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路明|影响中国科技创新的“美国因素”

周路明|影响中国科技创新的“美国因素”

沙棘视界 内地男星 2023-11-13 07:30:33 57
中美正常交往的历史起点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默契的踩在了一个节奏上,这导致了美国在中国启动大规模科技创新工程的40余年中成为重要的“参与者”。美国因素的存在及其变动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科技创新的战略、理念、政策乃至系统构建。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美国因素”,它注定成为中国开展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 周路明

   1978年12月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是启动中国改革开放的标志性事件,也是中国市场化创新发展的元年。在这之前,中国只有体制内的科研,产业的技术创新基本上是空白。因此,1978年亦可视为中国系统推进科技创新的起点。巧合的是,1979年1月1日中美建立外交关系,实现了两个重要大国关系的正常化。

  中美正常交往的历史起点和中国改革开放的进程如此默契的踩在了一个节奏上,这导致了美国在中国启动大规模科技创新工程的40余年中成为重要的“参与者”,尽管后来美国从开始的合作者演变成了搅局者,但美国因素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影响程度并没有因为这种角色的变化而有所降低。美国因素的存在及其变动深刻的影响了中国科技创新的战略、理念、政策乃至系统构建。不管我们是否喜欢“美国因素”,它注定成为中国开展科技创新过程中的一个重要变量。

