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长就是给自己找个最舒服的姿势，躺着、半坐着、斜倚着⋯⋯找到最舒服的姿势，然后一直保持，这就是我现在的生活。”

对俞飞鸿的采访约在她的工作室。那天，我早到了几分钟，一推门，她就站在门口，身旁围着3个人，摆弄着她身上那件红棕色礼服。4个人一起左右端详，讨论侧过身拍照，这宽松的腰部剪裁会不会有些显胖。

工作室不算大，墙上的海报大多来自两部影视作品——《我爱你，再见》和《爱有来生》，前一部俞飞鸿是制片人和出品人，后一部她是导演，当然，两部作品的女主角都是她自己。

俞飞鸿很守时。她试完服装，换上轻便的白色背心和宽松长裤，采访准时开始了。

演员、导演、制片人俞飞鸿

“他们说是一个专题采访，说实话，我兴趣不大，不太喜欢聊话题性的东西。我不太喜欢自诩成一个什么代表，我不代表任何人，只代表我自己。更不愿意去引导别人，号召些什么，群体活动我不太喜欢参与。没关系，既然今天咱们在这儿了，就随便聊吧。”俞飞鸿给出一个坦率的开场。

采访前，我看了她前阵子接受的一个视频访谈，与她对谈的是曾经的记者许知远。两人面对面坐在茶室里，俞飞鸿讲得神采飞扬，对方突然冒出一句“你真是挺好看的”。这话把俞飞鸿逗笑了，大概也把很多观众逗笑了。

没想到的是，当我，一个女人，坐在俞飞鸿对面时，冒出的第一句话也是“你好美啊”。这赞美来得很突然，完全地情不自禁。

她又笑了笑，没接茬。在过去的40多年里，她应该早已习惯了这种赞美，对她来说，就像见面打招呼一样稀疏平常。

一个家境殷实又美丽的女孩在这世上会经历什么？

“美？到底能有多美？大家都是一张嘴，两只眼睛，一个鼻子，能美到哪去啊？”俞飞鸿在自己脸旁比比画画，“小时候，家里没人说这个，我一直把这夸奖当成善意的传递。”

虽然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俞飞鸿对自己的美是不自知的，但美这东西是个客观存在，它在一定程度上让俞飞鸿的世界被她口中的善意环绕。

小时候，她是街坊邻居的洋娃娃，大家抢着给她织毛衣、做衣服，放了学总有人轮着班在幼儿园门口接她。大姐姐、小阿姨们把她按在椅子上，再把火钳烫热，揪起一绺绺头发，在火钳上绕几圈，给她烫出一头羊毛卷，看起来更像个娃娃了。

上高中时，班里最野、最凶的男同学会和假小子打架，但对她就温顺很多，还会偷偷塞给她好吃的。高考报了北京电影学院，她跟六七个男生结伴去北京艺考。回来的火车上人贴人，大家受不了了，怂恿她去和列车员说说，给大伙儿找个能立脚的地方。交涉的结果是，列车员把她和一起的几个小伙子带到了邮车车厢，和成堆的信件靠在一起，宽敞、凉快，自在极了。

美丽带来的特权没让俞飞鸿骄纵，被照顾得太好，反而束手束脚。这和她的家庭教育有关。父亲是清华毕业的高才生，母亲也是读书人，典型的知识分子家庭，大人好好工作，孩子好好学习，什么都不缺，独缺一点点离经叛道。

“我很小的时候就特别希望能长到30岁，因为30岁的女人看起来是一副可以自己做主的样子。”俞飞鸿回过头来想，从18岁进入大学到30岁之前的那十几年，她一直在努力拓展自己自由的维度，不是物质上的自由，更多是精神上的，很私密，有点暗流涌动的意思，看起来无关紧要，也不会让生活起太大波澜，但对她来说，没有不行。

追求自由是从逃离开始的。她原本考上了一所杭州的大学，但总觉得还在家人、亲戚和朋友们身边，还是有依靠，于是，决定重考，去北京，读电影学院。

逃离故乡并没让俞飞鸿活成另一个模样，她依然是好学生，成绩好，守规矩，老师、同学都喜欢。毕业后她还顺利留校，用掉了系里唯一的留校名额，这在父母和外人看来，实在是个安稳的好差事。

工作一年，她又觉得哪里不对，还是想逃。这一次要逃去美国，一来学英语，二来再次逃离熟悉的朋友圈和时不时提供帮助和照顾的叔叔阿姨，看看能不能真正地一个人生活。对于一个家境良好的美女来说，很多便利与生俱来，接受便是，俞飞鸿却很难对此心安理得，她似乎没有办法从外部提供的任何赞美和帮助中找到安全感和自由，她要全权接管自己的生活。

