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影史上，很少有演员像李小龙一样获得至高的尊重和赞誉。他被称为“世界武道变革先驱者”、“武术宗师”、“功夫之王”，也被誉为“功夫片的开创者”。除了个人的武术和演艺成就，他的身上，曾经更是被寄予了使东方文化走出自卑的一种期望。

45年前的今天，1973年7月20日，李小龙在香港猝死，年仅33岁。“一颗巨星从此陨落。”他的死因扑朔迷离，不管是医院诊断说明，还是他人回忆，从未得到人们的普遍认同。

李小龙（1940年11月27日-1973年7月20日），原名李振藩，华人武打电影演员、功夫片的开创者和截拳道创始人，师承叶问，出生于美国加州旧金山，祖籍中国广东省佛山市顺德区均安镇。他在香港的四部半电影3次打破多项记录，其中《猛龙过江》打破了亚洲电影票房记录。

如果李小龙没有遭遇悲剧，而是活到现在，他的武术和演艺生涯会怎样？在电影史上的位置又将如何？历史不可也很难假设，但回顾李小龙生前进行的思辨、自我反思，以及对中西文化的审慎态度，他很难会变为一位平庸的功夫明星，而依然可能是世界近现代电影史上最闪耀的巨星之一。

生前，李小龙给一位叫约翰的朋友写信：

你有没有发现，你的思考方式与我的截然不同。究其原因，艺术是让“个体生命”获得解放的一种手段。你的方法不等于我的方法，反之亦然。所以，无论我们能否走在一起，切记住，哪里有绝对自由，哪里就有艺术生存的土壤。

由此可见他对自由的理解兼具一种独立与包容精神。他曾经打算要在美国设立连锁性的功夫协会，但是，随着他的学识与日俱增，哲学和武术的知识也日益精湛之后，他对传统的看法有所调整。但这并不意味着李小龙背弃他的中国传统和哲学。“他花了大量时间来寻找人类的共同根基，而不是寻找民族的根基，来证明他的信仰体系和行为。”

《精武门》（1972）剧照。

人们记住李小龙，是因为他在格斗中展现的身体运用技巧、心理战术，也是因为他给东方文化带来了一种自信。其实除此外，他还进行了大量的哲学思考，而他早年在华盛顿大学念的专业也是哲学。今天，书评君摘编的文章就出自李小龙本人。他是希腊经典哲人的追随者，也是中国古典思想的学习者。他说的思考与行动分裂危险，“哲学正濒临一种信仰的危险，人们只宣称信仰什么，但很少付诸实际”，至今读来也引人深思。

“好勇斗狠”的童年与哲学起步

在完成《唐山大兄》（The Big Boss）的拍摄之后，我和嘉禾电影有限公司的工作人员一起由泰国返回中国香港。那时许多人问了我这样一个问题：“是什么让我放弃了在美国的演员生涯，而回到中国香港拍戏呢？”因为中国的电影业还不是很发达，所以，似乎大家都普遍认为在中国拍戏没什么前途。对于这个问题，我只有一个简单的解释：我是一个中国人，我要尽一个中国人的责任。事实上，我是在美国出生的华人，这也许是偶然，也许是我父亲人为安排的。那时，美国的华人大多来自广东，他们都思乡心切，任何与家乡有关的东西都足以引发他们的乡愁。

李小龙作品之《唐山大兄》（1971）剧照。李小龙是主演，也是编剧。

在这种情况下，中国戏剧便十分盛行。我父亲是一位著名的戏剧大师， 很受人们欢迎，在美国表演了很长时间。在他带着妈妈去进行一次演出的途中，我来到了这个世界。

但是，我父亲并不想让我接受美国的教育。当我达到入学年龄的时候， 他把我送回了中国香港——他的第二故乡——和叔叔们一起生活。可能是由于遗传或环境因素的影响，当我在中国香港学习的时候，我对电影制作产生了浓烈的兴趣。父亲那时也结识了许多电影明星和导演，其中有已故演员钱展（音译 Chin Kam）。他们把我带进摄影棚，给了我一些角色来演。我从一个小角色开始，逐渐成了明星。

法国动画片《李小龙》（ le petit dragon ，2009）借李小龙为创作原型，讲述了一段拥有相同面孔的树胶玩具娃娃独闯花花世界的冒险故事。图为剧照。

那是我生命中最重要的经历。那时，我第一次接触真正的中国文化。我被它深深地吸引了，而且我强烈地感觉到，自己就是它的一部分。那时我还没有意识到环境对人的性格和个性的深刻影响。

