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春天的某个午后，我在巴黎家中接到一个电话：“是宋琳吗？”声音是陌生的，音调偏低，但带点甜美。“是我。你是哪位？”对方答道：“我是张枣。”那时我刚到巴黎几个月，知道张枣在德国特里尔读博士，从北岛给我的几期在海外复刊的《今天》上读到他的近作和翻译，但我们还从未见过面。我很兴奋！我们相互通报了各自的情况，便谈到诗。那些日子，我几乎每天都要乘地铁快线去Port-Royal站附近的妇幼医院照看出生后还未离开育婴箱的儿子，口袋里揣着的地铁读物中就有《今天》。春季号上张枣的组诗《卡夫卡致菲丽丝》，读起来有一种回肠荡气之感，我告诉了他我的印象。

过几天北岛打电话来，请我参与《今天》的编务，说他同时也邀请了张枣，由我们两人负责诗歌栏目，一人编一期，轮换进行。我爽快地答应了。后来听张枣说，是北岛让他事先“刺探”一下我，看我俩是否气息相通，能不能共事。六月初，我去英国参加伦敦大学举办的当代汉诗研讨会，住在胡冬家里，第二天我们俩一块去机场接张枣，他的形体比我想象中的稍胖（之前我在一本诗选里见过他的素描肖像），但他目光炯炯，英气逼人，我毫不费力地一眼就认出了他。那几日我们三个几乎天天泡在一起，参加朗诵会，观摩大英博物馆，去西敏寺教堂的诗人角寻找伟大英国诗人的名字，坐在公园僻静处的草地上长谈。“话语的织布机”（张枣语）似乎没完没了，不会自动停下来。胡冬个头高大，留着长发，一张白皙的、孩子气的脸。1986年夏天，我在上海第一次见到北岛时，他曾委托我将一笔稿费转给胡冬，顾彬将他的一首诗译成德语发表在一家德国的刊物上。当时胡冬在天津，我和他并未谋面。给他去信不久，收到回信，随信还寄来一组手写的《九行诗》，可惜我几经动荡给弄丢了。北岛因《中国》杂志的事宜与牛汉一道来上海找老诗人辛笛，住在静安区一个招待所里，我和王小龙去看他们。北岛给我的第一印象既沉着又轩然，眉宇间有狷者之气，也符合我对革命党人的想象。1988年夏天，朱大可约我参与《中国当代先锋诗歌鉴赏辞典》的编撰，我们住在厦门大学的宾馆里分头写，我写的一组赏析文章里有张枣的《惜别莫妮卡》。那本书后来因故未能出版，据说连书稿也找不到了。张枣和胡冬最初是怎样认识的我不知道，但我在与他们见面之前通过诗歌可以说神交已久，我们三人的经历有不少相似之处，共同的流亡背景使我们成为朋友几乎是必然的。可能因我们在草地上坐得太久，一个女警察注意到了我们，好奇地过来询问，胡冬趁机跟她开玩笑，说他正在说服两个编辑发表他的诗，不大好办，所以还得费点口舌。女警察对诗似乎不太感兴趣，况且我们的神态在她职业性的审视下，估计也与偷渡客或吸毒者应该有的样子不相符，便笑着走开了。

我记得张枣首次编《今天》是1992年第二期，我则从第三期开始。复刊后的《今天》是一本流亡者的文学刊物，那么多诗人、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在八九前后流亡到国外，分散在世界各地，这种现象在现代史上是空前未有的，1990年宣布《今天》复刊的奥斯陆会议的参加者有十多人。北岛是《今天》的创始人，现在依旧是《今天》的关键人物，因为办一本流亡刊物需要当年办地下刊物的精神，正是这种精神使众多天涯羁客得以在这个新的文学驿站云集。写作终究是个人的事，而一本适时出现的方向明确的刊物对于一个时代的文学发展将提供见证，一个杂志或一个社团，可以催生文学运动，记录一代人的心灵历程。从这个角度说，《今天》是具有同人性的，尽管它漂泊在海外，对于国内一度沉寂的先锋阵营而言是一个温暖的信号，一种精神支持。没有《今天》的记录，多少有价值的文献将湮没无闻。我是1991年才出国的，对当时国内的情况比较了解。《今天》复刊时我还在狱中，出来后听说又一批诗人入狱了。我在入狱前一周写的短文《下狱书》不知怎么流传到了北岛那里，并在《今天》发表出来，我自己直至见到刊物时才知道。我记得是南方给了我那一期，而他很可能也是从某个来上海读书的外国留学生手里得到的，他约我在一家咖啡馆里秘密接头，悄悄地把一卷东西塞给我。南方后来也来到法国，住在巴黎，成为《今天》的小说编辑，并且是年份最长的编辑之一。南方性格尖酸古怪，不易与人相处，但他本人是一位出色的小说家，经由他的推介，一些自觉处于边缘地带的作家如康赫、范剑平、黄石、丁丽英、王艾、宋逖、薛荣等得以在《今天》这个平台施展才华。北岛曾认为“小说一直是《今天》的弱项”（见1992年第一期编后语），南方加盟后，这种情况有所改观，在我看来他功不可没。现在回头观想，《今天》能够幸存下来是一件了不起的事，尽管编辑部数度搬迁，编辑人员几经更换，最要命的是，四处化缘而来的出版经费几近枯竭，居然每次都能够柳暗花明，渡过劫波，一直来到今天。《今天》同人，尤其是主编北岛，终于可以像别人描述毕晓普那样，面对一百期杂志而不无欣慰地“躲在文字背后⋯⋯从一数到一百”了。然而重读一遍万之在1992年第二期上的编后语，我不禁发出几声唏嘘：

