悦读 | 看完这部电影,我们才明白人为什么要读书

悦读 | 看完这部电影,我们才明白人为什么要读书

中国青年报 内地男星 2018-01-16 08:29:15 766
导读
近百年来,每一个懵懂而真实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少年时光,都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一份热血青春,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担当,上一代人已经完成了,而我们呢?(来源:山河小岁月 ID:shxsy2015)



“无问西东”四个字,来自清华大学的校歌“立德立言,无问西东”。这部集齐章子怡、张震、黄晓明、王力宏和陈楚生等多位明星的电影,在两个多小时里,讲了四个年代,四代青年的故事。



最感动我的是第二段——西南联大。


坦率说,在看的过程中,我哭了好几次,乃至于毛酱几次看我,我都只好尴尬地别过头,假装喝水。


因为里面许多情节,都是真实的历史故事。据说,为了拍摄《无问西东》,拍摄团队在14个月里看了百万字的文献和17万张照片,从历史还原角度来看,确实诚意满满,有许多真实而感人的历史细节。


以下内容,含有部分剧透,如果介意,可以在看完电影之后再来看。不过,如果看完这篇,就可以在看的时候为身边的小妹妹/小哥哥讲解。


任君自选。


-1-


清华校史、西南联大校史乃至中国学术界,梅贻琦是一个不能绕过去的名字。


梅贻琦不爱讲话,所以有个外号,叫“寡言君子”。他是清华学生,后来考上庚款生出国留学,回国后就在清华任教。


作为教育家的梅贻琦鼓励学生勤恳学习,并不希望他们去谈口号,谈政治,但学生不听取他的建议,被抓了,他去保释,劝解,再被抓,他再去谈判,去保释,学生组织的激进活动,他不禁止,不参与,不干涉。


西南联大成立,联大的校务委员会有三个人,除了梅贻琦,还有北大校长蒋梦麟,南开校长张伯苓。


 ▲从左往右依次为张伯苓、梅贻琦、蒋梦麟


尽管论资历论年纪,梅贻琦是排末位的,但实际主政联大的还是梅贻琦。梅校长主管联大不是因为雷厉风行有主见,而是很少发表主见,只有一句“吾从众”,所以当时有一句打油诗,讲梅贻琦的口头禅:



大概或者也许是,不过我们不敢说,可是学校总认为,恐怕仿佛不见得。


1949年撤退台湾,蒋介石派飞机来接各位学者,第一批中,有胡适等人,没有梅贻琦。他拿着行李等待,依然宠辱不惊。


电影里,梅贻琦是祖峰扮演的,形神兼备,相似度高达99%。

 

 ▲左为祖峰老师,右为梅贻琦先生


祖峰老师扮演的梅贻琦曾劝说陈楚生扮演的学生吴岭澜转系。这个学生的英文和国文几乎满分,物理却拿了个不及格。


这种偏科在今天看来简直无可救药,无法毕业。但在当时,却并不少见。比如我曾经采访过的张世英先生,他入学的时候,学的是经济,然而学了三年,实在觉得自己更适合学哲学,于是去找汤用彤先生。汤先生看了看成绩单,对张先生说:“看你成绩,是个有偏爱的人。”而后一口答应,并建议他可以多研究黑格尔,结果证明,汤先生慧眼,张世英先生后来果然成为小逻辑的一代宗师。


当时的清华转系制度是很普遍的,著名的“清华四剑客”中,除了季羡林没有转系,李长之从生物系转到了哲学系,吴组缃从经济系转到中文系,林庚则从学物理改为学中文——历史证明,他们的选择都是正确的。


