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角儿的跟夫！本家赏钱一百二十吊！”“一百二十吊！”裕泰大茶馆里响起悲怆的喊声。已然老态龙钟的掌柜王利发、铁汉常四爷、曾经的实业家秦仲义“秦二爷”，一起朝空中抛撒着“祭奠自己”的纸钱。

6月24日，话剧《茶馆》第694场落幕，台下掌声雷动。杨立新在台上舒了一口气，总算不负众望再一次守住了人艺的金字招牌《茶馆》——他既是台上秦二爷的扮演者，又是幕后复排执行导演。他心想，那些凌晨3点多钟就排队买票的观众总算没白来。

一个多月后，杨立新过了自己的60岁生日。60年间，他有近四分之三的时间是在演戏，用他自己的话说“一辈子干了一件自己喜欢的事——演员”。他是《茶馆》里的秦二爷、《龙须沟》里的程疯子、《天下第一楼》里的卢孟实、《雷雨》里的周朴园……也是《我爱我家》里的贾志国，《正阳门下》的杨书记等，几乎每一个角色都是观众心中的经典。

或是因为一直活跃在舞台上，杨立新一点儿都不显老。“已经在办退休手续了。”说这话时，他显得很平静，“但有些戏没人接得住，还是得演。”

一只话筒，一个讲台，一封信，杨立新最新的角色是读信人。他登上了一档“用书信打开历史”的综艺节目——《见字如面》第二季的舞台，没有扣人心弦的剧情，也没有道具和场景转换，只是一个人站在那里，静静地读一封信。

早在去年，《见字如面》第一季播出时，杨立新就开始关注这一节目。他记得一封信——黄永玉写给戏剧大师曹禺：“我不喜欢你解放后的戏，一个也不喜欢，你心不在戏里，你失去了伟大的灵通宝玉。你为势位所误！……”信写于1983年，对当时的曹禺如当头棒喝。

杨立新听时也是心里“一激灵”，“30多年前的信，放在今日一点儿都不过时，像是在对今人尤其是搞艺术的人敲警钟。”他觉得这个读信节目很新颖，能够从中获得很多养分，所以当节目组邀请他做第二季读信人时，他毫不犹豫应下。

杨立新在录制时一共读了7封信，节目组编播了4封。有夏衍写给《北京晚报》编辑部的信，指出该报之前关于《义勇军进行曲》来历的记载有一些传讹之处；有溥仪的皇妃文绣的哥哥文琦写的一封信，指责妹妹与溥仪离婚；还有朱元璋的圣旨等，每一封信背后都有一段意味深长的故事。

他印象最深的是一封绝笔家书。1938年3月11日，山东滕县保卫战前夕，时任四十一军一二四师上校参谋长的邹绍孟彻夜难眠，趁第二天军邮回徐州的当口，他提笔写下一封家书，信笺的头行顶端是“宁儿如晤”四个字。接着，正文从做人，讲到爱家、爱国，时而娓娓而谈，时而厉声呵斥。

“一封家书饱含着对儿子和家乡的思念，也有对儿子恨铁不成钢的怨怒，他在信里指责儿子‘名列丙等’。他还告诉家人，军人的天职就是视死如归。”杨立新说，如果不读，可能就不会知晓历史上曾有这样一位军人父亲。

“中国文化的历史长河中有很多优秀人物，对民族文化进程发挥着重大作用，读一读他们的信，既可以了解历史细节，也对当下生活有指导作用。”

杨立新自己也正在做一个读家书的电台节目，读林则徐、曾国藩、梁启超等历史名人的教子家书。

最新一期读的是梁启超在1928年写给梁思成的信，当时梁思成在美国宾大建筑学系学习，终日课业繁忙。梁启超写道：关于思成学业，我有点意见，思成所学太专门了，我愿意你趁毕业后一两年，分出点光阴多学些常识，选一两样关于自己娱乐的学问，如音乐、文学、美术等……

“从这些家书，可以学到很多教育以及和子女相处之道。这些信保存下来，也成了家族生活的见证。”杨立新说。

在这个书信几乎消逝的时代，他和儿子杨玏（音同“乐”）有时还用信沟通。有一次，在儿子出演一部电视剧前，他给儿子写了一封信，告诫他“认真对待每一个获得的角色，认真对待每一份工作，做一个认真而负责任的艺术工作者”。