复刊之时，曾有人预言《今天》活不长久。纽约有一位深谙姓名学的大师给《今天》算过一命，说《今天》二字均为四划，“四”与“死”谐音，所以《今天》必死两回无疑。八十年代在国内已经死了一回，这回在海外还要再死一回。大师又说，《今天》人事不旺，“今”字只存一人，“天”字只存二人，一二人办杂志，不成气候。

我不知道那位大师何许人也，但他的测字之术还真是相当了得，几乎被他一语成谶。若把《今天》比作一个人，或可套用一句古语：不罹九死，几负一生。不过说《今天》人事不旺则未必准。据我所知，阿城、杨炼、李笠、王家新（即子岸）都曾短期参与编《今天》，从九十年代初始，先后在《今天》共事的还有谭嘉、李陀、王渝、黄子平、刘禾、孟悦、林道群、顾晓阳、赵毅衡（负责《今天》作品英文双年选）、王瑞芸等人，2008年后又有欧阳江河、徐晓、翟永明、朱朱、韩东、林歆菊、廖伟棠、肖海生、李云雷、鲍昆先后加入，如果算上通讯编辑、网络编辑、社长助理、经理、发行人，《今天》俨然是鸟枪换炮了。

▲ 宋琳2008年在《今天》三十周年诗歌朗诵会上

网络时代办刊的难度大大减少了，网络普及之前像《今天》这种少见的流动刊物，每期要按时出刊并非易事。每个人都是业余的，所谓编辑部只是个影子，并不存在一间办公室。不同时期的《今天》同人大都成了朋友，但有的我只见过一、两面，有的至今都无缘相遇。起初，稿件和书信往返都得通过邮局，极为不便，遇到搬家或出行，邮件被耽误甚至丢失是常有的事。有时，某个作者把同一份稿件同时寄给了张枣和我，因未能及时沟通，发生过一两次重发的事故，很令人痛心，对于一个严肃的杂志来说是极不应该的。刊物主要通过海运寄送，一般需要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加上稿件邮寄、统稿、排版的周期，等发现错误，很可能下一期已经下厂印刷了。那时我们都很穷，为了节约，我尽量不寄特快专递，而是寄普通的航空信，这样就比较慢。北岛的时间观念强，总是经常叮嘱，发出种种指令：“为了打开北美地区的发行网，使刊物及时抵达，出版时间应提前半个月”；“最后截稿期（以纽约时间为准）将随之提前”；“百分之六十的稿件应在截稿期前一个月发出”，于是每当那个日子临近，我都会感到神经紧张。据林道群（他是最后发稿人）回忆，为了减少邮件的重量，张枣想出了一个聪明的办法，将稿件剪成细长条装进信封里，反正诗歌是可以减肥的。不记得从何时开始，编辑部给每个编辑都配备了传真机，这样一来，联络沟通方便多了。