“一本护照，一门外语，一张信用卡，那是我二十出头时最想拥有的东西。”到美国学习语言，俞飞鸿一次性得到了这三样东西。她在美国学会了很多自己之前不会做、未来可能也不需要亲手去做的事，比如换灯泡、开车、办各种身份证明和信用卡、帮朋友在4S店里讨价还价⋯⋯“我可能不需要一个人去面对很多事情，有些事我可以选择不做，但我需要知道自己能做，这样内心才觉得是真的自由了，不然总有疑虑。”俞飞鸿说。

这种思维方式非常西方。我可以不选择，但我需要有选择的权利和能力，对于自由边界的探索，贯穿了俞飞鸿的18到26岁。

26岁，俞飞鸿在美国街头险些被一辆飞驰而来的私家车撞出斑马线，她跑过去，踢着对方的汽车轮胎大吼大叫，用学会的所有英语脏话、俚语问候对方。“说来很好笑，那是我第一次直接表达愤怒。”俞飞鸿在视频访谈里聊起这段经历，她把那次愤怒视作自己在美国所修的最后一门课。尽管在之后的近20年里，她几乎没再有过如此声势浩大的愤怒，但那次怒吼让她知道，愤怒这项缺失多年的能力她终于习得了。

王纯这个角色让俞飞鸿火了。福利和代价是，片约不断。90年代末，中国的电影、电视剧刚刚市场化，大家拼命赚钱，演员的工作规范还不完善，经常连轴转。“完全没有在创作的感觉了，只是在机械重复劳动，我必须要停下来，找回创作的快感。”在红了的过程中，俞飞鸿被名气和高强度工作束缚，又不自由了，于是，紧急叫停。

接下来的近10年，她把自己献给了一部电影和一部电视剧——《爱有来生》和《我爱你，再见》。

《爱有来生》剧照

“我1996年看到须兰的这篇小说《银杏，银杏》（电影《爱有来生》原著），2001年买的版权，2007年开拍，一个女人的黄金年龄，是这本小说和这部电影陪我过来的。”俞飞鸿感慨。

她是在往返美国的某班飞机上读完这篇小说的，原著不长，9000多字，一气呵成。故事很中国，很执念。阿九一家被土匪杀害，为报仇，她潜到土匪头子的弟弟身边做情人。一边是弄假成真的爱，一边是不共戴天的家仇，阿九选择结束生命，与爱人相约来世。爱人化作孤魂，在树下等她50年，再轮回，阿九已成别人的妻子，两人的前世和今生，都是错过。

“看完之后，一直想着，偶尔和朋友聊起来，就会讲到这个故事。买了版权，一直没找到合适的人拍，朋友劝我自己拍。”据说，劝俞飞鸿自己做导演的人是王朔。2000年初，转行当导演的演员还不多，女演员更是凤毛麟角，徐静蕾是最成功的一个，她的转型也有王朔的功劳。

从和俞飞鸿的聊天中就很容易感觉到，她是个温柔的人，但也是个糊弄不了的、较真儿的人。你的观点，她但凡有半点不赞同，就一定会指出来。她大概是我见过的最喜欢向记者提问的演员之一。

这点提问的劲头和筹备《爱有来生》相比就是小巫见大巫了。“拍这片子之前，我挺顺利的，没受过什么罪。这片子对我影响挺大的。”俞飞鸿说。

她怕见生人，沉默寡言的性格不得不改变那么一点。每天和各个部门据理力争，与美术组半米半米地争执搭建场景的内部结构，和道具师一件一件勾对屋子里要摆的锅碗瓢盆。她说自己从来都不是领袖，但做导演就得以身作则，看景时，自己噌噌噌走在前面，一口气爬上上千米的山，后面跟着的人不敢有半句怨言。“我不偷懒，我把自己全交待出去，那就什么遗憾都没有，不然的话我心虚，我从来都不喜欢心虚的感觉。”

但和这些落在实处的执行力相比，《爱有来生》对于30多岁，不曾经历沧桑的俞飞鸿来说，最大的意义在于，让她体会到了绝望。在接受许知远“十三邀”的采访时，她描述过当年云南的那场雨。云南是《爱有来生》的取景地，拍摄期间，当地的雨季提前到来。一开始，雨下得断断停停，每天还能拍几个镜头。到了后来，雨不停了，七乘二十四小时地下，每天剧组要白白损耗几十万元，面临不得不撤离的困境。

《爱有来生》剧照

“我留在脑海中印象最深的一个场景是，我站在窗前，看着外面的雨，不知道站了多久，内心没有起伏，没有悲伤，一片空白，出奇的镇定。原来，当你最不希望发生的事情发生了的时候，不是愤怒，也不是悲伤，是空白。”

2009年，《爱有来生》上映，口碑不错，票房却不好。“具体数字就不要纠结它了，外面的数字都是不正确的，都无所谓，它确实没赚钱，这是真的。”