从童年到少年，我都是一个捣蛋鬼，让长辈们很是失望。年少时我格外调皮，很霸道，脾气暴躁，易怒。不仅和我年龄差不多大的“对手”都躲着我，连大人们有时都让我三分。我不知道是什么让我如此好斗。遇到看不顺眼的人，我脑海中立刻就会涌现一个跟他一较高低的念头。用什么去挑战他呢？我第一个想到的就是我的拳头。我知道，击败别人就意味着胜利，但我忽略了以武力取胜并非真正胜利的道理。当我踏入华盛顿大学，在哲学的熏陶启迪下，我对自己以前幼稚的行为悔恨不已。

我之所以选择读哲学，与我童年时的好勇斗狠很有关联。我常常问自己：

胜利了又怎么样？

为什么人们把胜利看得这么重要？

什么才是荣誉？

什么样的“战胜”才是光荣的？ 

于是，导师协助我选课程的时候，他认为，以我刨根问底的发问精神，最好修习哲学。他说：“哲学会告诉你为了什么才活着。”当我告诉我的亲人和朋友，我选择了学习哲学时，他们都大吃一惊。

大家都认为，我会去学体育，因为从童年到初中毕业我惟一感兴趣的课外活动就是中国武术。 事实上，武术和哲学虽看似对立，但我认为，中国武术的理论与哲学的边界已经变得模糊了。

每个动作都应该有它的缘由和来龙去脉。中国武术应该有一整套有用的理论。我希望能把哲学精神融入武术，所以我坚持学习哲学。

李小龙：各种各样的“专家”和“宗师”告诉我们，武术就是生命本身，也有不少哲学家和书斋中的研究学者发表对武术的各种高见。我想知道的是，他们当中有多少人真正理解武术。的确，生命并不意味着停滞、偏见和受限制的框架。生命是有节奏和无节奏的不断运动。生命也是不断变化的过程……环顾一周，你可以发现，现在的武术界有形形色色的招式演练者，技术艺人、麻木不仁地按照套路去做的机器人、传统的歌颂者，所有这些人都是绝望的组织者。

我对学习和练武从不懈怠。当我对中国武术的历史追根溯源时，我常常有这样的疑问：现在每种中国功夫都有他自己固定的套路和风格，但这些真的符合创始人的原始意图吗？我的答案是否定的。形式会阻碍进步，什么都是这样，哲学也是如此。哲学让我把截拳道带入了武术界新领域，而截拳道则让我的演艺生涯迈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看到了新的起点。

李小龙作品之《龙争虎斗》（ 1973）剧照。

生活：事物的整体性

许多哲学家都是说一套，做一套。他们教授的哲学与其身体力行的哲学大相径庭。哲学正濒临一种信仰的危险，人们只宣称信仰什么，但很少付诸实际。

哲学并不是生活本身，而是追寻理论知识的活动。大多数哲学家都不是为了将哲学理念付诸实践，而是仅仅将哲学知识理论化，思考哲学问题而已。而要思索一件事则需置身事外，和它保持一定的距离。

在生活当中，我们总是很自然地接受所有我们看到的东西，而且大体上也不会有什么疑问和顾虑。但是哲学精神就是要对生活的一切事情质疑，它努力把现实转化为疑问。比如问这样的问题：“我眼前的椅子真的在那里吗？”“它能独立存在吗？” 因此，哲学不是顺其自然地生活，让生活变得更轻松，而是将其复杂化，用无休止的疑问来替代世界的平静。就像问一个正常人他是如何呼吸的，那么当他有意识地描述那个过程的时候，他马上就会感到呼吸困难。那么，为什么要扰乱我们流畅的生活呢？为什么要制造这样人为的麻烦呢？人能呼吸，这就够了。

李小龙早年在《细路祥》（1950）中的剧照。

西方人接触现实的方式主要是通过理论，而理论始于否定现实——谈论现实，环顾现实，抓住能吸引我们感官的东西——然后把它从现实中分离出来。因此，哲学一开始就会说，外部世界并不是一个基本事实，所以任何以外部世界的事实为前提的假设，都不是充分有力的假设，它们的存在值得怀疑，而且它们需要被分离、解剖、分析，看到底能不能得出那样的结论，就好像有意识地站到圆外边去画圆一样。

法国伟大的哲学家和数学家勒内·笛卡尔，提出了类似的问题。因为万物的存在都不确定，包括自身的存在也是如此，那么世上除了怀疑的阴影之外，还有什么不令人怀疑呢？当一个人对世界产生怀疑，甚至对整个宇宙都产生怀疑的时候，这个世界还剩下什么呢？让我们站到世界之外一 会儿，跟着笛卡尔，看看世界到底还剩下些什么。

根据笛卡尔的看法，“我思故我在”，世界剩下的就是怀疑本身了。 因为任何可疑的事物看起来都一定像真的。同样，整个世界都很可疑，也看起来都像真的。怀疑即是思考，所以思考是宇宙中惟一不被否定的现象，因为否定本身就是思考。当思维存在时，我在怀疑，我在思考，自然就说明了人的存在，因为任何思维的思考都必须涉及作为主体的人。

