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华联盟：美华历史写作组

作者：欣欣然 (Xin Su)

编辑：王书功 (Shugong Wang)

Title:Historical Record of Chinese Americans | Chinatown Was Reborn From the Ashes

1906年4月18号，星期三，早晨5点12分，一场空前的灾难降临到沉睡中的旧金山。持续达47秒的7.8级地震(后来重新估计为里氏8.3级)使得地层沿着圣安德烈亚斯断层（San Andreas fault）300英里的断面水平移动了10英尺，上下移动了3英尺[3]。大地震彻底摧毁了大约5000座房屋。这些倒塌的房屋多是建在海湾边疏干沼泽地之上，建筑质量很差。地震也造成了有许多房屋严重受损，如烟囱倒塌、窗户破裂以及外墙或屋顶破损。然而，那些幸存的建筑，随后还是毁于地下煤气管道破裂引发的火灾[4,5]。

地震后第一场火灾是居民做早餐点火时引发的（395 Hayes Street）。地震损坏了城市供水管道，以至于没有水可以用来灭火。所以，火势失控，一下子烧了几个街道[6, 7]。雪上加霜的是，城市消防主管（Dennis T. Sullivan，1852-1906）在地震中重伤并四天后在医院去世，故此，消防行动缺乏专业指导。旧金山的市长（Eugene Schmitz）和将军(Funston)认为，为了把火控制在市场街（market）大街的南面，不至于蔓延到乾尼街(Kearny Street)，必须通过爆破打开一条隔离通道。大约下午5点，Funston将军下令将中国城边缘的房子炸掉。爆破行动错误地使用了黑火药（black powder，gunpowder) 而不是炸药（dynamite)。第一次起爆就点燃了乾尼街那头的中国城的木质楼房，并且火势蔓延到山下花园角广场，一直烧到蒙哥马利街。在夜幕降临之前，整个中国城陷入熊熊大火之中。[6, 7]

火灾伊始，很多居民拒绝离开城市，这些人中包括居住在中国城的人们。着火后不得己，人们开始逃命，就像蚂蚁搬家一样密密麻麻拥挤在狭窄的中国城街道中。火灾当天，一万多华人肩扛担挑，携妻带子，惊恐万分地逃命[6]。到了半夜，中国城的火灾愈发严重，通红的火焰照得天空通明，亮到足以读书。天空笼罩着高达几千英尺的滚滚浓烟。带着必需品，人们从中国城向外出逃，边走边回望陷入无边大火中的家园。火就这样烧了整整一夜[6]。

第二天，火熖呼啸而过，直穿加里福尼亚大街（California Street)、唐人街(Sacramento Street, 沙加缅度街)，返回残垣断壁的中国城[6]。这时人们开始用炮轰隔断火路以抢救西半部中国城化为废墟的城市。两天来，旧金山消防队员持续奋战没有休息。邻近城市奥克兰派遣消防队来支援，从海湾抽上来上千加仑的水灭火。三天后，海军参与救火，舰队朝着燃烧的地方喷水。所幸的是大风转向吹往废墟的方向，这样多少提高了灭火的效率。4月21号早晨7:15分，燃烧了74小时的大火终于被扑灭了。大火摧毁了28,000座建筑物，造成了5亿美元的损失。[5, 6]

灾后，旧金山市至少有一半人无家可归，不得不居住在帐篷里。大震之后又发生了17次余震，持续了一个星期。灾害中死亡人数的确切数字，已经不得而知。 官方报告中提到478人死亡，但这个数字可能被严重低估了。任职于旧金山公共图书馆的Gladys Hansen整理了一份死亡名单, 其中列出了3,000多人[5, 8]。毫无疑问, 这其中有相当多的华人，他们被困在了中国城的房子里，不幸葬身火海。地震后, 250,000人无家可归[6]。

火灾发生后的几天内, 政府设置了26个地震棚、营房及简易小屋供灾民暂时居住。由于白人不愿和华人住在一起，中国难民从一个临时营地搬到另一个临时营地，被赶来赶去。在烧毁的中国城的街区的废墟下, 有贵重物品被埋, 但是被派去援助流离失所的华人社区的军队没有保护华人的企业财产。不仅如此，反而因“华人有臭味”, 迫使他们辗转三次到不同的营地[9, 10] 。

