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三四年来实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对于已经造成的人口性别比失衡难题，并无对冲作用，而只有缓解作用。  

文/毛寿龙 

近几年来，由男女比例失衡而引发的“光棍危机”屡屡见诸报端，每每引发舆论关注。确实，中国目前已经进入男女性别失调的社会。从宏观上看，未来30年将有3000万男性缺乏女性配偶。根据国家统计局2016年的数据，2015年中国总人口性别比105.02，出生人口性别比113.51，而80后非婚人口男女性别比为136:100，70后非婚男女性别比206:100。在最近30年里，有些地方的男女性别比甚至高达130:100。

男女性别比失调，会导致严重的原始秩序问题。很多人将被迫过起单身生活，从而出现偏远贫困乡村人口老龄化、自然空心化的问题。这对社会底层来说，不仅意味着经济贫困，还意味着原始家庭秩序的贫困，未来还将面临因老龄化而导致的老年化的贫困。

在越贫困的原始秩序里，越倾向于养儿防老，导致选择性生男孩，以及人为的高男女性别比失衡。其结果是，父辈有了儿子养老，但儿子却找不到媳妇来生子为自己养老。这不仅是原始秩序的理性选择，也是国家秩序维度中计划生育政策下的理性选择。但集体行动的逻辑是，对个体短期里是最优的选择，在全局和长期内，都是最差的选择。

集体行动悲剧在集体行动理论家看来是很难避免的，对于男女性别比来说，亦是如此。国家政策干预是一个办法，但控制人口可能相对容易，而要鼓励生孩子，尤其是鼓励生女孩，不仅在技术上不可能，在伦理上亦不可能。从治理和政策角度来说，现在也找不到更好的办法。因为国家强制性政策，一般适用于可以进行简单管理的场合，而男女婚育，恰恰是人类最原始的秩序之内，很难进行有效管理。

所以，现在专家对男女性别比问题，只能是描述和分析，而很难提供有效的政策方案。现有的政策工具，比如投入立法资源、强化部门联动机制的综合治理、建立数据共享平台、建立相关性别比预警等，看起来动静很大，但很难对其实际效果进行评估。因为在开放社会中，这些政策手段，很难对原始秩序的婚育进行干预。

最近三四年来实行的“单独二孩”政策、“全面二孩”政策，对降低性别比的确会起到一定作用。但即使考虑第二孩是自然生育而不是选择性生育，对于已经造成的人口性别比失衡难题，并无对冲作用，而只有缓解作用，且这些新增女性人口进入婚育期还有很长一段时间。

很多专家建议从改变男女不平等的习俗，如男娶女嫁、从夫居、孩子从夫姓等处着手。但这些古老的习俗，已经深深地积淀在原始秩序里。只有在原始秩序结构充分被稀释，人们越来越生活在扩展的生活秩序、市场秩序、专业秩序和国家秩序中之后，才能真正改变这些习俗的秩序维度的基础，才能真正建立男女平等的原始秩序的基础。这也需要有一个过程，对于解决过去30年和未来30年的问题，都是“远水难救近火”的事情。

目前，国家真正能够做的行之有效的政策，主要是鼓励婚姻服务，尽可能减少婚育成本，这样可以解决因为信息沟通不畅等问题而导致的被迫单身问题。此外，适度推动移民政策改革，让更多的外国女性能够到中国来工作和生活，对于减少“光棍危机”，也不失为一种良策。

□毛寿龙（中国人民大学公共政策研究院执行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