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倪萍和姥姥在北京的家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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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我看来，倪萍是脚下踩着抹布、手里捧着书在看。这书不是美食秘籍，也不是生活大全，是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门罗的小说。”雨后的怀柔有鸟儿细细碎碎地叫，和倪萍合作了十几年的导演杨亚洲笑着望向远处。

在北京，倪萍的生活穿梭于两套门对门的复式公寓。左边这间归母亲和儿子森居住，家具统一是沉木色调，墙上挂着她和森的油画。最奢侈的是厨房，连炖锅都有五六个。

另一套是她的工作室。她坐在厨房中间的小圆桌上看书、写字，煤气炉总炖着东西，有时她把作家迟子建送的玫瑰花煮上，听花朵在热水里发出的微微响动。

小客厅也是她爱待的地。桌子上方的昆曲少女水彩画花了3000元。桌面摆了两小堆书，有木心、邓文迪自传和王鼎钧回忆录。她最喜欢的还是丰子恺、木心、沈从文等老一代作家。她说，一屋子书就像一屋子人。想听莫言说话，书拿出来，念一段看一段就等于他在说话。你说听够了，把它放回去，又拽另一个人出来。

这几年百分之九十的时间倪萍都是跟自己相处。不去饭局，跟朋友来往甚少。只有一年，姜文、姜武、苏晓明等一帮文艺界朋友去她家，姜武被锁在卫生间里近一小时，苏晓明的法籍丈夫提醒姜武切勿大口呼吸，一伙人没事儿似地在外头玩得很嗨。

2011年开始画画，她在大浴缸上铺了块60块钱的硬木板，十几只画笔就塞在洗手台上的洗面盆里，随时冲洗。木板上4个绿色调料盘已经碎了一个，水彩一度把下水道堵了。

朋友喜欢她的画，干脆利落，花或动物都成双成对。敬一丹收到她送的向日葵，大眼睛一直笑，“她懂我，看，不是亮黄，是更深的黄。我喜欢这种有点沧桑的感觉。”倪萍给她短信，“太阳、葵花，都是你。我不懂技术但有情感，想着你就画成这样了。”

这天中午她做饺子，依两位助理的口味拌了蛎虾和猪肉两种馅。她一边下饺子，大伙一边趁热吃。没人觉得不好意思。

这是第一次有记者到倪萍家。她的头发随便夹在脑后，眼窝上一抹淡淡的红色眼影。她瘦了，细长的手臂晃动起来像有力的翅膀。套着花色家居裤的右腿盘在椅子上，光光的大脚挂着双蓝色男士拖鞋。饺子皮够薄，她用手抓着吃。吃完我们开始聊。她的语言稠密又快，好几次长达数分钟，嘴里就叼着根没被点燃的烟。咣咣咣讲着，她一把拦住了阿姨要端走餐桌上饺子的手，“猪肉馅那份呢？别混了，要给玲玲（助理）带走。”

史铁生去世那年春节，她托张越送礼给史的妻子，张越一看，是块红艳艳的土花布裹着的一堆山东大馒头。

她太实际了，做不成王菲这样的“怪人”。钱她能赚，但该花才花。她喜欢三宅一生，但一定买过季的，省钱捐给智障儿童。

敬一丹说，你不觉得，倪萍“很山东”吗？有些驼背，两肩总懈着。不过，她要一上台，立马昂起胸。

即使在家像个文艺女中年，她也是加速度的活法。对于时间，她有强烈的恐慌感，做事基本上是工具理性思维。母亲话还没说完，她抢断：别说了我知道你什么意思。助理过来吃饭，吃完她说，你们可以滚了。

今年春节后她开始画油画，柜子上已经叠出高高一层作品。

回央视主持寻人节目《等着我》，她夹带着一份私心：到外边“偷点故事”，不光是美好，还有残酷、荒诞。她说自己特擅长捕捉人物，绝对可以写小说，侦探小说也能写特别好。

后来想想，性格里的完美主义和要强，主要源于她见过太多“高山”，这“高山”最初的形象是姥姥的智慧、幽默和爱，其次是母亲的严苛。

在不同片场赶拍戏，逮着间隙杨亚洲就和我聊。“野心这个词不对，倪萍是不甘心，”想了几秒，他纠正，“如果说倪萍有局限性，我们常说松弛松弛，她没有。”

