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仪征地处长江北岸，在抗战时期是江南通往解放区的重要交通通道，党组织在这里建立了秘密的地下交通线，为我党干部队伍实力的保存发挥了不可磨灭的贡献。1992年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的吴学谦陪同朝鲜金日成主席来扬州访问时，专门来仪征月塘寻访地下交通站。 

吴学谦（左三）在原月塘地下交通站旧址前合影

仪征交通线的一个作用主要是将上海的同志撤往淮南根据地。1941年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不久即占领上海的租界，派遣特务进行侦察，企图破坏我党首脑机关。许多社会知名进步人士和一些社会交往多的党员受到威胁，因而开始有计划的组织他们撤离。中共党员、十二圩人郑亦琴当时在中央储蓄会上海分会做职员，1942年秋初其父去世，带着妻儿回十二圩料理丧事，上海党组织派来政治交通员向他传达任务，决定让他不再回上海工作，而是留在十二圩开辟地下交通线。十二圩是“二王”（王贵禄、王子安）势力范围，郑亦琴首先利用自己家的世交、王子安的师爷洪承浩，向王子安递了一个门生帖子，同时运用自己擅长书法的特长结交王子安身边的人和伪军中的官佐。而后又与轮船分理处的职员拉好关系，掌握轮船班次和码头的情况。他们将接送任务的路线定为：船抵十二圩后，经新城、龙河、新民、九里到达月塘（当时仪征县委驻地）。沿途敌情复杂，他们在沿途都有联络点，如龙河朱启钧家粮行，新民集程慎之家药房都是作为必要时的落脚点。

九里集没有可靠之人，他们物色到一时姓开茶食店老板，此人是胥浦人，曾在十二圩做手艺，与郑亦琴舅奶奶是亲戚，因而发展成一个落脚点。确定好线路，地下交通线打通了。第一次任务是护送中央信托局和中央储蓄会上海分会，很顺利地送到二、五区（龙河、新集为二区，谢集、新民、九里为五区）的姚一青区长处。在交通线任务中也不是每次那么顺利，其实险情不断。有一次，镇江交通员送来五男两女，郑亦琴在江边接他们上岸后，在十二圩安排住了一宿，第二天向新城进发，经龙河向西绕道新民集南，突然发现有群众惊慌奔跑，原来是十二里岔的伪军出来骚扰，郑亦琴等六人立马加快步伐，来到九里集找到茶食店时老板。因郑亦琴之父葬在月塘张岗，他对时老板说是亲戚上坟，伪军马上来，请时老板帮忙。时老板立即将六人分成男女两组，男的随他走，女的随老板娘走，来到街北一个隐蔽处安顿好，又赶回茶馆拿出茶食招待伪军。伪军走了以后，时老板又招呼他们动身赶路，直奔月塘。经过这次事件，他们觉得时老板很可靠，以后来九里，时老板心照不宣，主动帮助。入冬时，十二圩地下交通站经受一次最大的考验，就是有30人经此进入根据地。因为人多目标大，分两天坐轮船从镇江过来。上岸后分别安排在旅馆之中，晚间分批来到龙河以西的野鸭赵集中，姚一青派武工队前来接应。会合时瓜洲交通线又来了20多人。连同武工队70多人住在郑亦琴表兄的亲戚家，前后四间房住的满满的。姚一青从龙河街上来时又带来几名戴眼镜的人一同居住。次日早餐后，这支“大军”向西北方向进发。这支队伍不仅人多，而且有妇女小孩，行李也多，加上山区小道十分难走，因而速度十分缓慢，到了中午才越过新民集来到九里集东面。这时东南方向有群众牵驴的、挑担的、抱小孩的，神情慌张地向西北方向奔走。情报人员来报：出现敌情。日伪军几路并进，对月塘进行扫荡。姚区长在分析情况后，当机立断，不再向月塘前进，而是沿板桥、黄泥头树的小岗冲绕道退向新民集，同时派出警卫哨侦察敌人动向。这时路更难走了，加上所雇的挑夫途中也开小差了，增加了行军难度，直到天黑才又回到程慎之药店。程慎之全家总动员，为七十多人做饭，晚上十一点才全部吃完晚饭，又累又饿的众人体能得以补充。凌晨一时大家又全部集合出发，这一次他们把行李交给程慎之保管，因而轻装上阵，行动更为方便。月塘不能去，新民也不能久留，姚区长带领大家向东南摸黑前进，四时来到凌桥以北四里的一个大庄子，敲开一户大户从家的门，安置在五间屋内。此后的三四天，这70多人就在张家集一带来回隐藏。情报员传来消息，日伪军全部回防，这一行人向又西来到新民程慎之药店，拿取行李，走九里集来到月塘，这一次护送的人中不少是上海知名的进步人士如韦悫（时为《上海周报》总编辑，到苏北和皖东北抗日民主根据地后任江淮大学校长）、巴人的妻子（王任叔时在新加坡，任星华战时工作团宣传部长）。

