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纪80年代末，台湾小说《谪仙记》被导演谢晋翻拍成了一部电影，叫《最后的贵族》。

女主角李彤的父亲是外交官，家境显赫，但就在她和一众好友一起乘船去美国留学一年后，意外发生了。

李彤的父母双双死于“太平轮船难”，衣食无忧的浮华过往烟消云散…人生遭遇风云既变。

巧合的是，改编电影的编剧之一，正是一位和这个故事有着渊源的人物，蔡康永。

1962年，蔡康永出生于中国台湾，蔡家。

随便了解一下蔡家就能知道，蔡家的富庶，小说里都不敢这样写。

蔡康永的祖父，是经营上海自来水公司的老板，显赫一时。

父亲蔡天铎，是复旦大学法律系第一届毕业生，一手创办了中国最大的轮船公司，中联轮船公司。“中国的铁达尼号”，太平轮就是这家公司的。

那年除夕前，一群有钱人急于离开上海。

他们费尽心思要挤上早已客满的太平轮，他们有的用金条把位子从原来的乘客那买过来，有的靠关系要到最后几个位子…

理所当然，这艘船承载了当时上海最有钱有势的“最后一批乘客”，也承载了比原本更多的重量…

太平轮开到半路就出事了，船只沉没，全船只有三十六人获救生还。

船上珠宝首饰、佛像牌位漂流散落，让附近的渔民大吃一惊，悲喜交杂，也让这艘船的所有者，蔡天铎一家陷入危机之中。

太平轮沉没之后，承保这艘大船的保险公司吓得立刻宣布倒闭，所有赔偿由公司自己负担。乘客人数之多，牵连之广，再怎么赔偿都不能让人满意。

于是，经历过太平轮沉船事件后，蔡天铎陷入了赔付遇难家属的官司导致破产，不得已到台湾做起了律师。

蔡康永出生的时候，家里已经进入了台湾的上流社会，家里来来往往，都是有头有脸的客人。

蔡康永过的也一直都是贵族的生活，家中日常三景：烟雾缭绕，羽扇飘香，摆着三幅牌桌。

自然，家里来的都是有头有脸的人物，这其中的社交胜过于游戏，要的就是宾主尽欢。而蔡家的家教，是“要永远是把别人的感受放在第一位”。

每天放学回家后都要去牌室跟客人打招呼，来了客人一家人分工明确，大人们坐上牌桌，小孩子交给蔡康永招待。

因为独特的家庭氛围，蔡康永有着同龄人没有的老成，社交招待不在话下，不用说小孩，各个年龄段的客人都遇见过。

可再成熟的孩子，毕竟也是孩子。

那时蔡康永也会因为来作客的皮小孩闹情绪，他们会弄坏他心爱的机器人，拿走他的玩具。

“当主人的道理都不懂？”这是小蔡康永闹情绪时经常听来的话。

如果说，“出生在罗马”的体面家庭给了他物质上的一切，那来自父母的教育，则是他待人接物的1.0版本。

蔡康永的父亲，是一个无论在哪里都很玲珑的人物，不论对方如何，来到家中做客便是上宾。

蔡康永一直认为父亲特别聪明。

他在上海复旦大学法律系的毕业考，因为打麻将而过了一上午考试，结果分数还是很高，第三名毕了业。

家里只要请客，父亲便会周到的顾及到所有人，打麻将的时候，赢钱时就消瀢对方，输钱时就消瀢自己。

“我从小就在家里看惯了，以为打麻将的人都这样。爸过世后，好几位来给他行礼的老友，都盛赞他「输钱还说笑话」的风度，我才知道，原来这是难得的美德。”

而母亲，在蔡康永的记忆中，永远是优雅上海名媛小姐样子，也没有太多的事情让她操心。

“每天12点起床洗头，做头，旗袍穿得很紧，心情好的时候，自己划纸样设计衣服。薄纱的睡衣领口，配了皮草，家里穿的拖鞋，夹了孔雀毛…”

