朱亚文:好的演员都是相互成就

朱亚文:好的演员都是相互成就

新周刊 内地男星 2021-10-11 13:02:29 469

本文经授权转载自公众号

谈心社

(ID:txs163)

作者:谈心社社长


“我是第七穿插连,第一百三十五名战士,梅生。


镜头下的朱亚文神情严肃,即将奔赴战场的他,脸上没有丝毫怯弱。


在电影《长津湖》里,梅生是七连的指导员,会英语,懂文化。文人般绵柔的皮相下,藏着军人的铮铮铁骨。


176分钟的电影,犹如一副历史画卷,展开了枪林弹雨的浴血战场,也刻画了栩栩如生的鲜活人物。


很多人记住了梅生这个角色,也重新认识了朱亚文。


他不再是往日倔强英气的朱传武,也不再是阳刚霸气的余占鳌,而是在退伍后,又重返队伍的七连指导员梅生。


拍戏多年,朱亚文对于角色的感受力没有钝化,反而变得更加敏锐,《谈心社》问及接演梅生时的内心感受,他说:


“梅生是一个上海兵,他在上海有家庭和孩子,我当时看到这个人物的时候,我首先想到的就是:疼痛。”


结构“梅生”


2021年,是朱亚文的电影丰收年。


从《悬崖之上》里的楚良到《诗人》里的李五,从《中国医生》里的陶峻再到《长津湖》里的梅生,每个角色都仿佛是一记路标,记录着关于朱亚文的更多可能。


从谍战片、文艺片、剧情片到战争片,在各个角色的转换当中,朱亚文变得愈发自如:


“我觉得今天的演员跟以前的演员也不太一样,在今天,大众对演员的阅读感需求变得强烈,演员需要把能表现给别人的东西,更加多元化地呈现,而不是单一的重复。”


在这样的驱动下,朱亚文接到了《长津湖》的剧本,电影涉及的人物众多,但每个人都有各自不同的背景和性格。


在梅生的身上,不仅有保家卫国的决心,还有平凡个体对家庭温情的眷恋。多种复杂情感交织在一起时,塑造出一个丰满立体的角色:


“第七穿插连打完解放战争,只得到了一个短暂的喘息,1950年他们又进入了朝鲜战场。他们没吃上几天饱饭,也没过上几天温暖的生活,就又要为国家奉献一切,但是上了战场,他们就没有丝毫的顾虑,所以我说我觉得梅生这个人物非常疼痛。”


事实上,梅生只是《长津湖》人物群像中的一个缩影。

这些军人来自五湖四海,心里都挂念着远在千里的亲人。梅生紧紧藏在衣服里的那张照片,其实就是情感连接的一个纽扣。


一张女儿七岁时的照片,让朱亚文的内心进入到了新的情境:


“梅生非常清楚他将会面对什么,在无情残酷的战争面前,每个生命都像纸片一样脆弱,临走前他带着女儿去照相馆,拍了一张干干净净、漂漂亮亮的照片。出发去朝鲜战场时,他特意带走了这张照片。”


在零下40°的极寒天气之下,对于梅生来说,最贴近心房的那张照片,就是自己唯一的温暖和希望。这给予了他面对死亡时毅然决然的勇气。


影片中有这么一句台词:“我们把该打的仗都打完了,下一代就不用再打了。”


在这样至情至深的悲壮感中,梅生这个角色显得十分特别。


他不是绝对意义上的超级英雄,而是有血有肉的普通中国军人。但正是这一缕缕的情感和牵挂,才让这个角色与每一位观众的内心无限靠近。


角色真正落了地,才足够真切动容。


戏杀青很久后,朱亚文还记得很多细节。比如自己的编号是135,胡军饰演的雷公是17号,比如那列奔赴朝鲜战场的列车上,本该有677人——


“我很喜欢这个人物,我爱梅生,我爱那个时代的所有人。”


当演员的日子


很多人认识朱亚文,都是从《闯关东》开始。


那时候的朱亚文只有22岁,身上有一股子初生牛犊不怕虎的灵气。


在电视剧《闯关东》里,朱传武代表着乱世生活中无奈从军的年轻一代,他们常年无根漂泊,只能被命运裹进时代的洪流。


朱开山的三个儿子中,老二朱传武个性最为鲜明,他敢爱敢恨、敢作敢当,从叛逆少年到军队军官,人物成长的曲线也最为明显。


从小在江苏盐城长大的朱亚文,因为拍摄《闯关东》第一次在北方呆了整季的冬天,黑龙江的黑河、雪乡、海林、苇河、哈尔滨这些极寒之地,都留下了他奔忙的足迹。


冷,没有吓退朱亚文。


戏拍得很苦,但朱亚文咬牙坚持,这份少见的毅力和决心,也让他后来接连获得了《情系北大荒》《远去的飞鹰》《我的娜塔莎》等作品中的重要角色。


在流量狂欢的时代,朱亚文像是一个娱乐圈的边缘人,他的价值观简单到有些复古,坚信“机会是留给有准备的人”。


2012年,朱亚文参演了娄烨的电影《浮城谜事》,这是他第二次演电影,在片中他饰演的是警察秦枫。


和娄烨导演合作,给朱亚文带来不一样的启发和感受:“这是一种从土地中生长出来的表演,甚至自然地接纳了那些随之而来的缺点。”