不过,决定陈楚生命运的,除了祖峰老师的一席话,还有一个重大事件——泰戈尔访华。


1924年4月23日,应梁启超、蔡元培的邀请,泰戈尔坐火车到达北京前门,轮流到北大、清华做演讲,还拜访了溥仪。 



 ▲1924年泰戈尔在清华,左起张彭春、徐志摩、张歆海、泰戈尔、曹云祥、辜鸿铭、王文显


在清华的演讲是在5月1日晚上八点半,在演讲中,泰戈尔鼓励清华学子,要“保持那凡事必求美满的理想”。这场演讲中,最闪光的人物,除了泰戈尔,还有充当翻译的徐志摩。“林小姐人艳如花,和老诗人挟肩而行;加上长袍白面、郊寒岛瘦的徐志摩,有如苍松竹梅一幅三友图。徐氏翻译泰戈尔的演说,用了中国语汇中最美的修辞,以硖石官话出之,便是一首首小诗,飞瀑流泉,琮琮可听。”


 ▲林徽因、泰戈尔和徐志摩


据说,泰戈尔还曾经担当中间人,试图劝说林徽因重回徐志摩的怀抱,结果失败。


-2-


1937年7月7日,抗日战争爆发。战事蔓延的速度超乎想象。7月9日,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南开大学三所大学的校长蒋梦麟、梅贻琦、张伯苓应国民政府委员长蒋介石的邀请,赴庐山进行国是谈话会。7月29日、30日,北京和天津先后沦陷,三位校长已经无法返校。8月1日,教育部拟定,北大、清华、南开三校南迁长沙,组成长沙临时大学。


11月1日,长沙临时大学正式开课。战火隆隆,诺大的中国,已经很难容下一张书桌。曾经预测日军会在八月空袭长沙的传闻终于变成了现实,只是时间推后到了11月。


第一次空袭,甚至连防空警报都来不及拉响。而由于内部混乱而烧起来的一把大火,让长沙城几乎成了焦土。学生们在街上看到的,是在水缸里被活活煮死的母女,以及在防空洞里被烧焦的市民。


南京陷落,武汉告急,长沙危在旦夕。


1938年1月5日,梅贻琦先生召集了长沙临时大学的师生大会,正式宣告学校将为国家复兴做准备:


本校为保存文化决迁昆明开学,诸生如有愿离校参加各种国防工作者,本校当尽力介绍。愿随同前往者,每人津贴路费20元,此后课程设备等方面,当力求充实,以副有志向学诸生之厚望。


也有学生不肯走,他们联合签名反对搬迁,理由很简单,国难当头,不想当“懦夫”。北大校长蒋梦麟特地请来军委会政治部部长陈诚,陈将军对学生说:


 你们是国家最后的希望,是“国宝”,倘国之大器,皆化炮灰,将来国家形势必定更加严峻,我们应当为我们的国家和民族“死中求生”,中国奋起,建国更需人才,中国最好大学的学生,要完成的是后者。 



1月20日,这些“国之大器”正式踏上了从长沙转往云南昆明的迁徙之路。路线主要分为三路:


一路由女生、体弱者和大部分教师、家属组成,沿铁路和水路,经粤汉铁路到广州转香港,再乘海船到安南(今越南)海防,由滇越铁路经河口到达昆明。这一队由教务长樊际昌和梅美德、钟书篇率领。


一路则从长沙出发,绕道桂林、柳州、南宁,过镇南关进入越南,到河内转乘滇越铁路火车赴昆,此路由陈岱孙、朱自清、冯友兰、钱穆等十余位教师组成。


最艰险的一路,走的是陆路。经体检身体合格,体力较好的师生,由长沙乘船到益阳,再从湘西徒步穿越贵州省,凭一双脚走到云南昆明去。由国民政府指派中将参议黄师岳任团长,原南开的黄钮生教授任旅行团指导委员会主席,教师组成辅导团。这支队伍中,有我们熟悉的沈从文和闻一多。队伍在湖南沅陵留宿时,他特别把闻一多请到兄长家里,请他们吃狗肉。第一次吃狗肉的闻一多开心得大叫:“好吃、好吃!”