* * *

关于《今天》如何办，北岛无疑承受着最大的压力。批评的声音不时传到他的耳里，我记得顾城给编辑部写过一封措辞相当激烈的信，批评《今天》“有一个总的倾向，就是‘太专业’”，还将《回答》中的著名格言句做了颠倒性改写，那封信以读者来函方式照登了出来。我想顾城希望新《今天》不要失去老《今天》的精神并没有错，私下里他还是希望他的诗能得到同行的认可。1992年7月初，我收到他的来信：“回到柏林，看看诗还是想寄你一些，好像是缘了北岛说过一句：《城》有前言才更明白一些。《城》是梦中之象。⋯⋯前言是一个入口。”组诗发表时是附上这里所说的“前言”的，但当时我作为它的读者，哪里能够明白他扑朔迷离的词语中隐含的谶？他说《城》只作了一半，还有一些城门没修好，是否之后的《鬼进城》即这组诗的另一半？我记得他也寄给了我，但直到1993年他在新西兰的激流岛去世，这另一半才在纪念他的专辑上发出来。北岛写了编后语，语词凄切地称死者为“船长”。我新近读到杨炼的《本地中的国际》，他在文中写到顾城：“他的悲剧，集历史的遭遇和写作的困惑于一身。他写于同一时期的作品《鬼进城》，与其说是新的美学探索，不如说是现实‘连贯性’的崩溃。我能清清楚楚感到那崩溃背后的一种寻找。诗人得找到一种能够归纳现实的形式，以使自己的语言——和自己——活下去。”顾城的悲剧对我们这些在国外的同行刺激非常大，张真最早从美国打来电话，接着北岛、张枣、胡冬⋯⋯我在脑子里搜索他的形象：文弱、病态、戴着一截裤管改制的高帽、眼睛充满对世界的惊恐。在赵毅衡家的晚会上，他悠游于每一个房间，不主动跟任何人说话。在伦敦大学演讲时他先在门外的雨中站一会儿，然后进来侃侃而谈，说起雨中土地里的姜，那种乡野的诗意。顾彬在听众席上情不自禁地对他的汉语发出赞叹，他梦幻般的说话方式确实很有感染力。在鹿特丹发生了一件事，他和谢烨的房间被人撬了，丢了不少钱，诗歌节主办方感到抱歉并出面做了赔偿。他们俩像一对鸳鸯，总是形影不离。多年来我未能破解一个公案：如何是“杀人是一朵花”？翻译家刘长缨从新西兰来巴黎时，我问过他事件现场的一些细节，他是去帮助料理后事的人之一。某一天我恍然大悟，写那句诗的人早已精神分裂——他不过是另一个阿尔都塞。

流亡这个词的份量有多重，乡愁就有多重。“连贯性崩溃”在生活和写作两个方面是同步发生的，在那种情况要下活下来而不发疯是困难的。不管你是在激流岛、冰岛、还是曼哈顿，其实都是在极地，而且那极地正如策兰所说：“在我们身内/不可逾越。”柏桦1997年在柏林住了两个月，来巴黎时一见面就对我说：“我知道了，在外面是怎么回事，现在我知道了。”我想柏桦体验到的不仅是孤寂，而且一定还有不在家的游魂感、时差感、晕陆感。如果没有在途中建立的友谊，没有诗歌，我们这些“迦陵频伽共命鸟”要熬过一个个难关幸存下来几乎是不可能的。我要感谢《今天》，它是能量的中转站，一件件来稿、一封封熟悉或不熟悉的作者和读者的信，都给我提供了热量，我是把它们当作家书来读的。而每当从编辑部转来的自然来稿中发现一首好诗，不知怎么，我会感觉松一口气，因为从一大堆纸张里要挑出一首像样的作品简直如大海捞针一样难。由于《今天》在国外注册出版，许多作者对它的性质不很了解，不敢贸然投稿，是缺少好稿的一个不容忽视的原因，也很自然，谁也不能要求人人都具备在内心免除恐惧的勇气。早先与《今天》有来往的国内作者，一旦遇到这样那样的麻烦，恐怕连继续发表作品的机会都会丧失，这种威胁至少是潜在的。李亚伟的《我们》、万夏的《蝴蝶》和《铁皮》、周伦佑的《果核的含义》在1992年第一期《今天》上发表时，他们三位都还在狱中，而他们的稿子或通过友人传递、或从大陆民刊选载，《今天》的声援对于改变他们的处境当然是微不足道的。1997年巴黎的瓦尔德玛涅国际诗歌节邀请陈东东和朱朱参加，他们俩均因故未能来。朱朱据说受民刊《北门》调查事件的牵连；陈东东出事时我不知情，给他家打电话，她妈妈一听国际长途，根本不敢吱声，只能谎称“他躲在一个僻静的地方写东西呢”。诗歌栏目一直是《今天》的重点栏目，为了保证质量，就不能指望单纯从自然来稿中挑拣适合标准的作品，张枣和我都意识到主动约稿的必要性，我们各自给熟悉的诗人写了信，邮路有时通畅有时不通畅。不管怎样，九十年代以来的不少当代诗歌的重要文本得以陆续在《今天》发表，编者只是穿针引线的人，《今天》本身的象征性和感召力是历史赋予的，它最初的鲜明立场是使它赢得共鸣和信任的基础。一份杂志既是一个当下写作的现场，也是一个未来考古学的现场，因为《今天》的特殊位置，某些有待挖掘的东西被保存了下来。

作者：宋琳

题图：The Conquest of the Air，Roger de La Fresnaye 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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