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两千多个县份中，知名度最高的要数山西洪洞了。洪洞所以芳名远播，首先是因了一位天资掩蔼的青楼女子那段凄婉哀凉的吟唱：“苏三离了洪洞县......”京剧是国粹，喜好者兴发时自会哼几句《玉堂春》，不好者偶尔打开电视机、收音机，眼睛里或耳朵里说不定也会蹦进个苏三来，于是“洪洞”便深嵌在国人记忆的屏幕上。改革开放后，中外文化交流频繁，好奇的洋人竟然也学唱京剧，《玉堂春》遂成了他们的首选剧目。前些年，我飞越太平洋参加中美作家对话会时，曾在几个大都市里聆听过洋小姐清唱的苏三唱段。金发碧眼的女郎们启动的虽然不是樱桃小口，唱起来也不会字正腔圆，对待苏三的心境更不可能有真正的体味，但通过她们那湿润丰腴的红唇，却使“洪洞”这个县名，在异邦传扬流播。

《玉堂春》剧照

这是文化特有的魔力。华夏的禅山佛寺何其多，张继的一首《枫桥夜泊》，竟使姑苏城外寒山寺的盛名历千载而不衰，九州的楼阁亭榭何其众，范仲淹的一首《岳阳楼记》，却使一座平平凡凡的楼阁，成了自北宋以降游人不绝于途的胜迹，即使当今高楼广厦拔地而起，岳阳楼也没有失重，它永远是我们这个民族的“精神楼”。

我乃山东五莲人士，儿时却不知有五莲而先知洪洞。在村子里，李姓只有近支三家，属外来户。在我呀呀学语时，祖母就曾一遍又一遍的哼唱一首民谣：

黑黑的老鸹又叫乌鸦，在乡人眼中是不祥之物，先祖怎会住在名叫老鸹窝的地方呢？我幼小的心灵迷瞪不解。年长后，我曾多次问父亲老家在哪里，父亲总是以不容置疑的口吻说，老家就是在洪洞老槐树下，是洪武年间迁来的。

投锄从军之后，烹文煮字的生涯使我有了遍游鲁豫燕赵的机会。不论是在宋江的家乡郓城、墨子的故里滕州，还是在沂蒙大山皱褶里的小村落、中原腹地里的开封府，谈及先祖何处，不论是耄耋老叟、垂髫少年，还是田夫村姑、文人雅士，大都说他们的先祖在洪洞。前些年，我浏览过不少鲁北豫东农村的族谱、牒文、墓铭，大多记载其先祖是明初从洪洞老槐树下迁来的。后来我又发现，那首“大槐树下老鸹窝”的歌谣，竟流行于大半个中国。那么多的老百姓，以洪洞一县为发祥地，苏三之唱仅有些许作用，而主要是因了明初的农民大迁徙。

大槐树处的“根”字影壁

怀恋是人类通有的情愫。姓氏与故里，对中国人来说，永远是座斑驳陆离的大迷宫。对故里的沿波讨源，对姓氏的探赜索隐，是国人天性使然。1998年暮秋，友人邀我小住临汾，观看壶口瀑布。知洪洞乃临汾所辖，乘车只需半小时。对祖槐，我心仪已久，在洪洞县城新建的“大槐树公园”里，方夙愿得偿。我托友人寻来洪洞县志和文史资料，细读后惊异地发现，不论是县志中，还是明清文人咏述古槐的诗文里，“老鸹窝”统为“老鹳窝”。县志及明清墨客的咏述肯定无虞，而那传流甚广的民谣，怎都将“鹳”变为“鸹”呢？老鸹老鹳，灿如黑白：一字之易，天差地远。一个难以拉直的、僵硬的问号，在我脑中定格。因来去匆匆，我为没能解开“是鹳是鸹”的疑团而大憾。1999年3月下旬，我二进临汾，再做历史和现实的探访。

临汾，地处晋南，古称平阳。在进入临汾市区东西南北的大道上，各矗立着一座崇宏轩昂的牌坊。牌坊的门楣上，皆嵌有赫然醒目的五个镏金大字“天下第一都”。这绝非临汾人的自我夸示。究览那万签插架的史乘典籍，人们会感到，临汾冠以“天下第一都”名下无虚。