 ▲闻一多等教授带领的青壮队边走边玩,被称为“湘黔滇旅行团”


一路行走之中,11级学生穆旦(原名查良铮,金庸堂兄),行前先在长沙购买英文小字典一册,边走边读,背熟后陆续撕去,抵达昆明时,字典完全撕光;地质学家袁复礼带领学生边走边进行地质考察,调查沿路民风;北大曾昭抡教授(曾国藩的侄曾孙,行走不抄近路,即使盘山公路也如是,被大家认为“颇具曾文正公脚踏实地,实干苦干的遗风”。


整整68天,他们用脚步丈量了1671公里。1938年4月28日,这支队伍成为最后一批抵达昆明的临时大学师生,王力宏扮演的沈光耀,在路上遇到坐车前往昆明的学生,很有可能是第一路从香港到越南再到昆明的女生团。因为车上的女生,许多还穿着白色旗袍和高跟鞋,显然不大可能是徒步团的成员。


  ▲徒步迁徙的联大师生


这些穿旗袍的女学生,很快就没这么时髦了。她们当时大概没想到,接下里,她们将面临的是怎样的学习环境。


首先是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铁皮校舍,它们的设计者来自明星设计cp梁思成、林徽因夫妇。1938年1月,到达昆明的梁林夫妇应梅贻琦之邀,给西南联大设计校舍。没钱没材料,因为实在太穷,设计方案一改再改,校舍从高楼成了平房,砖墙成了土墙。


觉得委屈的梁思成冲到梅贻琦面前,砸下第五稿设计图,说:“你们知不知道农民盖一幢茅草房要多少木料?而你给的木料连盖一幢标准的茅草房都不够!”梅贻琦回答,正是如此,才需要土木工程系的老师想办法解决。最后,124亩的校园里,只有图书馆和实验室能用青瓦做顶,教室用铁皮,至于宿舍,茅草就行了。

 

  ▲西南联大校舍


铁皮屋顶的教室,最怕下雨,而云南偏偏多雨。电影里,同学们因为雨声太大而听不清老师讲课,老师只好在黑板上写下四个字:停课赏雨。这件轶事来自西南联大法商学院教授陈岱孙,陈岱孙向来很会把控时间,内容讲完,一说“下课”准打铃,唯独经常会被下雨打乱节奏,后来索性就停课赏雨,师生静坐,一心听雨。


下雨天照旧上的是体育课。听雨的王力宏推开窗户,外面就有老师马约翰带着学生们跑圈运动。


▲马约翰和学生


现在在清华西区体育馆南侧有十二个雕像,其中有梅贻琦、闻一多、梁思成等,马约翰是唯一一个因体育被奉为“名家”的教授。因为深受“东亚病夫”的刺激,马约翰年少时就是运动健将,还拿过“万国运动会”的1英里赛跑冠军。他原先在清华化学系当助教,后来到体育部任教。当时的清华要求每星期一到星期五下午四点到五点,全校学生必须穿短衣到操场锻炼。为了督促学生运动,马约翰拿着小本子去角落里揪出想逃过锻炼的学生。


在西南联大的时候,何兆武因为阑尾炎被允许免修体育半年,可他却休了一年。他本想跟马约翰打个招呼就这么过去,马约翰却对他说“体育不及格毕不了业。吴宓是大教授了,当年跳远不及格,就没有让他毕业,又蹲了一年。”最后,何兆武用交体育报告的方式补回成绩。


-3-


跑警报是联大学生的一项常态工作。


电影里,陈楚生拎着鸽子去跑警报,实际上,和禽类一起跑警报的教授是有的,不过,抱的是鸡,抱鸡的是金岳霖教授。

 