杨立新与杨玏

“老杨不是那逢年过节就想吃一顿的烤鸭，也不是出门应酬总要请人吃的牛扒，可往往当我最馋最饿的时候，我只想吃他那碗炸酱面……”今年父亲节那天，杨立新收到了杨玏写给他的一封信，既感动又欣慰。对于儿子称他是“炸酱面”，他很认同，“实惠、果腹，不虚头巴脑。”

其实“炸酱面”还有另一层含义。

在人艺剧院，表演分三个等级：煎带鱼、酱肘子、炸酱面。食堂大师傅逢戏必看，他要觉着谁的戏有味儿，食堂吃饭赠煎带鱼一盘；他要觉得谁的戏有嚼头，一整个酱肘子，连皮带肉，白送；他要觉得谁的戏像菜码在饭下头，非得翻来覆去琢磨，他会亲自下厨，小灶，小碗干炸，冬天锅挑儿，夏天过水，一碗炸酱面亲自端到谁面前。

作为人艺的台柱子之一，杨立新时常能享受到炸酱面的待遇。但如果追溯起来，他到人艺却完全是一种无奈之选。

1975年春天，为躲避上山下乡，杨立新决定在北京找份工作留下来，这才到人艺参加考试。面试时，他读了一段报纸上的《西沙组歌》，又演了一段杨子荣，就成了北京人民艺术剧院的学员。最初的两年，学员们跟着老演员一起生活、学习、排戏，中间还穿插着学军、学农、学工，打靶、平地、车床等都练出来了。

每一个人艺的学员，都是从跑龙套干起。

杨立新第一次登上舞台是1977年初，人艺排话剧《万水千山》——新中国成立后第一部反映中国工农红军长征的历史话剧，年轻演员演红军战士，扛着红旗从舞台这头跑到那头，来来回回跑上好几趟。他比较幸运，演一个国民党在地方的联络员，和演国民党一师长的朱旭老师有段对手戏，“虽然只有两分钟，却觉得很自豪，而且也有了自信。”

“北京人艺有句话：毕业就演大主角是一大灾难。你没那能耐，站在台上会哆嗦，私心杂念太多，肩膀扛不起这大梁。”杨立新说，在他的记忆中就经历过一次“小灾难”。

1980年，人艺复排曹禺的经典剧目《日出》，老导演刁光覃有意用这个戏锻炼剧院的中青年演员队伍，安排老演员严敏求演陈白露，杨立新演方达生。严敏求年长杨立新20岁，两人却要演一对儿恋人，再加上对戏中股票、银行等都不是很懂，杨立新“完全失控了，找不到办法，慌了”。

幸运的是，人艺和人艺人“救”了他。他继续跑龙套，看别人分析剧本、排练，听别人谈角色，到排练场看人家怎么试戏。印象最深的一次，是看黄宗洛老师演《龙须沟》里一个卖酸梨的角色，他在排练厅门口弄堆泥，要进排练厅排戏了，先在泥上踩吧踩吧，带着人物的感觉走进排练场。

杨立新真正的艺术开端是1985年，在《小井胡同》中演小力笨——一个店铺里打下手的小伙计。《小井胡同》排完，他问编剧李龙云，觉得自己演得怎样？李龙云答：“是我脑子里的那个人。” 他信心大增。

3年后，人艺开排《天下第一楼》。何冀平拿出剧本给大家读后，杨立新一点没客气：“这大少爷就是给我写的”，于是给导演夏淳写了个申请：我在宣南长大，从小是京评梆熏出来的。但院里从稳妥考虑，给他安排了B角。结果他一上场两句“杨延辉坐宫院自思自叹，想起了当年事好不惨然”，就得了个碰头彩。