  因此,研究“美国因素”对于中国科技创新作用的方式对于中国科技创新是一件很重要的工作。

“美国因素”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影响

  “美国因素”对中国科技创新影响方式在不同阶段呈现很大的不同,它是一个随着中美关系性质的改变而变化的因素。根据中美关系演变过程,“美国因素”对中国科技创新的影响大致可以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基于友好共识基础上的高度互补性合作。这个阶段从中美建交到20171月特朗普就任美国总统,时间跨度将近40年。在这个阶段,美国因素从两个方面对中国科技创新产生巨大的影响。
  一、通过大量接收中国的留学生、访问学者,开展大规模的科技交流合作
  这种交流合作使双方都获得了可观的收益:美国吸纳了大量优质的华人科学家、工程技术人才,在硅谷、在一些重要的科技领域(如人工智能),华人科学家和工程师的比例高达1/3。而中国科研则通过与国际接轨,大幅度提升了学术能力。
  改革开放以来,与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开展的国际科技交流使得中国科研系统学术水平快速提升。中国在高水平论文、专利等指标上成为数量、质量仅次于美国的科研大国,与美国的科技交流应该发挥了重要作用。
  中国科协的一项调查提供的数据表明:海归科学家发表论文的比例为71.3%,申请专利的比例为28.6%,获奖比例为30.7%。显著高出非海归科学家的42.3%13.3%16.3%。另外,在海外留学生中,留美人员超过50%
  所以,“美国因素”对中国科研产生的影响广泛而又深入。
  但另一方面,这种交流在客观上也产生了另一个后果:中国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很多人在这种交流中迷失于知识的海洋里,沦为国际科研生态中的优质填充物,离真实的世界越来越远。科学家背离真实世界的状况导致了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高度分裂:科研和产业都眼光向外,缺乏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
  当然,中国创新体系的分裂状况不能归结为与国外的交流,更多的原因在于中国科研系统先于市场经济构建起来,一直缺乏市场需求的牵引,与海外的交流只是强化了这种趋势。
  二、推动中国制造与国际的接轨
  虽然美国并没有主观动机帮助中国公司参与到国际供应链中学习创新的知识,但美国政府的几个举动客观上达成了这种效果:先是美国政府听任华尔街把制造业赶出美国,中国成为这一轮国际制造业大迁移中最大的受益者。
  美国主导的国际制造业向中国的迁移堪称是全球化进程中最为重大的事件之一,其对国际创新版图和地缘政治格局的影响持续至今。在全球化时代,中美两国的分工是一个完美的组合,美国人在虚拟世界天马行空,不断创造新概念、新技术,中国人在物理世界低成本、规模化的把东西做出来并出口到海外,用挣来的钱购买美国国债,这是一个绝妙的分工。
  过去40年,美国跨国公司在中国市场赚得盆满钵满。
  据美国中国商务理事会2010年提交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提供的数据,当年美国企业从中国市场赚取1500亿美元。到2019年,光是前十大美企在中国市场的营收就超过1200亿美元。这些规模巨大的收益帮助美国企业得以保持高额的研发投入以维持和扩大美国在科技创新方面的领先优势。同时,价廉物美的中国产品大量进入美国市场帮助其维持了数十年的低通胀。
  但另一方面,改革开放40多年来,中国产业在这种分工中逐步融入国际供应链中,学到了管理创新的知识,并且通过需求导向的市场化创新快速提升科技产品的制造能力,一大批中国技术公司实现了跨越式的发展,这是中国创新体系中过去数十年发展最为健康的部分。
  此外,以美国为首的跨国公司大量进入中国市场,与中国民营科技公司同场竞技,也是中国技术公司快速进步的重要原因,很多民营技术公司过去40年中,在与跨国公司的竞争中不断改善研发与管理、提升眼界,成长了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技术公司,华为、比亚迪、阿里、腾讯、tiktok是其中的佼佼者。
  第二个阶段,由于美国人启动了对中国科技的遏制战略,中美科技领域从最初的合作关系演变为竞争和对抗,在世界创新史上首次出现大国之间的科技战。这个阶段始于特朗普执政,并且在在拜登总统的任期内得到系统推进,至今还在持续演变的过程中。
  这场大国之间的科技战是一场典型的攻防战,美国始终是攻击的一方,从供应链脱钩到对科技交流、技术转移的限制,无所不用其极。而中国大多数时间处于防御态势,直到最近才有了些许防守反击的动作。
  一般认为,与美国的科技战是中国科技发展面临的重大挑战,美国纠集盟友针对中国科技发展的方方面面进行系统性的打击,也确实让中国的科研和产业技术创新都遭遇不同程度的困难。
中美科技战给中国科技发展的积极因素
  科技战也给中国科技发展带来两方面的积极因素:
  一、提升企业技术创新的积极性,在美国人点穴式打击的领域(如半导体和人工智能行业),这种趋势尤其明显,中国公司的技术能级呈现超常提升;
  二、倒逼中国科技创新体系的重构科技战让中国外向型的两个板块(科研和产业)不得不从外循环为主转而寻求内循环的替代方案,这导致中国在相当长时期内处于分裂状态的两个创新部件开始建立起更多的联系,形成解决问题的逻辑一致性。
  如果这个重构能够顺利完成,其意义可能比第一阶段外循环的学习模式来得更大,它意味着中国正在通过重构分离的创新部件来打造能力强大的国家创新机器。
  但中国能否完成这种系统重构,关键在于中央政府能否下决心启动科研体制的重大改革,从根本上改变体制内科研系统的腐败、功利和浮夸之风,否则很难形成与产业技术创新有机联系的机制,也会错失重构国家创新体系的战略机会。
  而这个目标实现的时间,某种程度上也决定了中美科技战的强度和延续的时间。只有中国完成创新体系的重构,形成与大国地位相称的强大创新机器,才能化解美国延续科技战的动机。
  未来10年,“美国因素”对中国科技创新的作用方式依然是不容忽视的方面,不管美国在科技创新领域以友好还是敌对的方式跟中国打交道,研究和学习美国人的行为方式都是有意义的工作。
  总而言之,在科技创新领域摸着美国人过河是一种不错的选择。当然,美国人近年来对中国的这种学习模式也采取了防范。一个朋友告诉我,以前在美国的刊物上经常可以看到一些关于试错的文章,总结科技创新的失败案例,往往给业内人士很大的启发,避免重走弯路,但现在这些文章突然消失了。但在互联网时代,完全的屏蔽做不到,我们依然有很多学习对手的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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