  ▲金岳霖


在防空洞里讲课的情节是为了电影而加出来的,给学生们讲恐龙的是第一个发现恐龙的地质学先驱袁复礼。用浓厚方言在山间讲课的是陈寅恪,这大概是艺术加工,陈寅恪眼睛不好,每当警报响起,视力不好的陈寅恪就在人群里摸索。在联大任教的刘文典总要高呼“保护国粹要紧”,组织学生们架起陈寅恪躲到防空洞。


但确实有教授在防空洞和学生讨论数学问题,这就是杨振宁的父亲杨武之。


要保护陈寅恪的刘文典,更著名的传言是,跑警报时看见沈从文,就对同行的学生说:“陈寅恪跑警报是为了保存国粹,我刘某人跑是为了庄子(刘文典是庄子专家),沈从文跑是为了什么?”这则脍炙人口的段子其实是道听途说,并没有实际来源,刘文典曾经到沈从文家吃过好几次饭,关系并没有想象中那么差。


电影里,王力宏跑警报的时候,喜欢到锅炉房煮糖莲子,这个典故出自汪曾祺先生的回忆文章。在汪曾祺的记忆里,有两个人不跑警报的。一个是女同学,姓罗,一有警报,她就洗头。别人都走了,锅炉房的热水没人用,她可以敞开来洗,要多少水有多少水!另一个是一位广东同学,姓郑。他爱吃莲子。一有警报,他就用一个大漱口缸到锅炉火口上去煮莲子。警报解除了,他的莲子也烂了。有一次日本飞机炸了联大,昆中北院、南院,都落了炸弹,这位老兄听着炸弹乒乒乓乓在不远的地方爆炸,依然在新校舍大图书馆旁的锅炉上神色不动地搅和他的冰糖莲子。

  


和王力宏一样不害怕轰炸的还有外文系的许渊冲。许渊冲当时有一句名言:“大难之下,赶快读书,不要等到炸得读不成了。”1940年10月的一个夜晚,一次大轰炸过后,吴宓穿行房屋毁圯、瓦砾尘土堆积的劫墟,去新校舍讲授欧洲名著柏拉图的课,当晚仅到学生二人,其中一人就是许渊冲。


条件如此艰苦,学生和教授们却依旧坚持治学研究,因为唯有读书,才能救国。


钱穆为了写《国史大纲》,住在偏远的寺庙里,每个星期四上午坐火车到昆明,火车在中午十二时左右抵站,途经数十山洞,下午五时后抵达,课程排在晚七时,及到,时间匆促,钱穆不得不奔出火车站,径乘人力车直奔课室。晚饭是在路上吃的,买一个馒头或蛋糕。到课堂时,发现很多校外旁听生,“争坐满室”,钱穆不得不爬上学生的课桌“踏桌而过,始得上讲台”。讲完课,已经是九点。


▲讲课的钱穆


外文系的学生李俊清,曾经在路上看到一只毛色黄褐的大狗,被人追打,要把它捉去杀了吃。李俊清救下这只狗,不想从此,这条大狗就成了西南联大的课堂常客,每次来校,总是卧在教室门外。有一次,外文系主任陈福田上英文写作课,大狗不知何时溜了进来,趴在李俊清的椅子底下,陈福田走过,踩了它的尾巴。李俊清吓得要命,心想这下完了。“没料到洋派十足的F.T不但没发脾气,反而蹲下去摸摸大狗,连声Sorry。”


后来,大黄狗还上过吴宓的《中西诗比较》课。吴宓见大狗于教室角落里蹲坐,笑着对大狗说:“目前我尚不能使顽石点头,不是你该来的时候,你还是先出去吧!”说罢挥一挥手,大狗似乎听懂了吴先生的话,立刻低头垂尾悄悄走出去了。


成绩优相貌佳的王力宏因为在轰炸中失去了小伙伴,最终违背了母亲米雪的意愿当了空军,他加入的是美国志愿援华航空队,这个部队有一个更响亮的名字:飞虎队。


实际上,西南联大加入飞虎队的学生基本从事的工作都是翻译。梅贻琦曾经亲自动员学生参加翻译工作,其中包括他自己的一对儿女梅祖彦、梅祖彤。翻译经常要随突击队出征,临行前,每个人都要照相填表,有一栏写的是:“当你不幸阵亡时,如何通知你家人”。