杨立新说自己就这样一步步被“推到”了舞台的中央。“为什么是推？随着创业那辈老艺术家90年代开始集体退出人艺舞台，我们这代人不得不共同面对的一个特别难的事——必须得顶上去。”1999年复排《茶馆》，老观众一片“别排了，给我们留个好印象”之声，包括后来的《天下第一楼》《雷雨》，每个都面临这问题，不过杨立新这一代人艺演员，依靠扎实的演出，赢得了观众的叫好， “他们看着看着就接受了”。

此后，《哗变》《北京大爷》《鸟人》，杨立新真正成了人艺舞台中央的人。等到话剧演员都纷纷“下海”演影视剧时，杨立新也偶尔凑个热闹，演演电视剧和电影，像是《我爱我家》《正阳门外》等，很多人都是因为贾志国而记住他。

近两年，除人艺经典剧目外，杨立新最受瞩目的戏要数和陈佩斯合作的《戏台》。故事讲述民国时期，一京剧戏班所遭遇的一系列演出事故。他演一个卖包子的票友大嗓儿，危难之际救了场。

“演这个角色，京剧得会，评剧得会，我还在京剧里头嵌了半句河北梆子。”舞台上，大嗓儿京剧变评剧，又变河北梆子的唱腔让观众笑得前仰后合，这喜剧效果都是杨立新的“发明”。他能够会这么多，完全是小时候耳濡目染的结果。“我从小住在珠市口煤市街，旁边是华北戏院，常年演河北梆子，那会儿看到台上的大花脸还往后躲呢，有这样的经历，演起大嗓儿一点儿都不陌生。”

尽管演了很多深入人心的角色，杨立新依然觉得“演戏是一件危险的事儿，只要不离开这个行业，时刻都如履薄冰。”

“怎么克服这种感觉？”记者问。

“不停地审视自己。不会演戏先演戏，会演戏了再演人。”杨立新演戏，不光是演，还爱琢磨戏中人。他演《雷雨》中的周朴园，之后专门为周朴园写了人物小传。通过查找史料和背景，研究曹禺写作时的想法，他最终得出结论：周朴园和鲁妈是一场轰轰烈烈的爱情。

“不然鲁妈为什么会给他生两个孩子？周朴园为何一定要给鲁妈5000大洋？房间还保持着鲁妈在时的样子？”杨立新越说越起劲，就这样一遍遍地琢磨，“往人物心里钻，最后将他的心包裹在你的皮囊之下，你俨然是他，但又不是他，人物还是那个人物。这样人就立住了，戏也就对了。”

在舞台上摸爬滚打40多年，难免有“事故”发生。有一年，在大剧院演《雷雨》，第四幕开场，地点是周公馆。幕布拉开，杨立新坐着看报纸，突然发现上一场鲁贵家的一张藤椅没有撤下去。他一边说着台词叫管家上场，一边脑子里飞快地计算：如果我去搬这张藤椅，全部的表演都会被它干扰。于是他还说着原来的台词，直到管家问还有什么吩咐，他才说“把藤椅拿下去”。

“这些都是舞台教给我的，演员除了是角色，还要懂得控制自我，更要跳出来看着自己演的角色与观众间的距离，把握尺寸。”杨立新说，现在表演教学的一个问题就是：总是教演员怎么有激情，却没有人教演员如何冷静地控制自己。

以戏为生，如何演好一个角色一直是杨立新的功课。他至今记得舞台上的一幕，那是20多年前，他在老版《茶馆》里演一个小角色，每每到最后一幕，他总会守在侧幕条边上，看于是之、蓝天野和郑榕的最后一场戏。戏里，饰演王利发的于是之说：“这是我的茶馆，我活我活在这，我死我死在这……”台词一出，就是告诉观众他要自杀了。另外两人下场，于是之撒纸钱，转过脸拿起搭在椅背上的裤腰带，往台后走去……每一次应该都是这样的。

突然有一天，杨立新看到于是之扔完钱，没拿椅子上的裤腰带，他当时就想“难道他忘了？”正在这时，于是之突然停下来，反过身来抓裤腰带，“我心里忽然一激灵，他演出了这个老头不想死、不忍死的痛苦……”这个小小的改动所带来的震动，一直留在杨立新的心里。

“表演的精妙啊，就是妙到你说不出来，又觉得那么好！”

2017年《环球人物》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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