《论灵魂的激情》

作者: （法）勒内·笛卡尔 

译者: 贾江鸿 

版本: 商务印书馆 2013年10月

“灵魂的特征是能思而无广延，身体则有广延而不能思。”

在中国的道和禅宗中，世界是一个不可分离、相互关联的场所。任何 一部分都不能离开其他部分而独立存在。 也就是说，没有暗的星星，就没有明亮的星星，没有星空周围的黑暗，也就没有星星的明亮。对立事物总是相互依存，而非相互排斥，这样，个人和自然也不再有任何冲突，人与自然和谐地融为一体。

所以如果思考存在的话，思考的人和被思考的世界也就都存在了。一个事物的存在，也是为另一个而存在，它们之间不可能分离。因此，世界和我都是积极关联的，我看着这个世界，世界被我看着。我为世界而存在，世界为我而存在。如果没有事物可看、可思考、可想象，我便不会看、不会思考、不会想象，也就是说，我不会存在。一个可以肯定而且很重要的基本事实就是，物体和世界是共同存在的。任何一方离开彼此都不能单独存在。除了考虑物体和外界环境之外，我对自己一无所知。除非我思考事情，不然我就没有思考，因为思考事情让我认识了我自己。

李小龙：如果一个人心存偏见，或者执迷于某种固定的招式，他就不能充分完整地表达自己。

仅仅谈论意识的客体是没有用的，不管它们是饱含情感还是枯燥乏味，一个客体必须要有一个主体。主体和客体是一对互补物，像所有其他事物一样，它们是一个整体的两部分，相互促进。当我们握住中心时，如果从旋转圆的中心看去，那么对等的两边便是一样的。

我不是去经历某事，因为我本身就是经历。我不是某种经历的主体，我就是那种经历的结果。我就是意识。除了我之外，别的都不是我，也不存在。

因此，不是因为热，我们才出汗，出汗本身就是热。这就好像是说，太阳就是光，是因为太阳发出光。这种奇特的中国哲学观点并不为人熟知，因为我们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先有热，身体才会出汗。换另一种说法也许让你惊讶，就像说“奶酪和面包”，而不是说“面包和奶酪”。这种令人惊讶、而且看起来违背常识的说法，也许会在下面对“水中月”的讨论中得到说明。

“水中月”：生命就是存在本身

水中月的意象可以用来比拟人类的体验。水是客体，月亮是主体。当没有水时，就没有水中月，反之亦然。但当月亮升起时，水并不想去倒映月亮的影子，而即使最微小的水波涌出，月亮也并不想去反映这一变化。因为月亮并不是有意投射自己的影像，而水也不是故意反衬月亮的光辉。“月印万川”的景象是月亮和水共同作用的结果，水展现了月亮的光辉，而月亮显示了水的清澈。

世间万物都处于真正的关系网络中。这种相互依赖性说明，在某种关系中主体创造了客体，也就等于客体创造了主体。这样，知者不再觉得自己和所知的事物相分离，体验者不再觉得自己和所体验的事物相分离。因此，所有关于从生活中获得什么，从经验中有所求的看法都是荒谬的。从另一角度说，有这样一个事实越来越清晰，除了我与万物为一体之外，再也没有离开万物而有意识的“自我”。

唐朝的道琳法师说过，“一切并无可努力之处，唯有平凡而一无特别。用自己的饭，挑自己的水，做自己的法事， 一旦累了，倒卧便睡，无知者自会笑我，但智者却会知我。”一个人并不是在某种概念或科学定义下生活。因为生活的真谛就简单地存在于生活之中。比如当你沉浸在欢乐之中时，没有必要停下来考虑，自己能否获得更多的快乐，也不要自满于当前的欢愉，可能你只是希望自己是快乐的，因为这说明你没有错过任何东西。

《李小龙：遗失的访谈》（ Bruce Lee: The Lost Interview ，1994）封面。该片收录了美国节目《皮埃尔·伯顿秀》对李小龙的一段未经编辑的实录（1971年，香港）。访谈中李小龙讲述了他的生活、他的武术信仰和他的哲学思想。

当我们活着的时候，生命便是存在的——生命之河畅通无阻，所以活着的人并没有意识到自己就是活着的，生命就是存在本身。在生命的长河之中，生命就是存在的，没有什么疑问可言，因为我们此时此刻就活着！完整的意识不会竭力去思考分离那些原本不可分的事物，而一旦完整的事物被拆开，事物也就不再完整了。拆开的汽车零件不是都好好地放在那儿吗？ 但是它们却不再是原来的汽车了，缺少了以前的功能，也丧失了曾经的生命。所以要想全心全意地过好生活的每一天，秘诀就是，生活就是生活本身。