父母始终说一口上海话，生活精致体面。

接电话要延续旧式上海贵族的规矩，自称“蔡公馆”；家里的佣人和保姆最多时有6个；儿时蔡康永的脑袋里只有各式名品餐单，几乎没吃到过真正意义上的家常菜…

母亲要操心的事，是在每日电话约好牌搭子前煲电话粥，用上海话同女朋友们研究餐单，之后就都是佣人们的事情了。

家里的客人比亲人多，这是蔡康永最常有的感受。

“我好像同爷爷奶奶生活在一起，别的孩子和父母打球、游泳，我的童年里只有应酬、礼物…”

妈妈似乎也不太赞同他出门玩，“他们都是野孩子，保姆不在身边，如果摔倒了怎么办？”，艳丽有余，温情有缺，是他对母亲的印象。

有一次，他和王家卫聊天，王家卫说：“我对30年代上海的迷恋，来自于在夜总会工作的父亲。”

蔡康永回：“你戏里头的旗袍，好像跟我母亲的还不是一个路数，我母亲的旗袍，领子竖得比张曼玉更高”。

多年以后纵横台湾娱乐圈，他总想，任凭当年何等风光，到头来终究逃不过两鬓苍茫的宿命。

这样的旁观者心态，一方面有点“慧极必伤”的意思，一方面，蔡康永在自己的心态中总能找到点父亲的影子。

经历动荡后的老来得子，疼爱，却并不是父亲的生活和意趣中心。

在父亲看来，台湾生活远不如上海，于是难得的父子时间常伴随叹息。

念书的话，清朝以前的书才是好书；若不认识文征明就算不上是传统知识分子；看戏，孙悟空翻3个桌子，父亲说上海的可以翻5个；吃黄鱼，父亲说西湖黄鱼才不是这味，这也太腥了…

父亲总有自己的一套标准，总把自己心中的最好一股脑儿塞给他。

“你已经错过了所有的好事情”，父亲又是一叹，这一叹，他自己感受惊喜的那几分味道开始索然无味起来。

不过由于父亲的背景，他和另外两个家世同样显赫的小学生表演京剧还是被登上了报纸。

蔡康永知道，如果不是家庭的体面，谁会一本正经的把几个小孩的表演登到那么大的版面呢？

值得一提的是，那时蔡康永上的是再兴学校。

这所学校被人们戏谑：“台北找不到一条没有破碎地砖的人行道，更有一条没有狗屎的大街小巷，但是这种奇迹再兴一直在创造着。”