以情补天

回到电视人“得势”的90年代，政治浪潮消退，经济浪潮袭来，央视也开始试图告别让观众高高仰望的姿态。

在倪萍闯入《综艺大观》前，这档外号“小春晚”的节目还延续着一本正经的风格，央视主持人多带播音腔，乐于修饰词藻。“尤其是女主持人，都特希望自己光鲜、洋气。人们的生活刚刚好，谁也不愿意沾着土腥味。”朱军回忆。

非正统主持人出身的倪萍，正像边缘长出的野草，清新的风格很大程度上改变了央视僵硬和过于一本正经的舞台风格。

1991年，《综艺大观》正酝酿改版。31岁、头发被风吹得乱糟糟的倪萍走进办公室，导演们傻了眼，哪来一山东土妞？怎么跟竞争者、《正大综艺》懂英语又干练的杨澜比啊！没人理她，她踩高跷似地轻着步子走进角落的办公桌。一导演吆喝，去吃大排档咯，哗啦一下人都走光了，剩下她眼泪滴在手里的《光明日报》上。

来北京前倪萍早成名了。28岁已经是山东电影家协会副主席，演过《雪城》，得过金鹰奖。她自嘲：大眼睛加春风般的笑容，长得符合工农兵的审美标准，一到北京简直“太不招人待见”了。

第一次出镜，她和所有人一样预感自己会失败。“泥巴，吃饭了，”搭档牛群给了她盒饭。直播开始，导演介绍，这是新来的主持，望大家支持，一阵掌声响起。就那一下，“弱者”倪萍找到了自己。不会铿铿锵锵播音腔的她脱口一句，观众朋友们，我以前也跟你们一样在电视机前，我知道你们想看什么。

节目结束，导演陈雨露上来拥抱她，说，诶，你晚上上哪吃去。

与别的主持人不同，倪萍习惯看完台本自己编大白话。行业惯例是记住搭档的末尾一句就行，中间的话不用听。倪萍故意在排练时说一些嘲弄对方的话，搭档真没反应。在她眼里，最蠢的主持人是背词儿的，背的东西永远要出错，心里说的东西才不出错。

已退休的央视导演袁德旺回忆，观众真正记住倪萍是一次她在节目中用山东胶州话念天气预报，“今儿刮明儿刮后儿还刮……”朱军还能模仿那一段儿，“她把形象放下了。但你要注意，倪萍的土是要加引号的，她说的话一点也不土。她的风格是平民化，但她不是迎合你，她有一个很大的场，这其实很难。内心很大，姿态很低。”

朱军形容倪萍是春晚舞台的“定海神针”。凭有人味、有乡土气息的“情”，她塑造了春晚主持人不同以往的角色扮演。1994年春晚，倪萍借摄影师徐永辉的4张全家福讲述了共和国40年的变化。2003年春晚，倪萍再次将抽象之物变化为质朴的可见之物，中国三十多个省、自治区及直辖市，在她口里就成了“34箱泥土”、“34种味道”和“34种颜色”。

“赵忠祥以他的刚性特征脱离了日常生活，国家主义的坚固性以及坚硬的声音逻辑链条造成了同大众特别是情感上的分离。”倪萍却实现了“以情补天”。南京大学社会学博士生彭海涛和教授潘知常曾撰文。

同一时期，歌手李春波的《一封家书》、《小芳》红了。夹杂在政治话语和商业话语中间的人们留恋着乡土情，倪萍招牌式的微笑成为那个年代人们情绪的出口。

《综艺大观》播出第3年，有人在报刊上指出倪萍以表演代替真实。很难用简单的逻辑分析此事。在敬一丹看来，“大型综艺晚会上，主持人和观众之间的情感积累存在不对等和落差。倪萍心里饱满得要溢出来了，观众只看到几秒。不像今天的真人秀，观众多是跟主持人一起进入长篇故事。”

赵忠祥说，“我们这一行必须有演员修养。看节目需要投入感情。而倪萍曾是个演员，她有这个能力。”倪萍习惯在上台前采访嘉宾以投入真情，1994年王军霞上春晚，按规定她得再说一段“祖国为你骄傲，你是祖国的好儿女”，可话就是哽咽在喉咙。“你知道吗，因为她给我看了她的脚，10个脚指甲盖全都没有了，全是红肉疙瘩。”