对于自然感的追求,让朱亚文逐渐学会了对人物的修饰与控制,进而感受到如何真正走入角色的世界。



《浮城谜事》粗粝而真实的影像质感,重塑了朱亚文的样貌和气质,给他的形象赋予更多的可能,这也为后来他在《黄金时代》中表现打下了基础。


在许鞍华执导的电影《黄金时代》中,朱亚文饰演的端木蕻良家境不错,可惜从小身体虚弱、疾病缠身,后来养成了有一点开心的事就会笑的习惯。这样的人温良儒雅,又难免显得懦弱、书生气。


因为这样的性格,端木蕻良很少与人冲突,但为了萧红,他与萧军险些兵戎相见,最终萧红选择了他。


端木蕻良个性中的柔软和刚强,被朱亚文用情感的力量仔细描摹,也正是从这个时期开始,他逐渐走出了角色诠释单薄的困境。


2014年,《红高粱》中的余占鳌,让人们看到了完全不一样的朱亚文。


为了更加接近莫言笔下匪侠的形象,朱亚文花了两个月的时间来增肌,增加日晒来让皮肤变得更加粗糙。


比起以往硬朗刚强的形象,此次朱亚文在外形上更加粗犷,个性也更加奔放。


从最初的情欲似火到最后的凛然大爱,长达60集的《红高粱》,让余占鳌个体的变化弧线得以完整体现,他既有草莽英雄的匪气、大义凛然的侠气,也有柔情似水的情义。



在拍完《红高粱》后很长一段时间内,朱亚文迟迟无法从角色中走出:


“我每天进入片场之后,都让自己处于狂躁的一种状态,基本上就是一个自我摧残式的创作过程。拍完《红高粱》后,我都在慢慢排泄积压在自己内心的痛苦情绪。”


即便如此,朱亚文依然喜欢把演戏看做成一场漫长的旅行。


在接戏时遇到的每一个角色,都像是一道独特风景。后来的日子里,他成了《北上广依然相信爱情》里的王茂,成了《漂洋过海来看你》里的郑楚,成了《大明风华》里的朱瞻基。


朱亚文享受这场旅行,享受在演绎间的辗转与颠覆,“我的一生都会被各种角色占据。”


做回朱亚文


朱亚文出生在一个知识分子家庭,强调传统的家庭教育模式,让他并无多少淘气的机会。


“我的家庭非常传统,母亲是大学老师,父亲是军人,转业后做检察官。父亲是一个非常严肃的人,他的教育是非常军事化的:食不言,寝不语,这是最基本的,犯了错误就得站军姿。”


这种家庭氛围塑造了朱亚文严谨刚毅的性格,在他的身上,总隐约透露着一种超乎年龄的稳重。


上学的时候,朱亚文偏爱文科,喜欢用“写诗”来表达自己的心情,但为了能够顺利考上大学,他开始学习声乐。结果不久后,声乐老师建议他报考表演系。


朱亚文阴差阳错地踏上了表演的道路。


比起练习声乐时的煎熬,表演来让朱亚文体验到了前所未有的畅快感:


“每天都在想着怎么琢磨剧本、排练小品,也就是从那个时候开始,才终于意识到了什么叫真正的喜欢和投入。”


兴趣和天赋是朱亚文最好的老师,他顺利考上了北京电影学院表演系02级,和刘亦菲、江一燕、罗晋等人成为同班同学。


刚踏入演艺圈的那几年,他接到的都是一些小人物、苦角色。这些苦和难都被朱亚文熬了过来。


一部《长津湖》,又一次将朱亚文拉回了我们的视线。


演戏这么多年,朱亚文习惯全情投入,用最笨的办法将每一个角色吃透:“演员把自己掏得越空,让角色进来得越多,最终的呈现才会更好一些。”


进入角色是一个非常痛苦的过程,但看到一个个鲜活的角色被诠释出来,朱亚文又觉得是一件幸福的事情。他常年在这种冰与火之间不断游走。



朱亚文想起去年的一天,当提起要去拍《长津湖》,他的爸爸陷入了一段长久的沉默:


“我爸停顿了一段时间,然后说这个戏你是一定要去的。我爸是1958年生人,他在七十年代参军,但他对于抗美援朝战场的事迹一直烂熟于心。


战场上,梅生有亲情的牵挂,生活中,朱亚文也有父亲的嘱托。情感的流淌仿佛可以穿过时空的壁垒,在某个时刻达到巧妙的共振。


我想起在《长津湖》中,七连在行军中进行遭遇战,连长安排梅生率队带电台紧急撤退,但他斩钉截铁地说:


“我请求参加战斗。第一次正面与美军交锋,我认为我应该在场。”


在大银幕上光影闪烁的一刹那,梅生就是朱亚文,朱亚文就是梅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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