大多数住在旧金山中国城的生还者逃到码头，拥挤着排队乘轮渡逃往附近的奥克兰中国城避难所 [9]。奥克兰对突然而来涌入的大量难民应对失措。而逃到那里华人的情况更糟糕，他们停驻在梅里特湖(Lake Merritt)畔的一个开放地带。火灾后下起了雨，因为没有帐篷，灾民不得不浸泡在雨中。好在商人刘兴(Lew Hing) 自发地救济起华人。他在奥克兰镇有一个占地两个街区的罐头厂, 腾出来提供庇护华人难民，设置临时住房和分发应急物品。他的厨师为饥饿的人作热腾腾的粤菜。筋疲力尽的华人终于是得到了安全的保护。[11]

中国政府向罗斯福(Theodore Roosevelt)总统抗议旧金山救灾时对中国公民的歧视，要求美国履行两国协议帮助华人。罗斯福实施了严格的反歧视政策和救济的分配[5, 12]。后来，社区在温斯菲尔德堡（Fort Winfield Scott) 为华人建立了一个特别棚子，大部分难民都落脚在那里。来自华盛顿中国官员在六大公司的人员带领下参观了难民点，对美方提供的照顾和帮助表示完全满意。阿道夫特·格雷利（Adolphus Greeley)少将在给华盛顿就救援行动发表的一份特别报告中表示，“旧金山和奥克兰以及民间组织的救助中没有歧视华人的现象。” [6]

有记载称，抗震救灾中没有富人和穷人，资本家和劳动者，被压迫者和压迫者之分。所有人都一起共同面对危难。住在中国城的许多中国仆人赶紧去帮他们的白人主人。 二十年后，一个白人伯恩(James W. Byrne)回忆说，“我们没有车辆运输床垫和粮食，这些华人静静地走开，回来时带着自己孩子的四轮货车，帮我们运床垫、床上用品、火腿和其他必需品……”[6]

Arnold Genthe 是一个德国摄影师，26岁，1895年来到美国。非常喜欢中国城，拍摄了很多的照片，地震时所有的照片都损毁了，但是非常幸运的是中国城的照片保存了下来。这些照片现在保存在国会图书馆。[13]

1848年，两名中国男子和一名中国女子，乘坐美国双桅船老鹰（Eagle）号抵达旧金山，他们是抵达加州的首批中国移民。 到1849年12月，旧金山已经有了325个华人，并形成一个小部落; 到1850年底，有450个华人。此后，旧金山的华人口迅速增长由1851年的2,176人增长到1852年的20,026人[14] 。对华人移民来说，华人社区生活方便，加之在城市的其它地区受到排斥,中国城成为新移民抱团取暖的定居地。翻译官阿星（Ah Sing)成了旧金山约25,000华人的非官方的代言人, 并在唐人街，介于乾尼街和都板街之间设立了一个办公室[2]。华人集中在都板街，花园角广场和唐人街，这块地方逐渐发展为旧金山的中国城[9]。中国城里华人住房大多数是从白人手里租赁。1873年后期，中国城里有153个建筑物，其中仅有10座的户主是华人。1904年的316个注册的房产中，25个是华人的[6]。

华人社团（族亲会、商团、互助会、堂会等）的成立是为了保护华人利益与处理华人事务，实行互助互利，帮助新移民排忧解难，并设立公堂，评断是非处理纠纷。他们是华人的公认的政府，事实上实施华人自治。旧金山中国城主要受到六大公司和堂会的控制和管理。 作为慈善协会，六大公司帮助华人提供商业合同并协调商业活动。这些机构的组成是基于中国的姓氏族亲或乡亲。作为移民中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富裕的商人领导六大公司的运作 。六大公司对华人移民进出美国有重要角色，他们颁发文件，证明移民是否偿还了所有的债务可否回家。在19世纪，他们以典型的中国家长式态度管理中国城。六大公司一直争取与地方政府合作，试图平息主流社会对亚洲人的种族歧视与迫害。[2]