后来她不敢流泪了，或者递话筒给周涛。她反复做同样的噩梦，在运动场上，手持话筒怎么也跑不动。

“我参加春晚时听导演说，这个地方应该有个情绪点，那里有个煽情点。我想，也太做作了。但当时的文艺节目这已经成为固定程式。拿今天来说当年的主持风格，挺不公平的。”说。

长久以来，倪萍因刻板的、意识形态化的教育者姿态，被一些网络青年构建成一个象征国家道德的符号。复旦大学新闻系教授吕新雨曾撰文批评倪萍在春晚舞台的爱国主义教育。这一点，敬一丹更有体会，“有人拿我跟倪萍的风格对比，批评《感动中国》也煽情，煽情其实不准确，我们都属于情感表达。只是现在观众的价值观越来越多元，社会思潮也在变化，我们媒体人也会更加注意不要用一些人为拔高的词汇，更多是大白话、人话。”什么叫不要人为拔高？“就是精准。”

本能的人生底层把式

离开主持人岗位后，倪萍的魂回到了戏里。在戏里，她实现了儿时的愿望——做大自由天地里的农民。

2003年，她凭第一部戏《美丽的大脚》拿了第22届金鸡奖最佳女主角。汽车颠簸着驶往宁夏西海固，倪萍看着窗外说，这越走心越凉，啥也没有怎么拍？导演杨亚洲想，形式没了，就只能走人物内心。但当他在镜头里看18年没演过戏的倪萍，还是吓了一跳，“老一套的演法。明明是近景，她的动作幅度却好像在拍远景。”但他很快发现，技术问题不是最重要的，关键是倪萍“非常聪明”。

“真听真看真感觉，你所有的表演技巧都来自对生活的观察。只有观察理解了生活，你的表演才有足够的说服力。”相信斯坦尼斯拉夫斯基表演体系的倪萍容易“人戏不分”。漫天黄沙成天吹着，太阳灼烧着，她越来越像乡村教师“张美丽”，以至于回到北京都找不到自己。

演《泥鳅也是鱼》的泥鳅，她一个月没洗头，挠都挠不动了，全身都馊了，人还没影呢，剧组人都知道倪萍来了，她才找到绝望的感觉。“这部戏我最喜欢，这时她演戏的痕迹已经很淡了。”杨导说。戏里两个孩子在北京城丢了，泥鳅没哭。男朋友倒在了医院，泥鳅没哭，她眼神甚至有点空洞。

著名娱评人何东被打动，“她已经脱离了当初在央视时的煽情，完全退回到当年《雪城》时单纯安静的眼神里。”

有时倪萍想哭，杨亚洲要她笑。有影评认为，在杨亚洲压抑、沉默的镜头里，倪萍多了悲悯和柔情，不再只是哭泣式的煽情。

一位电视策划人曾告诉何东，倪萍真正该去做的节目最好跟最基层的老百姓沾边。何东觉得这个判断太对了，“倪萍早年那种本能、熟悉的人生底层把式在《泥鳅也是鱼》中被完全抡开。”

第30届蒙特利尔国际电影节的颁奖礼上，倪萍凭《雪花那个飘》获最佳女主角奖，穿一袭黑色长裙缓缓上台，评委瞪大眼睛，这演员还是职业的？不应该就是个农民吗？

日常她就擅长跟底层的人打成一片。“看，中午这饺子用的就是菜市场阿姨给送的，家乡磨的花生油。怎么说她都不要钱。”

一次央视内部举办六一晚会，倪萍带上了《美丽的大脚》里一群当地小演员。节目开始，这些孩子挤成一小垛坐在前排，忽然一孩子哭了，跟着所有孩子哭了。一个高大的影子快速闪过，伸出两只大长手，从后头抱住他们。“倪萍当时，就像一只母鸡护着一群小鸡。唉，我也特难受。她真的会为草根动心。”敬一丹的大眼睛红了。