上苍造就了晋南这片风土吉壤，这里曾是华夏先民的洞天福地。

山西丁村遗址

1954年，考古学家在临汾地区的丁村，发掘出“丁村人”遗址。这发现，在古人类考古学上占有极重要位置。在此之前，从50万年前的蓝田猿人、周口店猿人到1万多年前的北京山顶洞人之间，我国尚缺少一道旧石器时代中期人类化石和文化遗存的链环。于是有洋人便妄下雌黄：中国人的祖先是由欧美迁徙而来的，中国人是外域人的变种。丁村遗址里发掘的10万年前的3颗古人类牙齿化石，齿为铲形，而铲形门齿恰是黄种人的重要特征，完全有别于门齿为勺形的白色人种。3颗牙齿出土，石破天惊，丁村的文化分量仅此就显得有些超重。在遗址里，人们还挖掘出旧石器时代之中、晚期的大批石器和上百件刮削器、琢背刀、雕刻器、锥钻等细石具。丁村文化遗存还告诉人们，2万6千多年前，丁村人就已会驯养动物，并学会了种植，初步结束了长期的迁徙狩猎，开始了半定居和定居的生活。在丁村遗址陈列室里，还摆放着披毛犀、大角鹿、转角羚羊等28种哺乳动物、5种鱼类及一批软体动物的化石。其中，那2.6米长的古象门牙，使今人不难想象，当时的大象躺下是一堵坝，立起是一座峰；那1米长的青鱼、鲤鱼的脊骨，如果将其还原，简直像一艘艘耕涛犁浪的飞舟；那脸盆般大的蚌壳，也可让今人猜度出它的肉体是何其丰厚……近年来，考古学者又在丁村附近的陶寺，发掘出中国最古老的鼓，鼓身乃树桩镂空，鼓面为鳄鱼皮所制……

是丁村人最早将文明的种子播入沃土，让民族的智慧不断勃发；是丁村人的后裔最早把喜怒哀乐糅进鼓点，奏响了华夏民族的第一乐章！

尽管《史记》称“尧都平阳”，尽管《山西通志》上说平阳乃“圣贤之渊薮，帝王之旧都”，尽管晋代临汾就有了规模壮观的尧庙，尽管山一样的尧陵就矗立在临汾的浮山之旁，但据我所知，河北唐县、山东定陶、山西沁水和翼城也都炫示为尧都。人们在剖析、判断、推理、考究历史风物真伪时，往往会忽略一些看来与事物缺少关联却具有特别意义的细节。“丁村人”的三颗牙齿、陶寺的鳄鱼皮鼓，都在佐证着尧在临汾建都的可能性、可行性、可信性。

最能显证太史公“尧都平阳”断语的，莫过于古称“神圣之邦”的洪洞了。在洪洞这片土地上，每一条溪流，每一块山岩，每一座村落，每一个姓氏，都会向人们诉说历史的神秘和苍老。南京大学历史系编纂的《中国历代名人词典》中，远古人物列有26位，能在洪洞找到他们的活动传说及文化遗存的竟达半数以上。

大槐树寻根祭祖园全景

量子论的创始人波尔，对远古东方哲学纫佩叹服，在他接受勋章时，选择了伏羲的太极图为图案。《洪洞县志》记载，伏羲演八卦就在该县的卦底村。卦底村现存伏羲庙，庙后有伏羲冢，村中设画卦台。卦底村周围有八村环绕，且距卦底均为八里，呈太极图状。八个以各自姓氏为名的村庄分别代表八卦中的乾坎震巽离坤兑艮，依次标志着天水雷风火地泽山。卦底村旧时还有两座梳妆楼，象征日月两仪。两仪生四象，四象生八卦，八卦生六十四卦。全国存有伏羲庙、墓的地方尚有数处，但像洪洞这样配套成龙者，仅此而已。

有伏羲必有女娲。正如“勺形齿”人的始祖双亲是亚当和夏娃，我们“铲形齿”人的尊翁太君是伏羲与女娲。在洪洞侯村，有中国最早的女娲庙、女娲陵。陵庙左近，有一高大土堆，土堆里埋有形态各异的彩石，传说是女娲炼石补天的净虚界。女娲庙的旧址上，曾有古柏一百零八株，现有三株仍龙干虬枝，相传是周柏。其一猴头柏，树身达八围……

国人向称炎黄子孙。炎黄之一的黄帝，姓公孙，名轩辕。《洪洞县志》载，黄帝生于该县公孙堡村，村名就是以黄帝姓氏命名的。继黄帝之位的是黄帝的孙子颛顼，关于颛顼，《洪洞县志》虽无记载，但对颛顼的七子皋陶却多有胪列。皋陶生于洪洞皋陶村，至今村中祭祀皋陶的香火仍缕缕袅袅。既然皋陶生于洪洞，其父王焉能不留行迹。承颛顼帝业的为帝喾，帝喾是黄帝的曾孙。继帝喾大位的是帝喾之子唐尧，尧生于临汾伊土，后迁居洪洞羊獬。唐尧禅位于虞舜，虞舜生在洪洞诸冯……至此，“三皇”之首的伏羲，以及史称的“五帝”，全都在洪洞留下了各自的行踪刻痕。