在西南联大原址有一块纪念碑,碑背面刻着“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提名”,一共有834人,其中14人牺牲。第一个牺牲的联大从军学生叫黄维,是1942级外文系学生,他在1941年应征参加中国远征军赴缅甸作战,不幸于1942年6月在澜沧江牺牲。

 

  ▲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抗战以来从军学生提名


王力宏的角色原型是沈崇诲,他是清华学生,却不是西南联大生。


我曾经去过一次清华,为了沈崇诲。在西大操场南,有一块黑色的花岗岩石板,台阶上有几束鲜花,石板上面有包括闻一多在内的43个校友烈士人名,沈崇诲的名字就在前十位里面。


 ▲石刻上沈崇诲的名字


这位只见过25个春天的烈士毕业于清华土木系,民国二十一年七月,二十岁沈崇诲自清华大学毕业,考取中央航空学校第三期,其目的只有一个,“吾辈今后自当翱翔碧空,与日寇争一短长,方能雪耻复仇也!”


 ▲穿着清华校服的沈崇诲(中立者)


1937年7月7日,日军发动“卢沟桥事变”,沈崇诲加入抗战行列。一个月之后,沈崇诲率领诺克机七架,自广德出发,经长兴、吴兴前往佘山及白龙港,奉命轰炸日本船舰。任务完成返航归途,至白龙港上空时,发现大批敌舰。此时的他已发现无炸弹可供投掷,飞机内部机械忽然发生故障,难以返回基地。沈崇诲此时的选择,要么紧急降落,要么跳伞逃生——但他的选择出乎意料,乃奋力一搏,由两千米高空,瞄准其中一艘日本船舰后,将马力调到最大,极速而下直接冲撞日,与日本军舰同归于尽。


▲沈崇诲


我写过很多次西南联大的故事了,但每一次,都像第一次一样,深有感触。 


这所只存在了8年的“最穷大学”,却被誉为“中国教育史上的珠穆朗玛峰”。8年时间,西南联大虽然只毕业了3882名学生,但走出了2位诺贝尔奖获得者、4位国家最高科学技术奖获得者、8位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获得者、171位两院院士及100多位人文大师。


我曾经采访过好几位西南联大生,印象最深刻的是张世英先生。 


我深深记得,当我们聊起那段岁月,聊起他转系时在汤用彤先生的办公室里几乎要哭了神情,聊起他曾经后悔嫌弃杨武之(杨振宁的爸爸)讲课不好听,聊起躲轰炸的时候,在防空洞里打桥牌,结果英语大有长进,张先生仰着头,望向远方,忽然陷入在自己的世界里,过了五分钟,对我说:


“那时候,可真幸福啊!” 


说幸福的不止张世英先生一人。他们远离家人,吃着掺着老鼠屎和石子的米饭,随时都在死亡的边缘,这就是幸福吗?幸福,是因为虽然山河破碎,但他们少年意气胸怀家国;幸福,是因为虽然环境艰苦,他们的身边有那样一群大师,为他们传道受业解惑;幸福,是因为虽然迷茫,但他们的心里有信念,他们等着,去建设一个更强大的中国,去编织一个属于他们的梦想。


这是他们的青春,三千里路云和月,五千里家国,月儿弯弯照九州。


这是他们的,何尝不是我们的。近百年来,每一个懵懂而真实的年轻人,在自己的少年时光,都书写着属于自己的一份热血青春,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责任,每一代人有每一代人的担当,上一代人已经完成了,而我们呢?


心之所向,无问西东。



来源:山河小岁月(ID:shxsy2015)

作者:李舒 毛毛


中国青年报·中青在线出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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