那种淡泊的力量」。

几天前，她冒出一个念头，「突然觉得我跟张爱玲有了一个了断。我过完这个瘾了，演完姑妈以后，我把年少时候对她的喜欢、对书的喜欢、对她描述的人物，全部做了一个了结，跟喜欢张爱玲的我也做了一个了结。50岁，跟我的前半生事业上、人生上都做了圆满的了结，人生下半场开始了。」

「跟小时候那个我做了了断，你懂我的意思吗？我成长了，我成长了」，她说。

以后再有人拍张爱玲，俞飞鸿知道，自己都不会再演。这是一个确定的决定。

曾经触动她、让她费尽心力去拍《爱有来生》的那种不确定性呢？「后来，它不影响我了。」她现在的生活充满了确定性，确定不要婚姻和家庭，确定要把每一天过好，确定每一刻要舒服。

「我的一生，都要保证不痛苦，痛苦是很难受的一件事情，为什么我在之前的采访里说，我不想做天才，天才一定是痛苦的，我只想做个庸人，一生平安，心情平静愉悦，不痛苦是最重要的，任何让我痛苦的事，我放弃。」

「我认为她不文艺」，李樯反复说，这是他表述的核心，「别人很容易把她文艺化，其实她不文艺。比如你相信爱情，就老老实实相信爱情，别人嘲笑你，你也相信，如果你不相信，你就坚强地不相信，也没有什么错，你不相信也非常坦荡。我觉得做人就是有一说一，有二说二，没有那么复杂化，也没有那么多腔调……她对自己的人性是有把控的。」

在50岁，俞飞鸿活成了一个清醒、独立的女性样本，她的清晰、明确与明亮是少有的。

2021年10月底，《第一炉香》上映，争议巨大。首映时，俞飞鸿也去了，看完，她想，这的确是一部很许鞍华的电影，「许鞍华导演是一个忠实于自己的人。她的电影就是永远you see what I see，她就是老老实实的一个人，我看到了什么就给你看什么。」

你可以在这部电影中看到情爱，看到衰败，也看到城市与时代。临近结束时，电影溢出了小说，在黑白镜头的闪回中，交代了姑妈的前史。俞飞鸿的朋友们说，姑妈是她改变最大的角色。在一场独角戏里，她又一次演出了那种「可以理解」，给了这个角色苍凉的底色。

半夜，姑妈忽然惊醒，她起身，靠在门边抽烟。原本服装用的是一件吊带，匹配她半夜时的穿着，后来她还是穿上了那件黑色袍子，披上时，她觉得整个人披上一层寂寞。抽着烟，她走出来，把外面的灯打开，满屋是繁华，她继续往前走，杜可风的机器就在正面，但那时她停下来，靠在另一扇门边，头发散下来，她知道那个位置机器拍出来脸全是黑的，但她不在乎，情绪是饱满的，她的脸隐入黑暗里，她知道自己演到了她想要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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