至于故里为洪洞的两位古代大隐士巢父、许由的传说，也在洪洞百姓中代代流播，耳熟能详。

洪洞县羊獬姑姑庙

洪洞羊獬村是尧的小女儿女英的出生地。游览村旁那占地近百亩的姑姑庙，人们会看到一副值得玩味的对联：“姐皇后妹皇后姐妹皇后，父帝王夫帝王父夫帝王。”这对联平白如话，却概括了亘古称誉的“尧天舜日”的史前清世。唐尧晚年，急于禅让，为考察他选定的继位人虞舜，将大女娥皇、二女女英嫁给了舜。舜其时躬耕洪洞历山，乃一介农人。舜继大位后，娥皇、女英姐妹俩皆为皇后，父亲丈夫皆当过帝王……

在全国，关于舜耕历山的传说地，有21处之多，这与舜年轻时遭后母及名叫象的异母弟的虐待，迫使舜四处漂泊有一定关系；但更主要的是，舜继位后，德泽黎庶，恩被百姓，声誉日隆，人们出于钦敬，都希冀舜曾在自己居住的一方水土上劳作过……然而，舜到底躬耕于哪座历山不牵强附会，洪洞一桩赓续了四千多年的习俗，会让人们觉得舜耕于洪洞历山，更合乎情理。

自娥皇、女英嫁到70里外的洪洞历山后，羊獬人与历山人便结成了姻亲。羊獬人称娥皇、女英为姑姑，历山人叫娥皇、女英是娘娘。每年三月三，羊獬人要到历山接姑姑回娘家祭祖，待到四月二十八尧的生日这天，历山人便来羊獬把娘娘迎回。这接姑姑迎娘娘的活动，历四千余年承传今日而不衰。

洪洞羊獬村“三月三“民俗走亲活动

每年农历的三月三，羊獬村的男女老少都彩服盛装，以接皇后的礼仪，组成千余人的銮驾去接姑姑。人们或擎执事，或护凤辇，或扬万民伞，或秉金瓜、斧钺、朝天蹬，或举金锤、银锤、方天戟，或抬着猪羊，或担着美酒，浩浩荡荡，迤逦向70里外的历山走去……

最令人荡魄摇魂的是那由数百人组成的威风锣鼓队伍了。这些陶寺鳄鱼皮鼓发明者的后裔们，统着杏黄色的短服，齐刷刷，劲抖抖，唐唐哉，威威哉。但闻锣钹击节，金鼓奏响，起落有序。鼓手们时而跳打，时而搓打，时而举打，时而骑打，鼓声如惊雷滚地，似银瓶乍裂，若壶口瀑布泻来，敲醉了山，敲酥了水……

相传，鼓手们敲打的曲牌中，有五种为尧舜亲作。

接姑姑的队伍到达历山下的七个自然村后，七村父老倒屐相迎，暖炕新被，陈醪佳肴，奉若贵宾……

每年的农历四月二十八，在娘家住了一个多月的娥皇、女英就要回历山参加夏收了，历山七村的乡亲又以同样的规模、同样的礼仪，来羊獬村迎娘娘。在接姑姑迎娘娘的活动中，所经村落无不虚门掩户，跪拜接驾，街中村头，水果食品满盘盈桌，供迎送队伍吃得齿颊留香。这种接送活动，在“文化大革命”中也未中断。百姓不能大张旗鼓地搞，便自发地组织起来，三五成群，怀揣馍馍，掬一把艾茎为香，汲几瓶泉水当酒，去虔诚地完成心的祭奠。

一种习俗，在两个相距70多里的村落里，竟延续了四千多年，这在我国历史上恐是绝无仅有。它说明尧舜的盛德，在洪洞民间的刻痕是何等沦肌浃髓！……

古大槐树处

在尧都临汾，在“神圣之邦”洪洞，华夏民族的始祖、先祖们，曾展示过壮士的抱负，曾尝试过英雄的果敢，曾进行过文明的征服。虽然传说的氤氲为始祖先祖们披上了层层神秘的袈裟，虽然后人想象中的宫阙殿宇早已坍塌，但他们神圣的灵光不会消散，因为一切曾憧憬过、寻找过的灵魂，总会涌动在后来人的血脉中……