早期堂会是良好而崇尚和平的组织，以保护同胞免遭他人的歧视和犯罪分子伤害为目的。1854年，旧金山地区有三个堂会：致公堂、协义堂和广德堂。第一个堂口是致公堂。关于致公堂的创始人，洪门人士认为是林迎，也有说法是太平天国陈金刚的部将罗益（Low Yet，1850-1864)，他在太平天国运动被平息前逃亡美国[15] 。据华侨历史学家刘伯骥著作所述，十九世纪的堂主传位次序是：林迎、区英运、高经锯、伍光明和黄三德[16]。致公堂是一个有威望的堂口。

后来堂会不断增加并且分分合合，到底曾有过多少堂会已经无从得知，估计有19到30个之间。1887年，各堂会的人数从50人到1,500人不等。堂会对新成员入会没有太多的要求，不限制成员加入多个堂会。堂会活跃于黑白两道，通常一个堂口有合法的业务，也有非法活动。他们争夺地盘，强迫中国商人支付“保护费”。堂会都有几名英语流利的发言人，以便与外界沟通交流，甚至还会应对“外国人”律师和美国人。[15]

在19世纪50年代初期，中国城的犯罪极率非常低，几乎没有重大谋杀、强奸、武装抢劫或殴打等罪行发生。然而，受非法活动牟利的诱惑, 中国城的犯罪事件在1880年代后期急剧增长，具体为卖淫（巴特利特巷, Bartlett Alley）, 吸毒(邓科姆, Duncombe Alley), 赌博(罗斯巷, Ross Alley, The Street of the Gamblers）几个方面。据传，地震发生之前堂会房子的门特别结实，由多层木板制造，为的是减缓警察破门执法的速度，争取时间隐藏证据。此外，中国城下面还有隧道联通建筑物，用于对付警察突击检查[15]。然而，这些地下世界在大火将中国城夷为平地后，并未得到证实。 在一些出版物的报道中提到中国城有三十英尺深的地下通道，其实是旅游业者为了取悦游客而建造的设施。[5]

长期的排华移民政策导致华人社区男女比例严重失调。在1850年，只有8％的旧金山华人居民是女性。男女比例失衡促成了对妓女的需求，可想而知，卖淫有着巨大商业利益（见本文结尾的美华史记系列文章) 。 大量华人男子无法组成家庭，无从繁衍后代，只能孤独终老。由于无妻儿陪伴，单身男子无家可依，很多人罹患抑郁症，只能靠赌博和吸食鸦片派遣。鸦片于最早于1861年通过旧金山的海洋珍珠船队（ocean pearl) 引进美国，据估计16-40％的华人用鸦片，10-20 ％的华人上瘾。[2, 17]

堂口有专职打手，负责保安。据估计，他们在每个堂口的成员中占20％左右。打手们忠于团体，好勇斗狠，近身争斗通常用匕首或斧头，远距离则用柯尔特.45左轮手枪。[15] 旧金山中国城里的居民厌倦了犯罪和腐败。因此，六大公司试图抑制堂会的崛起。1862年，六大公司参与打击非法卖淫，将被解救的性奴女孩送回国。但是，这一努力受到了红灯区既得利益的美国商人的阻挠。六大公司曾多次促成让美国和中国签订一项引渡条约，以图将定罪的华人犯罪分子遣送回到中国。[15]

除了六大公司和堂会这样的组织机构, 华人社区也有宗教团体，如最早的中式基督教堂和中式寺庙。天后古廟是美国最古老的华人庙宇 (Tin How Temple, 或Tien Hou，Waverly Place）。由于供奉女神妈祖，被信众称为天后古廟。妈祖被视为海员的保护神，因此受到旧金山华人移民的敬拜。这座寺庙建于1852年;  寺庙于1911年重建。现今，它仍然是一个礼拜场所，向公众开放[18]。

华人一直饱受教育歧视，子弟无法进入旧金山的公立学校入读。1859年，旧金山专门为华人子弟成立了 “中国学校”，以期与其他种族教育隔离。1885年，“中国学校”更名为“东方学校”，除了华人以外，还接收韩国和日本学生。1924年，“东方学校”更名为Commodore Stockton School。 学校雇用的第一位中文老师是尤方玉屏(Alice FongYu)。为纪念已故的华人社区领袖, 旧金山市教育局第一位华裔学监，1998年Commodore Stockton Elementary School更名为刘贵明(Gordon J. Lau,见本文结尾的美华史记系列文章)小学[18]。

