無所不知，有所不為

蔣禮鴻先生與敦煌學

黄 征

1990年秋，我有幸考取蔣禮鴻先生的博士生，升堂入室，到蔣先生道古橋的家中拜見導師。蔣先生房間除了許多書，還在牆上隨意粘貼幾幅字。記得其中一幅字是郭在貽先生寫的，好像是為蔣先生壽而書，內容是：“無所不知，有所不為。”郭在貽先生是我老師，蔣禮鴻先生是郭在貽先生老師，兩位都是我老師，三個年齡層次，三個輩分，都做著敦煌語言文字學研究，都加入了九三學社，也都喜歡文學與書法，可謂一脈相承。我看了“無所不知，有所不為”這幅字，覺得很贊，後來又查考了出處，原來古人還確實多處提到相似的意思，例如《列子·黃帝》：“聖人無所不知，無所不通，故得引而使之焉。”《淮南子·主術訓》：“凡人之論，心欲小而志欲大，智欲員而行欲方；能欲多而事欲鮮。”《文子》：“凡人之道，心欲小，志欲大；智欲圓，行欲方；能欲多，事欲少。”蘇軾《中庸論上》：“知之者為主，是故雖無所不知，而有所不能行。”用在學術研究方面，就是指學識要廣博，但是研究要精專。我最敬佩的就是這樣的學者：他們在宏觀理論方面有很好的把握，在微觀考釋方面有獨到的見解。一個人在訓詁學上到底有多大成就，不是看他是否寫過一本訓詁概論之類的書，而是看他究竟考釋出多少個前人解釋不清的字詞。這是兩位老師對我的諄諄教導，我將銘記終生。

蔣禮鴻先生給人的印象似乎是“不善言辭”、“話語不多”，一部敦煌語言文字學巨著《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總結理論，就“縱的線索”、“橫的線索”等寥寥數語，卑之無甚高論。然而，“善蔔者不言易”，其實我們細心研讀《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就會發現，作者不僅精通六書，專擅訓詁，而且具有很好的文字史、辭彙史和音韻史的理論素養。例如他對假借字、古今字、錯別字的辨析，對於字形演變的孰先孰後的判斷，都非常到位。這不僅是由於作者非常擅長考證，而且對金文、甲骨文、大篆、小篆以來的各種文字都非常熟悉，每個字形的先後或同層面變異都有準確定位，只要一提到某個字形，就能馬上聯想到前後左右相關時期的字形，就像開車司機腦中的地圖一樣，要到哪里去地圖上的線路馬上就會清晰呈現。我們讀蔣先生的書，除了對他在文字、辭彙上的敏感度之高佩服之極，其實也會對他在通曉古音方面的造詣深感欽佩。蔣先生不以音韻學聞名，但如果認為蔣先生不精通音韻學，就大錯特錯了。蔣先生是最擅長循聲責義的，他的許多字詞考釋都是以音韻來貫穿的。精通音韻但不一定非要專門研究音韻，能夠在訓詁實踐中很好地應用音韻知識和音韻學研究的法則，這也就足矣。“無所不知，有所不為”，這是蔣禮鴻先生精品意識的另一種體現。

蔣禮鴻先生早年在古籍校勘訓釋方面用力最深，在古文字學方面也極見功力，詩詞、書法基本上屬於自娛自樂性質。要說敦煌學，大概最早是起於民國之後關於敦煌曲子詞《雲謠集》的校釋考證大討論。參與這場討論的著名學者很多，王國維、朱祖謀、冒廣生、王重民、唐圭璋、俞平伯、任半塘、饒宗頤等等，各抒己見，眾說紛紜。時隔半個多世紀，回過頭來看看，蔣先生的校釋是最嚴謹的，最重證據，也最善於涵詠文意。任半塘先生《敦煌歌辭總編》將此前各家說法都批判了一通，雖然過激，但也略有道理，可是連字字嚴謹而態度中立的蔣禮鴻先生也要批判一下，真是令人錯愕。敦煌曲子詞的校釋，數量不大，但是蔣先生敦煌學研究的方式方法與基本態度，已經於此略見一斑。

蔣先生真正震撼學術界的，是他的敦煌變文字詞考釋。敦煌變文的刊佈，民國以來在期刊雜誌上偶有零篇，編成專集則要到1957年8月《敦煌變文集》的出版。這本變文集由王重民、王慶菽、向達、周一良、啟功、曾毅公等六位赫赫大名的學者聯合校錄出版，其高端大氣天下無比。然而，就在這部《敦煌變文集》出版後的一年多時間的1959年，蔣禮鴻先生就寫出了《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的第一版，並且經呂叔湘先生推薦很快出版。《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的第一版雖然只有五萬七千字，但是精義紛綸，聲震學林；第二年又出第二版，字數增加到十一萬多，後來又出1962年第三版、1981年第四版、1988年第五版、1997年第六版，直至2001年《蔣禮鴻集》的第七版，字數分別增至十五萬九千、三十一萬五千、四十萬五千、四十三萬六千。蔣先生每次重版之後，就又接著訂補，陸續添加，字數由少而多遞增，而且見解也越來越精，充分顯示了他“無所不知，有所不為”的精品意識。《中國大百科全書》的《語言文字》卷，涉及俗語言文字的專著只列了張相的《詩詞曲語辭匯釋》和蔣禮鴻的《敦煌變文字義通釋》，良有以也。

《敦煌變文字義通釋》的成功，似乎有點“歪打正着”：第一版從1957年底下筆到1959年3月出版，不過一年掛零，似乎“偶然因素”很強，相比之下他的《說文》研究、《類篇》考索、《商君書》錐指、《史記》校訂等著述都要花費更多時間與精力，但影響顯然稍遜一籌。然而，當我們細心研讀《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全書之後，我們會發現，其實他的“歪打正著”並非完全是偶然因素造成的。當然，《敦煌變文集》這一年剛好出版，蔣先生這一年的學術眼光剛好投向敦煌俗語言文學作品，這是巧合，是偶然性；但是，天下同時看到《敦煌變文集》的專家學者無慮數百千人，為何沒有別的人也來做一部《敦煌變文字義通釋》呢？這是不能，或者機緣不合。只有當作者有這樣的水準，又有這樣的機緣，因緣和合，才有這樣的大製作。以蔣先生的舊學功底，做什麼都不成問題，然而他選擇了敦煌變文的字義通釋，他是無所不知而有所不為，放棄別的，專心致志，做深做透，達到了別人一時難以企及的高度。這就是他成功的秘訣。記得郭在貽師生前對我說，訓詁學、敦煌學，很多題目我們也都能做，但是我們不去做那些容易做的做，我們專門挑難做的做，因為我們的精力有限，那些容易做的讓別人去做吧。蔣禮鴻先生正是這種專挑疑難字詞“啃硬骨頭”的典型。

蔣禮鴻先生在敦煌學方面，除了《敦煌變文字義通釋》，還發表過一批單篇論文，例如關於《敦煌變文集》、《敦煌變文集補編》、《敦煌資料（第一輯）》、《吐魯番出土文書（第一冊）》、《敦煌曲子詞集》、《全唐詩外編》等書的校訂考釋，此外還主編了《敦煌文獻語言詞典》一書。他的這些論著無不貫穿了“無所不知，有所不為”的精品意識。

蔣禮鴻先生在敦煌語言文字學領域的研究，不僅為敦煌學界、語言學界讀通讀懂敦煌文獻掃除了一批攔路虎，而且為我們樹立了字詞考釋的榜樣，開創了一種高端研究模式，並且由此而歸納出一個隱含在內的周密理論體系。

2015-6-3

（感謝黃先生提供原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