洪洞，华夏的大半部古文明史在你这里浓缩；临汾，你是抓一把泥土就能攥出古老文明液汁的地方。

我并没有忘记二进临汾和洪洞的主要目的：摭拾老槐树下所发生的故事，解开那“是老鹳还是老鸹”的谜团。行前，我查阅了《辞海》，关于鹳的条目是这样写的：鹳，鸟纲，鹳科各种类的通称。大型涉禽。形似鹤亦似鹭；嘴长而直。翼长大而尾圆短，飞翔轻快。常活动于水边，夜宿高树。主食鱼、虾、蛙和甲壳类。羽毛灰色、白色或黑色。黑鹳体长约一米，白鹳较黑鹳为大。我国北方常见白鹳……

邀我来的友人年过半百，是药品管理界的全国劳模。谈及药事，他如数家珍。我问临汾、洪洞一带是否曾有鹳鸟，他诧为异事，摇头说没有，并一再安排我参观名胜古迹，仿佛只有这样才能迎合所谓文化人的雅趣。每到一地，陪同我的大都是三十上下的青年人，问及鹳事，他们纳罕惊怪，对我这京都来客，以《辞海》中定义按图索“鹳”，大惑不解。仿佛那白色的大鸟，与他们历来无缘。数日访寻，难觅鹳踪，我不禁怅怅悻悻，忧忧悒悒，煎煎急急。

根雕大门

友人终于窥晓我的心思，速为我搬来两位“文化书记”。一是年过古稀的王德贵，二为岁过花甲的刘郁瑞。80年代初，王、刘分任洪洞县委正、副书记。“大槐树公园”就是靠他俩运筹兴建的。王、刘曾在临汾多地为官，所到之处，大法小廉，不饮盗泉，且忙里偷闲，不废咏吟，忧世感时，偶得清词丽句。赋闲后，两人皆情系大槐树，醉心尧文化。堪可一提的是，刘郁瑞是纪实文学《天网》的主人公。《天网》搬上影屏后，主人公仍是真名真姓，国人曾争相一睹，刘氏遂作为清官形象兀立民间。临汾、洪洞的古迹名胜大都备有宣传册页，一经文字蒸馏，挥发了岁月蕴含的原汁，消褪了历史的底色，读来乏味。王、刘都是啜饮汾河水长大的，讲起洪洞旧事情夺神飞，勾沉稽往，尘影梦痕历历如绘……

先民辄是逐水草而居，文明常常与大河联姻。三晋文明来自汾河。纵贯三晋长达七百余公里的汾河，无疑是山西的命脉和象征。汾水从宁武县管涔山雷鸣寺流出，披珠戴玉，逶迤南下，经古交山峡，出兰村峡口，斜贯太原盆地，再穿灵霍山峡，且歌且舞，直奔临汾……汾河两岸，名泉层见迭出，既像一枚枚偌大的玉佩装饰着汾水，也以汩汩不息的洁流为汾河增添着豪迈。

汾河

洪洞县最北端有个村子名叫石止，意为汾水湍行到此已步入没有坡度的平川，水中再没有石子滚动。汾河在洪洞顿显其壮阔汗漫，它像一匹铺地蓝缎，温柔多情。山有水而媚，土得水而沃，汾河使洪洞民阜财丰。明《洪洞县志》称：“洪洞背霍山面涧水，箕山东峙，汾水西绕，山川形胜，草木夭乔，甲诸三晋，固一方之雄也。”《平阳府志》艺文卷中，载有元人郭嗣兴的一首五言百韵诗，把时处元朝的晋南描绘为安常处顺的乐境：“……形胜开千载，舆图壮一方。城池殊屏蔽，廨宇式轩昂。制锦掀高榭，鸣琴敞后堂……贩蔬盈市井，樗槐荫路旁……苜蓿青供茹，葡萄紫厌浆。鼠肥偏喜食，鱼美鲜求尝。罗雁来秋渚，呼鹩向晓冈……”元朝上演过中国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幕，而郭氏笔下的晋南竟连肥鼠都挑拣食物吃。但通观全诗，郭氏意在状摹故土风情，未见一句向蒙元统治者谄媚之词。倘若说斗方名士郭氏在咏吟故土时难免有夸耀成分，且元朝距我们毕竟悠远，今人很难走进郭氏用音韵营造的风俗画中。而王、刘两位“文化书记”，则用他们的亲览亲睇、亲聆亲闻、亲历亲察，为我们写真出一幅50年代人与自然的和谐图。