19世纪，加州政府通过法律限制中国文化习俗，对华人企业附加额外课税，并另加限制，甚至禁止华人获取公共资源。最终，1882年国会通过了“排华法案”，暂停中国移民，有效期初定为十年。法案在1892年再续十年(见本文结尾的美华史记系列文章)。 旧金山的华人人口自1890年到1900年之间，从25，833减到了13，954人[6,15]。人口数据表明，华人在这一期间大量被驱逐。1902年排华法案再次被无限期延长。排华法律不仅阻止了更多的华人移居美国，而且向公众发放出了一个信息：华人不是美国公民, 同化是不可能的。这是美国政府层面针对华人在社会、政治、文化和经济上的全方位打压。[9]

早在十九世记后期，就有将华人赶出旧金山的呼声。1854年初，“旧金山先驱报（San Francisco Herald)”刊登了一篇社论，批评中国城的卫生状况，并希望华人搬迁离开[19]。1870年旧金山卫生官员称华人为“道德麻风病人”，担心华人居住在城市的中心会造成传染病传播。 同一年，旧金山监督董事会收到了一个排华组织的请愿书，称中国城传播的亚洲霍乱，敦促董事会“行使一些手段将华人驱逐到城市外”[20, 21]。 1878年7月，激进工人党向董事会提出了另一份请愿书要求建立中国隔离地。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称，麻风病存在于华人和中国城中[21, 22]。

1879年加州通过了将华人赶出城市的立法。1880年2月21日，旧金山卫生董事会通过决议，正式宣布中国城为”滋扰地”。 三天后的2月24日，董事会在中国城发布了一则通知，宣布三十天内对该地区居民集体清除。面对如此情况，华人很恐慌，害怕卫生当局进行大规模突袭。六大公司联合其他华人协会建议华人自我约束，保持良好的卫生状况，以避免激发针对华人的敌对情绪。 相反，成立不到一年的旧金山中国领事馆决定采取一种更为自信的态度维权。1880年2月26日，领事陈兰彬经法律咨询后在报纸上正告“中国城的个人及业主有权用武力抵抗强行拆迁。” [21]

十年之后，1890年2月17日，旧金山监督董事会(Board of Supervisions)通过宾厄姆法令（BINGHAM条例于3月3日投票通过，3月10日市长签字）要求所有在旧金山居住的华人或小业主在六十天内搬到城市指定的地区。违反该条例者将被判以六个月的监禁。这是美国人的第一次尝试以种族为由隔离居民，在华人社区引发震动并最终起诉到北加利福尼亚地区美国巡回法院。[21, 23]

宾厄姆法令于5月10日生效，5月12日，警长以违反法令为由抓了一位知名中国商人李星（音，Lee Sing）。中国副领事付秘烈（Frederick Bee，见本文结尾的美华史记系列文章)去法院交付2,000美元将其保释。听证会定于7月14日。5月20日，又有二十个华人被逮捕，其中还有一位是生病孩子的父亲。他们将华人用他们的辫子将其绑在一起，以防止逃跑。中国领事馆对逮捕事件表示愤慨。旧金山的领事馆在二十名华人被捕后数小时，由付秘烈代表向加利福尼亚州北部区的联邦巡回法院提交了一份人身保护令申请，称逮捕是违宪的[24]。1890年5月23日，二十人被捕后三天，华盛顿的中国使馆给国务卿詹姆斯·布莱恩（James G. Blane)写了封强烈的抗议信，要求联邦政府直接干预阻止。但是布莱恩否认行政部门有义务采取任何行动。[21, 25]

原定于7月14日的李星案听证会推迟了几个星期后，于8月18日开庭辩论。最后，巡回法官Lorenzo Sawyer于8月25日宣布宾厄姆法令违宪。因为这个条例不是针对任何特定的恶习或罪恶，而是设计强行驱逐出整个社区的二万多人。这个歧视华人的法条，等价于任意剥夺华人的财产。[21]