倪萍会给戏带来点子。比如《大浴女》里追求自我、发生婚外恋的章妩，“特别怪”，她在戏里养花，“让角色落地”。

纪念“5·12”地震一周年的《大太阳》有场戏，倪萍演的银杏要从收养中国孤儿的美国人手里抢回奶娃子，有一句词是“家在汶川，根在中国”，“一农村妇女，怎么像个新闻发言人呢，太不真实了”，她演不出来，加了一句，“你把这个孩子领走，日后这个孩子是奶奶的腿、奶奶的眼睛……”

拍戏的倪萍有狠劲。在大西北拍《雪花那个飘》，零下十几度，有个镜头要她走进冰河，怕剧组几十号人冻着，什么保暖措施也没做，她咚一声往下跳。遭罪的是身体，她在剧组曾经跑第一，如今只能跑最后了。

杨亚洲清楚，重复是演员一大禁忌，但他和倪萍就爱“积极向上”的角色，“太黑暗对社会没用”。从下岗的母亲到智障儿童的母亲，再到大地震中失去孩子的母亲……倪萍给观众留下“苦难母亲”的记忆。

电影不卖座是现实，她知道原因之一就是“太传统”。再有人找倪萍演戏，她问，还有更苦的吗？观众烦了，她自己也烦了。她也想演演“坏人”，但没人信。

水门口的童年

谈抽象道理时，倪萍很容易嘴皮一转，说起食物和大自然。山东荣成水门口村的童年，是她最大的记忆库。这段遥远又短暂的岁月像一股强大的人生暗流，形塑她平民化的主持风格，也激发她扮演底层人的热忱和熟稔。

被姥姥从青岛抱回时，倪萍不到两岁，严重营养不良。吃完姥姥借来的鸡蛋，倪萍才会笑。姥姥是典型为“人家”活着的中国农村妇女。小儿子26岁那年为救战友牺牲了，姥姥说，“当兵的就是这个命，国家使完了咱再使。”姥姥就是妈。

担心父母离异的倪萍缺乏爱，舅舅们当起“父亲”。一年春节，大舅给了她4只钱包，缘由是她同学有两个。一到夏天她就在舅老爷的瓜地里混，盖几片瓜叶子，啃饱了瓜睡，醒来继续啃。

三年困难时期，全国人民勒紧了裤腰带，她的肚子一点没亏着。

水门口相亲相爱、平和喜乐的大家族，也在她的神经里烙下对自由、生命力和美的敏感。她像海绵一样吸收姥姥的“言传身教”。

姥姥家没太多规矩。老房子墙根前长了一摊小草，姥姥不舍得拔，小草乍然开了小白花，姥姥说，“那是你昨晚放了一个屁崩开的吧。”谈话也没什么避讳，3岁她就在饭桌上大声说，“姥姥和姥爷睡了觉，嘀里嘟噜生了我妈……”

她在姥姥家灶台上用树枝子涂下第一幅画，一只小鸡。她画姥姥的大辫子，从门口画到院子里，鸡鸭从“辫子”上走过，姥姥给轰走，“别踩着我的辫子，生疼！”姥姥捧她捧上天，使得她从小就特自信。“我就是个天才啊。”她画画没有老师，原则是姥姥教的——“得有生命。”要画个没神采的鸡鸭鹅，姥姥会说，怎么都吃药了啊。

戏台上的戏倪萍听一遍就跟着哼，一首吕剧《王定保借当》谁让唱她都唱。“如此‘不要脸’，这女娃会不会成‘戏子’啊？”姥姥的担心后来成了真。

小学，她离别姥姥，回到青岛的母亲身边。唯恐严苛的母亲不满意，她拼命学习。母亲重男轻女，哥哥吃煎鸡蛋，倪萍吃煎蛋油锅煮的白菜。肥皂块妹妹用小的，哥哥用大的。母亲清冷，她孤独，姥姥告诉她，要隐忍。

对父亲她多少有距离，母亲口中的父亲是“坏人”，姥姥描绘的父亲则正直、善良。她信姥姥。只不过，直到父亲离世，她也叫不出一声“爸爸”。

1976年，她以全市第一名的成绩被山东艺术学院录取。出发去济南前，她见母亲天天蹲在鸡笼前看鸡，背影凄楚。揣着哄妈妈的心，倪萍跑去把原来跟父亲的刘姓改成母姓“倪”。