在拍摄《爱有来生》之前，俞飞鸿还折腾过一部没怎么赚到钱的电视剧——《我爱你，再见》，也是一个关于错过的故事。高中校园里的姐弟恋情侣，因为误会和成长而分开，纠缠了十几年，不断错过彼此。

《我爱你，再见》剧照

这符合俞飞鸿的审美：错过就错过了，错过不一定不美，没错过也不一定美，顺其自然，万事都不强求。这也是她当下的人生态度。在剪辑《爱有来生》时，她还被另一部电影打动过——西恩·潘的《荒野生存》。那种对自由的极致向往，让30多岁，在剪辑房和家之间两点一线的俞飞鸿流泪了。

“不要总问我什么时候，没有明确的某年某月，就是一种感受，很难说清是哪一年，哪一个时刻，肯定是在成长的过程中发生的。”俞飞鸿说。

26岁，从美国回来，知道自己靠一本护照、一门外语、一张信用卡就可以生活，学会了愤怒，学会了尽量不求助于人，俞飞鸿就觉得自己内心越来越自由了。当下，她46岁，与内心自由相对应的是，行事作风越来越规规矩矩，越来越遵从眼前的社会规则，越来越对自己无所求。

她对演戏无所求了。“没有太多规范，不给自己下套，不给自己压力，遇到好的是意外惊喜。毕竟，演员是被动的。”《爱有来生》之后，她也不以导演自居。“不会为了做导演而去找故事，阅读是个习惯，有事没事都会读一些东西，没那么目的性。”

既是女主角，又是导演

她对外界的目光也无所谓了，我反复确认，她都一口咬定。“证明给谁看？要给谁看呢？谁对我来说那么重要？观众吗？你觉得再好，拍出来，人家觉得是狗屎，也没辙。你最多是茶余饭后的五分钟谈资。父母吗？你永远是他们挚爱的孩子，永远那么重要，没什么可证明的。朋友吗？他们更无所谓了。”

她对婚姻无所求了。不拒绝，也不排斥。她说，男人从来不是她拓展生命维度的方式。

她对很多政治正确的立场也不感冒。比如，女权。在和许知远的对话中，她常常提到男人和女人，并不是倡导女性权益，只是想了解在这个既成事实且短期内也无法改变的男权社会里，男人与女人的观念差别。对此，她不抗争，甚至有点庆幸：男人受男权、责任、面子和欲望所累，女人轻巧很多，可以不出头，不争名逐利，也可以偶尔偷个懒。

这种“无所谓”的态度来源于她对自我的认知。“年龄越大你越知道自己的局限在哪里，一开始还找不准，但越来越清楚，优势、劣势、长处、短处，你开始知道自己的范围在哪里，哪些是自己可以掌控的，哪些不能。在自己发挥很好的范畴里尽量发挥就好了。”

“无所谓”也来源于她从小所受的教育。逃离了一大圈，她又回到了少年时期被圈定的规范里，并且心甘情愿。“生活中我不太喜欢失衡，很多规范，我不想去打破，打破了你要负责任，要承担后果，能不能承受要考虑。安稳一点更好。”

俞飞鸿喜欢看人物传记。看凡·高，她庆幸，庆幸自己没有被赋予太多才华，“保持平庸就好”。她也看武则天的人生，前半段的“宫心计”她不在意，反而对武则天40岁之后的经历有兴趣，觉得中年之后的武则天所作所为已经超越了性别，在政治远见上可以和男人相抗衡。她有兴趣扮演中老年武则天，却没兴趣经历类似的波澜起伏的人生。

曾经一度，我们的话题莫名转到抑郁症。“身边几个朋友都跳楼自杀。”俞飞鸿有很多文化圈、演艺圈的朋友，人到中年，自觉或不自觉地思考起生与死的话题，有些人病了，迈不过这个坎儿。而她最接近死亡的一刻是尝试蹦极，“站在那儿的那一刻你才知道，生活中有多迈不过去的坎儿你才会选择跳楼啊！”思考死亡势必要探讨哲学层面，但她不愿意给自己找麻烦，假装对此毫无好奇心。

俞飞鸿在电影《悟空传》中饰演华姬

听起来，她是以一种“傻白甜”的方式在生活，但似乎是绕了一大圈，经历过思考后，主动选择了这一方式。就像很多年前，她接受“凤凰非常道”采访时所说的：“我喜欢苍白，您要知道，我喜欢它平淡无奇，这是我想要的，我根本就没有想要不苍白的人生。”

对苍白的向往大概来源于她本质的悲观。采访的两个小时里，我最终也没搞清楚，一个美丽又被宠大的女人是怎样开始笃信“生活本身是无意义的”。但目前来看，这种存在主义的价值观似乎真的让她自由了，踏实了，找到了“自己最舒服的姿势”。

（部分图片来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