中国城位于旧金山市中心的黄金地段，为主要商业区。这个地理优势使华人成为一些白人的眼中钉。这些人企图迫使华人搬走，这样他们就可以拥有房地产。为了实现这个目标, 1904年，几个白人注册成立一家上市公司。副总裁兼发言人帕特里奇(John Partridge)誓称要收购中国城中至少三分之二的房产，同时将所有华人赶到一个偏僻并自给自足的地方， 这个未来的中国人居住地可以作为旅游资源供游客参观。为此，在1904年公司已经收购了几条街的地产。 [26]

旧金山人最具有先驱的开创精神。震后的居民表现出强烈的社区主人翁意识，冲破万难重建家园。华人和其他族裔的旧金山居民一样，积极投入社区重建。然而，白人这时开始争夺利润，对弱势群体的帮助和对公共利益的思考严重不足。[4, 5, 26] 在推翻“宾厄姆法令”十六年后的1906年，借助震后重建这一契机，州政府、市政官员和当地人居民们认为华人占据了金融区中心的宝贵房地产，是经济和城市的文化负担。白人蔑称中国城为“东方地狱”, 要求把中国城从市中心迁到南部郊区的猎人角(Hunters Point)。[5, 9]

陆路月刊（Overland Monthly）的一个记者写道，“大火要重建文明和谐。中国城的贫民区及中国城不应再建在城里。要为东方人专设一个地区”。其他媒体（例如the Independent, Britannia Blackwood’s Magazine ）欢呼中国城的消失，“污染了城市的每个角落的下水道、过去的邪恶、摇摇欲坠的房屋、鸦片屋、赌博窝点、华丽的妓院、堂会已不复存在”。白人主导的媒体一致呼吁纯洁旧金山。[9, 27] 旧金山审查员报告提到：“据管理中国城财产的人说，中国城的土地会出售给富有的白人建造高档住宅。中国城的位置紧邻商业区，前面有美丽的港口和河流，后面是一个避风的小山坡。中国城虽然被烧毁了，但地产价值依旧高昂。很多人开始去讨价还价了。”

中国城第一家在地震后恢复运营的中国报纸“中西日报”（Chung Sai Yat Po）帮助华人社区出主意。编辑伍盘照（Ng Poon Chew，March 14, 1866 – March 13, 1931) 给出了三条保留中国城的建议：1. 尽快聘请知名律师代理, 保护华人的利益。2. 如果居住在中国城的华人拥有地产，请尽快恢复建筑。根据美国法律，土地属于建筑物的所有者，地主有权在其土地上重建，无需通知当地官员。无疑的是，提前通知只能会使他们反对重建。3. 如果华人的房子是从白人那里租来的，要尽快与房东交谈，要求重建和租用原楼。

面对可能的搬迁，华人通过印刷媒体组织公众示威抗议。他们以抵制美国商品并讨论移居其它城市经商来给旧金山政府施加经济压力。[9, 28] 例如，奥克兰论坛报(The Oakland Tribune) 1906年5月10日报道了一次华人组织的反对搬迁的抗议，发表伯克利第一华人公理会牧师的抗议讲话。 阿拉米达(Alameda)县法院华人翻译Gee Gam断言，“华人永远不会接受这种剥削。”[9]

排斥华人无疑是种族主义的极端表达。中国城社区领导人、六大公司、几个华裔美国组织、当地天主教和新教教会、加州教育系统、地方政治、商业精英及企业、以及与中国外交官、第一代和第二代中国移民，包括男性和女性，全部动员起来以反对搬迁华人计划。华人通过法律抗争、施加经济压力以及母国的国际政治压力，最终推动在同一地点重建旧金山中国城。[9]

六大公司开始与中国政府沟通，寻求向加州政府施压，要求中国城在同一地点重建。 旧金山纪事报(San Francisco Chronicle)报道了中国领馆官员1906年4月30日会见州长帕迪(Pardee)就强迫搬迁提出的反对声明：“美国是一个自由的国家，每个人都有权占用他所拥有的土地” 。 在1907年初，中国政府声称华人拥有中国城重建的权利。中国官员威胁如果不允许华人社区重建, 将中止贸易往来[5]  。

第一代中国移民已经在美国维权数十年，知道如何面对不公正。他们对搬迁事并不沉默，而是以“真正的美国价值观”质问，为什么华人要被挑出来？他们抗议说，市长无权孤立华人，华人有权留在他们拥有土地上生活！许多华人代表们会见了当地官员，并向州长发出公开信，重申华人的权利。  [9]