10年后，她经历了人生第三次离别。在济南，她有了第一次发生猝变的婚姻，濒临干枯的她，赶上一趟开往北京的列车。

你觉得我有道德洁癖吗

《综艺大观》导演刘铁民记得，1995年一次以“母亲”为主题的《综艺大观》，还剩3分钟直播时间，但台词没了，倪萍即兴说，不知道今天的观众有带母亲来的吗？“一下子我的心被拨动了，你知道吧，她的道德感表现得特自然，那口气就像问自己的邻居。”敬一丹认为，倪萍“很中国”，包括她的道德感、语言风格，以及她做事从来都是周到的——顾及大局、环境和人际。

“这是五六十年代人常见的价值观。我们接受的教育就是集体主义。”

倪萍像姥姥一样“好人缘”。从家庭到工作，她自认从来是个人服从大局。2002年春晚，导演赵安请她在小品《品茶》中出演快要被观众遗忘的老太太倪萍。她说不，你这个小品完全是害我。最后还是跟化妆师说，来，想怎么画就怎么画吧。“这不是你家的电视台，这是工作。”她伸开双臂，“你伸展的时候，好多人不也无法伸展。”再环抱两臂，“所以，你为什么不能这样？”

你很难听到倪萍批评体制、批评央视甚至娱乐节目的现状。至于曾经的同事对央视的微词，她一个字不评价。她不愿意多谈“政治”，不喜欢记者的一些问法，“你才多大年纪，知道什么是政治？”凡涉及大局和时代变迁，她言辞谨慎、中立，常用“特点”取代“缺点”，激烈的情绪痕迹几乎没有。

从周遭人的评价来看，她并不爱搞人脉和关系，只是“不想影响别人”，重关系和克制自我这两者的差别值得琢磨——后者显然更受人尊重、更接近中国传统道德观所尊崇的人情练达。也许这是为何对央视更决绝的同事，听到记者要做倪萍的外围采访，毫不犹豫地答应了。“如果还要聊，晚上12点后你给我打。”

朱军想不起倪萍说过一次“压力”，她更多谈责任。在1000平米大小的直播室幕布后，有一条1米宽、10米长的小过道，所有委屈倪萍都对着这个狭促空间诉说。《综艺大观》100期时，倪萍讲述了一位有梦想却已离世的女孩赵迎，害怕被说“煽情”，她死命忍住悲伤，直到踏入小过道，情绪才爆炸。

拍戏也是，她对导演“基本服从”。《大太阳》里主旋律的词她改了又后悔，“有些公共场合就是要说鼓舞人心的话。”

要遇到有人“自私”，她甚至犯轴劲。“要在战争年代，我就是个董存瑞啊。”她说。1998年，华东水灾她一到安徽寿县，四十几度高温，战士们几分钟倒下一个，裤裆全烂了。老百姓却在树下乘凉，四周也没有摄像头，她像英雄一样跳上土台子。

“我说告诉你们，这些战士不是你们安徽人，人家现在几分钟就倒下一个，你们躲在树底下乘凉，良心过意得去吗？老百姓被骂得莫名其妙！”想起这情景，她喉咙还是哽住。那晚她跟黄宏商量带个小品回去。“我说能把咱们刚才说的这些话都说出去吗？黄宏比较有政治头脑，他说老百姓是弱者。我说谁是强者？”

待过的集体她没一个讨厌。跟她合作了20年的化妆师徐晶晶说，她不多事。就像这天录节目，一会儿耳麦不响，一会儿主持人重新补位，倪萍脸色一点没变。不难理解周围的人都很爱她。经纪人小倩跟了她17年，“像爱亲妈一样爱她，不容许她受任何伤害。”

“她特能忍。”杨亚洲没听过倪萍抱怨。拍《美丽的大脚》时脚肿得不行，她还是起早贪黑。他能看出来有时她并不愉快，但她连“让我一个人待会儿”都不会说，说了就不是倪萍了。

“倪萍成功就成功在，她会做人。”杨亚洲说，姥姥的宽容和母亲的强硬一同塑造了倪萍的忍。他的语调提高一个档，“但她这样活得太累了，老为别人想，老觉得别人是好人。我说你不是很真实吗？明知道别人骗你，你为啥还要相信呢？”