“我要的颜色”：论中西思维

我和几个朋友聊天时，当我提到阿奎那时，我首先引述了这样一句话：“把颜料从桶里拿出来，你可以将这个房间涂成任何颜色，任何你想要的颜色。”我认为这句话不是他说的，但是下面的话很可能是他对这句话的理解：如果一个人愿意接收一种哲学体系里的第一个前提，那么剩下的前提他也必须被接受。

这样我们也必须接受阿奎那和他的《神学大全》（Summa Thelogica）的第三篇文章，这是一篇讨论上帝存在的文章。

上帝存在的五个证据：

“一件事物不可能在同一方面、同一方向上既被推动，又是推动者。 那样它就要推动自己……因此一定有一个不受其他事物推动的第一推动者， 而这第一推动者，也就是人人都知道的上帝。”

“必有一个最初的动力因，此最初的动力因就是上帝。”

“我们不能不承认有某一东西：它自身就具有自己的必然性，而不 是有赖于其他事物得到必然性，不但如此，它还使其他事物得到它们的必 然性。这某一东西，一切人都说它是上帝。”

（等级，或从多到少）“世界上必然有一种东西作为世界上一切 事物得以存在、具有良好以及其他完美性的原因。我们称这种原因为上帝。”

（没有智慧，就没有机遇和目的）“必定有一个有智慧的存在者， 一切自然的事物都靠它指向它们的目的。这个存在者，我们称为上帝。”

以上关于上帝存在的论证都基于第一个前提，或是所谓的“证据”。 因此，如果移除“阿奎那运动论”的第一个前提，那就会陷入“最初动力因”的第二个证明，如此我们会继续陷入第三个、第四个，或第五个前提。

这些论证令人感到不安，尽管它们说理充分，事实清楚，容不得半点犹疑， 我要么接受他们，要么拒绝他们。

例如，经历痛苦，并不一定意味着理解它，接受它，或干脆否定它的存在：它是。但是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这样理解痛苦，会得出这样的结论。所有人必须要做的就是，尽力去治疗痛苦。

李小龙作品之《猛龙过江》（1972）剧照。

但是，当我说痛苦“是在那儿”，它暗示着我正在经历某些事情，但是将这些事情和除了我自己以外的其他人联系起来才是困难所在。我认为，这不可能仅仅是语意上的困难。从语意上来说，我们可以对一个具体的想法、概念或词语，用大致同样的方法作出回应。也就是说，如果这个想法、概念或词语在我们的本土语言中有对应的说法。

但是，当一个西方人推理起来，他可能会区分一些事物，而中国人对此无法作出区分。事实上，中国人在思维的过程中，可能都不会有“区分”的概念。中国人习惯把事情看作完整的整体，或是一个不可分的整体的两个共存体。这两个共存体的意思（不管是任何事情）都源自“彼此”，且彼此相辅相成。因此，“彼此”不但不相互排斥，还会相互依靠，相辅相成。

在汉语中，事物都是被当作整体看待的，因此，试图建立某种直接的因果关系是不可能的。例如：

“good”的汉字是好，“bad”是坏。结合在一起，就是一个新词汇“好坏”，意思就是“品质”。构成“好坏”这个词，就需要把“好”和“坏”加在一起。而“lorg”的汉字是长，“short”的汉字是短，结合在一起就是事物的长度。“buy”的汉字是买，“sell”的汉字是卖，而合在一起则形成了“交易”这个新词。

事物不是相对，而是相互补充，且互补的部分能够共存。它们不是被看做因果，而是像声音和回声，光和影一样成双成对，如影随形。所以，骑自行车的人要前行，就要一只脚蹬踏，另一只脚放松，这种一踏一松构成了不断互动的整体。

当阿奎那开始为他的理论辩护时，预先假设了存在或存在物，因为要谈论“动”的方式，首先就得暗示事物的存在。也就是说，事物在运动。 而阿奎那在第三篇文章中所问的，就是为了让我接受他的说法中的“那桶油漆”，也就是接受上帝的绝对存在。我更情愿把阿奎那的教条看作是一种信念，而不是“理智”。

当理智山穷水尽之时，我不能，也不会“嘲笑”信念。 中国人认识到，最高真理是无法用语言表达的，它不需要去努力证实，作出假设，分离自我。中国人放弃对真理的理性追寻，绝圣弃智，停止所有的心理活动，紧紧抓住自我意识，以获得精神上的收获。人就是简简单单的人。

《生活的艺术家》

作者: 李小龙

编辑：约翰·里特

译者：刘军平

版本：后浪·北京联合出版公司 2018年1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