第二代华裔美国人在辩论中发出了强有力的声音反对搬迁中国城。 这些第二代华人接受“美国”价值观，同时具有与第一代家人同样的传统价值观。他们是美国公民，以“土地所有者”的身份抵制政府的政策立法，他们要求与其他美国人有平等的法律及公民的权利，反对种族偏见。因为留住华人有利于业主的长期租约，没有拥有地产的中国租房者也获得了白人地主的支持。[9]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旧金山有一个限制性住房契约，禁止中国人在其他地方定居，因此计划搬迁中国城的阻力重重。[29]

值得一提的是在旧金山中国城重建的各因素考量中，＂经济＂是一个重要因素，也正因为如此，美国社会接受了或说容忍了中国的文化。起初华人被看成是美国的经济负担。其实华人每年的营业额为30,000,000美元。华人和中国城的存在能使很多商人从中获益，促进经济发展。的确，旧金山的有些人担心对华人的歧视性待遇可能会给与亚洲有利可图的贸易带来负面影响。 中国商人同时警告“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美国商品和市场之一。隔离华人将对旧金山的经济利益将造成巨大损失。” 

旧金山“中国城永久搬迁委员会”(The Committee of Forty)成员之一, 加利福尼亚州参议员James D. Phelan建议将华人迁到猎人角，但另一名委员会成员Gavin McNab不赞成在猎人角建立永久中国城。他指出，猎人角就在圣马刁(San Mateo)县的对面。旧金山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需要华人的财产税。委员会与华人社区进行谈判, 终于在7月8日达成协议: 中国城将在地震前原地区重建。[9]

震后重建家园的工作迫在眉睫。其实在研讨搬迁中国城的计划之前，华人已经开始重建。重建计划要有足够的资金支持。地震后，保险公司支付约百分之八十索赔。只有中国城没有赔偿而陷于经济困境之中。 当时中国商人因为没有股票或抵押品无法获得重建贷款。直到1907年初，他们不得不依赖内部信用体系和其他支持华人社区的活动重建融资。[5] 有好几个支持华人的中国企业家为中国城的重建做出了贡献，六大公司和社区也共同努力。为了减少被攻击的口实，六大公司在资助重建中强调旧金山的华人要更加“美国化” [9, 30]。

以求避免过度拥挤和肮脏的负面刻板印象，中国商人,包括Look Tin Eli (1870–1919)和Tong Bong）策划了一个新的“东方”城市，用整齐划一的街道和胡同布局，公寓、旅馆密集但是明亮、整洁、有序，被毁坏的木制建筑用砖石建筑取代。重建后建筑物比以前质量高，加入了“东方”的风格, 充满中国元素的颜色和装饰[5]。这些更能吸引旅游者，在被谴责作为经济和文化的负担几个月之后，民众开始接受甚至赞赏这些中国文化要素。[6，9] 

地震和大火毁灭了整个中国城，圣玛丽教堂是唯一幸存的建筑。建成于1853年的圣玛丽教堂是北美的第一座亚洲教堂。这座两层高的建筑曾经是旧金山最高的建筑，也是旧金山最早的非妓院建筑之一。教堂修复迅速展开，并于1909年完成重建。重修后教堂以当时流行的爱德华风格为主要风格，并增添了中国文化元素的装饰[18]。

重建后的中国城充满东方风情，好多建筑物顶都有宝塔装饰。生发(Sing Fat)公司租下了在格兰特街(都板街)和加里福尼亚街交界处价值高达$135，000的地产。Charles M. Rousseau 设计的中国风格的致公堂新楼价值25，000美元，位于市宝福巷(也称新吕宋巷, Spofford Alley)32号。[6]

旧金山的中国城自1850年代建立后不断受到外界各种排挤，多次面临搬迁的危险。1906年的地震和火灾后旧金山中国城在废墟中重新站立。截止到1910年，美国本地出生的华人人口达到了14，935。比1900年整个中国城的人口还多了1000人。第二代中国移民给华人社会注入了新生力量, 人口比例更加多样化。[6]　先辈华人用智慧及坚毅的抗争保留下这个亚洲以外最古老的中国城、最大的华人社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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