对外界的争议她有点不屑。“聊到现在，你觉得我有道德洁癖吗？千万别把我当符号，我那么多缺点。”准确来讲，她有不合时宜的、热切的兼济意识，但并不当自己是救世主。

2010年，政协委员倪萍“落地”又激起新的批评——她把国家比喻成了父母。再提及此事，倪萍提高音调，“祖国就是我们的母亲，有问题吧，可能是母亲没上学没文化。有本事为国家出力啊，光骂谁不会？没人要求你一定比作母亲，反过来，我把她比作母亲，你也没权力制止我。”但她并非无视历史和现实的复杂。同事邀她参加一个活动，现场一画家给“文革”时侮辱过的老师道歉。倪萍哭得鼻子直囔囔，比谁都厉害。

平衡力和分寸感

倪萍逐渐远离舞台中心，早年烙在她性情里的率性、鲜活反而进入人们视野。她写书，《姥姥语录》特喜欢，“简洁又明白”。画画，在大浴缸的木板上“乱涂乱抹”，一幅画曾拍出150万高价。不时在电视露个脸，幽默得让人惊讶。

她在第16届金鸡奖上调侃人：李冰冰没得奖不要像去年一样哭鼻子啊。冯远征得奖了，发表获奖感言说这个奖等了20年，倪萍说这得怨你妈，谁让你叫远征呢？叫近道早得了！她还在各个地方台节目中跟周立波、吴宗宪斗嘴。7月她在西藏拍电影，微博上传的MV里一副藏族老太太的装扮，摇摇晃晃抖长袖，自嘲“没吃药就出来了！”

半年前她回到央视舞台。在这个警惕“流泪”、反感“煽情”的时代，节目组不再把“情”当作卖点。《等着我》节目制片人杨新刚说，“我们不要煽情，节目的服务性强于叙事性。”帮人，绝不煽情——倪萍也立了规定。但这节目都是眼泪：一位母亲手拿价值几百万的房产证，想找离开她10年的儿子；还有服刑8年的儿子，求助寻找失散14年的母亲……现场的男人们哭得不行，她哪里忍得住。

什么时代都需要情和眼泪——如刘铁民的判断，《等着我》保持连续两个月来10点半档最好的收视率。

观众看到的倪萍确实变了。她本来就不喜欢裙子，嫌它们不利索。现在自在了，常常一件布衣加一条麻裤，话语在山东话、陕北话等各地方言间跳来跳去。

央视综合频道节目统筹部主任张国飞最欣赏倪萍“平视人的能力”。“她问那位老兵：你一个男人给女人寄一双球鞋什么意思啊你？问得多自然啊，换我早尴尬了。”

一次倪萍直接把嘉宾写着寻人启事的纸牌捧在胸前。“完全没把自己当腕。”在《等着我》嘉宾、著名媒体评论人春蔚看来，倪萍是“平民智慧”。“她在台上说很家常的话，比如安慰失去独子的家长，我们家就女儿好，什么都我做。”

她想改掉一些“毛病”，比如不扯嗓子喊了。直爽、犀利也没再藏着。一位家暴的丈夫找妻子，她的基调是“不是所有错误都能被原谅”，男子离开前，她不客气地摆摆手，“去，回去反省去。”她还很逗。一位老兵问，您怎么称呼啊？她说，“哎我是多没名气啊。老爷爷，我叫赵忠祥！”观众大笑。

事实上她一直说话不饶人。她叫同事“火星”，火得莫名奇妙。在人群里总是热衷于损赵忠祥老派又抠门。敬一丹说，跟白岩松“语不惊人死不休”的风格相比，倪萍更“艺术化”，总惹得人哄堂大笑。她的玩笑有时也会刺伤人，宋丹丹抱怨，在外头炫耀她是好朋友，她来一句，我刚认识你几天。

“倪萍最大的特点是，对不熟的人忍，对身边人特不忍。”她对你呢？杨亚洲又咪咪笑，“对我比较特殊吧，很宽容。”

问倪萍，你变了吗？“骨子里没变。”

“本质上是个渴望自由的人，本质上也是个有规矩的人，拧巴了一辈子。”她曾在书里写。她从不是领导，却永远是最重要的那个角色。识大体又自我，高冷又谦虚，豪气还实际，柔软和强硬，有些许狡猾但不圆滑，还有一点模糊的天真，这些都混杂在她身上。