这条地下交通线一共存在5个月，当年年底停用，先后接送30多次130多人，先由华中局城工部张承宗领导，后由陈慎言领导，常驻新民和十二圩。城工部长吴学谦曾来十二圩视察指导工作，并在此小住几日。其实这条交通线还有重叠的地方，就是江南过江的还有经瓜洲沿乌塔沟至新集（孙家俊）、龙河（朱启钧）再到新民程慎之药房，以后经九里至月塘。这一条线是仪征第三任县长桂蓬在1941年设立的，成员除程慎之外还有包均、陈西舫，还有马飞海等3个带路的交通员，开始这条线并不怎么用，十二圩线停用后这条线发挥的作用更多些。来的人也多是上海、苏州的青年。

在同期的仪征还有一条重要的地下交通线：大河口、沙窝子、沙漫洲三个江口向北至月塘。这三个江口不仅我方税收人员与伪税收人员可以各收各的税，而且建立了秘密交通。这条地下交通线，在抗日战争以至解放战争初期，为保障江南与江北我党我军的交通联系，发挥了应有的作用。1941年“皖南事变”，少数突围的新四军干部经过此地到达江北。1942年秋冬，上海地下党江苏省委领导以及组织的大学师生中一部分人员经过沙窝子先进入仪征，而后转往淮南根据地。1943年4月，苏南日伪大扫荡，苏南抗大九分校（当时叫新四军教导团），由团长杜屏、政委刘季平率领，由沙窝子过江，我率东南支队组织船只接运，并派部队警戒。谭震林、江渭清等也曾经过沙窝子来往江南江北。1946年淮南路东八县联中因“精兵简政”停办，一部门青年送出根据地到江南也是经过这条线。这条交通线还传递和运送过不少重要文件和军需物资，没有出过事。地下交通员胥浦镇的吕瑶与镇上的青帮头面人物结拜兄弟，与田船庵的伪自卫分团部分班长和县城内所谓“大日本领事驻仪站”特务结为“朋友”，保证了情报准确，为我方人员的安全往来创造了条件。

1948年十二圩地下党组织又接受上级安排开辟地下交通线的任务。当时沿长江一线均有国民党重兵把守，沪宁沿线的地下党与华中局的联系受阻，当时华东党校的周景文带十多人来淮南路东开辟地下交通线。东南县委书记丁明志指示组建淮南交通站（对外挂参事处牌子），以周景文负责，线路由镇江至十二圩，再到新城、新集。十二圩地下党员沈捷参与交通工作，主要是他与当地警察分局关系较好。沈捷为增加保险系数，又统战了两名轮船售票人员。当时一个月就接送南北客人50多人，沈捷被县委调入根据地后，由张维政、蒋岱鸿接替工作。

1949年春，淮海战役胜利结束后，我军南下压境。蒋军176 团在十二圩加筑工事，并组建了“国防工事委员会”，为了便于掌握敌情动态，我方遂请叶鸣远会长出面与蒋军胡团长联系，胡团长借助叶的声望，聘请叶为该委员会的主任委员，人员安排调度，多请叶帮助。我们地下工作者三人得叶的帮助，均参与该“国防工事委员会”事宜，并领得团部证件，有此证件，岗哨处可通行无阻。此时情况已到了非常紧 张的阶段，十二圩碉堡林立，外壕深挖，外围地雷重重，长江全面封锁，江面军舰不断游弋巡防，戒备十分森严。在军警监视下，十二圩每隔日只开一班邮船，往返于镇江之间。其他船只一律禁航。

约在三月中旬，交通员蒋岱鸿领来一位年纪较轻、 戴眼镜的小郑同志。蒋介绍说，交通站周景文站长郑重交待，务必尽一切努力掩护小同志过江至上海完成紧急任务。小郑同志很直率地说:他由渤海军区而来，任务是带了华东城工部对上海策反蒋帮某部军警的紧急指示，经几处均无法过江，来淮南请周站长设法，周站长说唯一的只有依靠十二圩党组织的帮助完成这一艰巨任务。蒋军团部发的证件只能进出哨口，侦察地形地物，如想借此证过江则无效。为此十二圩地下交通站通过统战对象、邮电局沈文莲局长，相商是否能将小郑装入一个大邮包内混上邮船。沈局长考虑后提出:码头军、警检查甚严，警方好应付，军方则无把握，危险太大。即使混上船，到了镇江也难通过检查一关，此举实不相宜。他们忽听江面上有轮船拉起停港的汽笛，找到售票员了解情况。原来来的是“飞行”大轮，装了176团的辎重给养，加强固守十二圩的军事力量。下午立即卸货，第二天上午即请胡团长上船开往镇江升任副师长，圩防由安团长全权负责。售票员去疏通后回来说，现在蒋军正招人起卸物资，码头上人很多，已与船机轮司炉师傅谈妥，送他五块大头（银元），他们以师徒名义把小郑领入机舱，到了镇江，船停轮船公司码头，再将小郑送上岸去搭火车。 这时天正下着大雪，江边人上人下冒雪忙着卸货，军队持枪站岗，船上司炉师傅即下来把小郑夹在人群中带上船，进入火舱，顺利到达上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