这所学校囊括了一众“贵胄”，包括很多政商名流的孩子。

从小就深谙应酬之道的蔡康永如鱼得水，不光当上了学生会主席，还成了校刊编辑，比起父母的玲珑青出于蓝。

不管是好学生还是坏学生，都愿意跟他交好，因为他总能找到办法帮他们逃脱处罚，甚至一群“风流子弟”大摇大摆走出校门出去晃。

蔡康永对未来还没有太多想法，像母亲一样操心一下社交和牌搭子，像父亲一样官场周旋…算是他的人生理想。

但人是会变的，尤其是人生轨迹，总是会和年少时期的畅想大相径庭。

升入高中之后，学校开始面向社会招生，引入了更多普通家庭的孩子，横亘在两样家庭间的鸿沟也被带了进来，双方是玩不到一起去的。

但什么都不缺的蔡康永却对那些孩子的“玻璃弹珠”有了兴趣，他叫保姆买回各式弹珠，但却不玩。没有孩子跟他玩，他也不会，就像父亲收藏文物那样把它们放进玻璃柜里看。

慢慢他才知道，自己那些在父亲眼中不算好的东西，也是别人这辈子未曾看过的…

那间摆了三张牌桌的麻将房，牌桌上那张镶了钻的白板，日常斡旋在不同餐单中的管家和女佣。

少年蔡康永的心态变了。

他变得大胆，开始在自己任主编的校刊上，发布时事政治、家族秘密、抨击权贵的文章。

平时小打小闹无关痛痒，说点秘事也能看他父亲的面睁只眼闭只眼，涉及更多学校也兜不住了，不过也就是他记了大过。

形成自己世界观的蔡康永有了自我的想法，大学选专业时母亲建议他学法律…而蔡康永不顾反对念了母亲心中的“狗屁外国文学”。

和母亲抗争还不算完，他还要和父亲博弈。父亲让他可以不考博士，但必须念到硕士。

蔡康永和父亲谈起条件：念硕士可以，但要学电影。

父亲没有反对，拍电影的牌友他不是没有，拍了《侠女》和《龙门客栈》的大导演胡金铨就是一个。

在美国拍戏的胡金铨为蔡康永写了推荐信，推荐他去了加州大学，并亲自接机。

他哪能想到，那时曾口口声声抨击不公的蔡康永离了佣人连烧水、泡茶都不会，锅碗瓢盆都需要他帮忙采办呢？

到底是有家族的体面，蔡康永可以在意愿范围内做他想做的事情。

工作了当个大学老师，进影视圈有大导演护航。

1990年，蔡康永成了许鞍华《客途秋恨》的制片经理，后来入围戛纳还是蔡康永带队领的奖。

后来，蔡康永还签约邵氏成了一名新人导演，把所有的钱拿去拍片，合作过王祖贤…李连杰主演的《功夫皇帝方世玉》他担任了编剧，这个过程中他见到了太多“十载寒窗无人晓”的故事。

于是，自觉不能荒废人生的他回到台湾又成了专栏作家。

某次他采访王家卫，提问中问王家卫为啥要选择拍文艺片。

耿直如王家卫，说别的都有人拍得很好了，黑帮片有吴宇森，武侠片有徐克，倒是文艺片没人涉足，所以自己就拍咯。

这或许是玩笑或自谦，蔡康永却从中得到了启发，人生需恣意，他成了后来那个会在肩膀上放鹦鹉的“创意人”，成了《康熙来了》的主持人，离原本父母给他规划的路越来越远。

那些待人接物的过往，潜移默化中又派上了用场。

有一次，蔡康永访问成龙，当时正值成龙拍摄完了一部新电影，蔡康永问成龙的第一个问题是：“拍电影累不累呀？”

一个轻描淡写的问题，让成龙在节目中哭了整整十五分钟，就连采访经验丰富的蔡康永，当场也不知所措地愣住了…

不过在他的职业生涯中，如果有人问：蔡康永做过最敢的一件事是什么？那“公开出柜”应该是票选最高的一个答案。

2001年，李敖在节目中问：“你是不是喜欢男生？”

蔡康永很大方地承认：“对啊”。

第二天，消息被铺天盖地的报道，有艺人模仿恶搞他，骂他是妖怪…而蔡康永开始跟自己的爱人同进同出，再没在公开场合回应过这件事。

十几年后，节目提到提到出柜话题，他在镜头面前大哭说“我们并不是妖怪”。

作为很多人眼中的前辈，在“该不该向父母承认出柜”的辩题中，所有人都认为蔡康永会支持，可是他说“我想拦一拦”…

勇敢不等于肆意。

当年的公开出柜被报道后，网络盛传他被电视台坑了，但其实是他的父亲已经在2000年过世了。

后来被问当时的坦然是否与父亲过世有关，他回答：“一定啊，不然就得处理爸爸的那份感觉，我也许可以不在李敖面前说谎，但我一定有办法让那家电视台不播那一段。”

蔡康永选择在父亲去世后才公开，对于他和当时已经高龄的父亲，或许都是最好的安排。

从蔡父那一代到现在已经过去了100多年，100年里，观念变化不可同日而语。

一如那部被翻拍来的《最后的贵族》，一代人又一代人的更迭轮替，如同一架不回头的马车滚滚碾向前方，最后的旧贵族也已不复存在。

蔡康永回忆，小时候他的家里还有“太平轮”运来的椅子和望远镜，只是跟它们有关的都是很久远的事了。

“钉皮的椅子，我坐一坐，重得要命的望远镜，我望两眼，如此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