时代变了，一些观众期待她毒舌、快人快语，舞台也鼓励她复杂。

不爱接受媒体采访，也觉得人太复杂，谈不清楚。“你千万不要夸我，用你的智慧写我。”吐一口烟，她眼睛像要看穿你。

在个人跟大局之间的平衡力，用她的话说，就是天生的。她适应不同情景的角色扮演，知道不同的平台要什么。还是在1992年，她和姜昆去台湾参加《龙兄虎弟》，她一会儿损张菲，“我艺名叫江慧（张菲当时的绯闻女友）”，一会把费玉清叫成“叶玉卿”。“我做过调查工作啊，知道台湾那边爱玩什么。”当时台湾主持人爱抢词，她耍了心思，把话筒揣兜里，他们说拿出来，“我就不，就揣兜里了。嘿，现场反而注意到我。”

不变的还有她敏锐的分寸感。6月16号，央视老台附近的酒店，倪萍跟《等着我》节目组聊片子细节。她的姿势几乎跟家里一致：右腿盘椅子上，手不离烟，语速极快。说到某个故事主人公，她声音洪亮，“这孩子真冤，偷两次钱，毛也没见着就被关12年。这个我们不能对着镜头说，真他妈二百五。”接着她语调沾了同情，“没有办法，孩子没上过学。他跟弟弟感情为什么这么好，这男孩的父亲是被害死的，这里边有仇恨，但我们就不往外拐了，拐了就节外生枝了。”

“这我的老地盘了。”她眼神望向窗外，有点唏嘘。一切今非昔比了。当年央视的主持人只有七八个，她当然受重视，现在台里主持人就近四百个。那时台里连服装部都没，她和杨澜换着衣服穿，即便如此也是全国最好的电视台，她从来没想过去地方台，今天地方台条件是赶上了，但她对“电视”已经不那么感兴趣了。

下辈子自己玩

自称天才的倪萍不是没遇过“天黑”。她过往坎坷的婚姻在网络上有很多版本。

“还看重对方的才华吗？”“嗯。价值观要相近？嗯。”

“不说了吧，都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还是怕影响别人，她想年老时再把那些故事写成书。

在之前一次采访中，她说，我不谈婚姻，没有资格谈。接受许戈辉采访时，她说，“如果早知道自己要什么，就不会犯那样愚蠢的错误了。人年轻时非常盲目，也非常贪婪，总希望遇见世界上最杰出的男人，但这特别幼稚。”

1999年，儿子森一出生就被发现眼睛有问题，她开始从未有过的恐惧。一到后半夜，灯也不开，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点上根烟，黑暗中烟火明明灭灭。那个冬天天格外蓝，月亮和夜雪陪着她。

她自己也快看不见了，哭，着急，上火。姥姥说，姥知道，你行。她不哭了，抱着儿子去美国求医，一去10年。最后一次复查，大夫说，等孩子结婚时再来复查吧。憋了10年的眼泪横着飞出来。

她是母亲，也是整个大家族的支柱。有几年她特别忙，家里住了近十口人。一次她去领华表奖，刚蒸完一笼包子，没来得及洗澡就提溜着裙子去直播，台上都是包子味。回到家，全家人眼巴巴望着她，“还差一笼呢。”没办法，她做得好吃。

她憧憬的生活是，舒舒服服泡上一次玫瑰浴，点上一支香烟，喝杯红酒，但这样的日子一天没有过。

姥姥一直是她最大的精神支撑。她曾跟姥姥讨论过尼采。姥姥说，人生下来就得受苦，别埋怨。她夸姥姥，“可以啊，和尼采的高度一样的。人家也说，人生就是一场苦难。”姥姥说，这个姓“倪”的只说对一半，还有一半甜他没说呢。

她坦言自己和母亲一样强硬，两个外柔内刚的女人从来无法拥抱。有一句流行歌词改改挺适合她，“我祈祷拥有一颗强大的心灵和会流泪的眼睛。”

人性再复杂，她也不会否定有一种时刻更接近自由：刮风下雨天，她跑进水的世界，“不再是妻子，不再是母亲，不再是女儿，更不再是名人，不再是善良，不再是好人，一个完全裸奔的女人。”

如果有下辈子，她不想让姥姥一生再四肢蜷着过了。她自己也是，关于下辈子，她的设想是，不要家，不要孩子，自己玩，最好当回神经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