洪洞，人称“水包座子莲花城”。汾河两岸，曾是花的原野。当剪剪春风吹皱了汾水，沥沥春雨洗涤了冬的岑寂，柳枝儿便谢黄抽绿。蒲公英、车前子、苜蓿、牵牛次第绽蕾，杏、桃、梨、榴树、海棠、秋菊应时开放，从桃花红到芦花白，从孟春到暮秋，五彩纷呈，花事不败。洪洞人尤爱荷。洪洞大地上的塘堰水湾、沟洫毛渠里，遍植莲花。最能迷乱人们双瞳的要数洪洞护城河中的芙蕖了。宽漫的护城河曾绕古城一周，“水包城座”组成了莲花的长廊。盛夏时节，芙蓉出水，肥叶硕花，攒攒挤挤，比肩争头。白荷如雪如玉，纤尘不染，红莲似火似焰，舞姿蹁跹，鸭戏清波，鹅鸣花丛，人至河畔，衣薄风香，新凉涤暑……

洪洞汾河湿地公园

在洪洞，汤汤汾河及由其派生出的溪湾沟汊，曾是鱼虾贝藻自在蕃孳的领水属地。昔日汾河中的鱼虾密度之大，会令当今端坐鱼塘的钓者舌挢不下。由于鱼多虾丰，长于洪洞，齿为铲形的“丁村人”的后裔们，在食鱼方面显得特别挑剔。汾河曾盛产鲶鱼，大者十余斤，小者三五两。当今鲶鱼烩豆腐已成为星级宾馆的一道腾贵佳肴，但昔日洪洞人不管鲶鱼大小，都不屑一食。原因是鲶鱼喜啖腐烂之物，洪洞人嫌其不洁。汾水多甲鱼，夏日里小伙们嬉水河中，只要用脚踩踩，即可从泥沙里抠出几只老鳖来。当今甲鱼已成为养生者的大补上品，而昔年的洪洞人竟拒不铺啜。理由是甲鱼长于紫泥而不净，且眼小如秤星，五官局促，其丑陋之状令洪洞人厌恶。直到80年代初，肥肥的甲鱼五角钱一斤也无人问津。

《天网》的主人公刘郁瑞，50年代中期曾执教于汾河岸边一中学。这天是星期日，他因备课未归家，时及中午，正愁无菜佐饭，有学生自告奋勇去汾河捉鱼，说罢拎起抄网撒腿河边，半小时许，便携六尾金鲤而归。又半小时，半锅红烧鲤鱼端上书桌，师生两人遂尽兴饕餮。从刘郁瑞温馨而甜蜜的回忆中，我似乎悟到一种传递信号：昔年人们去汾河捉鱼，如同农人至菜畦割韭、村妇到瓜棚摘豆，可俯拾仰取，任割任摘。

年近七旬的“文化书记”王德贵，孩提时曾是捕鱼捞虾高手，其子亦不乏猎鱼基因。1970年盛夏，一场豪雨过后，汾河陡涨，水中氧稀，金鲤、白鲢、青鱼纷纷探出水面，密密匝匝，脊脊济济。德贵之子，荡一小舟，轻驶河汊，手举10万年前“丁村人”就会使用的木棒，照鱼群劈头盖脸击去，仅一小时，便猎鱼百余斤……看来，元人郭氏“鱼美鲜求尝”句绝非夸大其词。远在秦汉隋唐，晋南就是皇家的布帛库米粮仓。建国后，晋南一带种起水稻，水如碧罗带，稻若绿绒毯，使晋南一度成为真正的北国江南。我问及解放前此地农家的生活境况，曾主编过《临汾农村合作化史》的王德贵告知我，解放前晋南一带农民若不遇上灾荒战乱，从不吃粗粮。王德贵系一介寒子，1946年他读高小时，按校方规定，月供白面45斤、豆油1斤半、菜金2.5元，他的下中农成分的家庭竟能应付裕如。斯时农家学子的生活标准，即使在当今的希望小学里，也显得有些奢侈。王德贵最依恋合作化初期，那时节，晋南百姓穰穰满家，笑鼓柴扉。王德贵最难忘1956，那年大有，年谷顺成。夏麦登场，千村百屯，麦垛连云，农家囤溢缸满，金黄色的尤物堆积场边，竟分不下去；秋棉绽桃，金铃吊挂，白絮如雪，收购站里，棉满为患。有个叫甘亭的高级社，动用三台拖拉机往收购站运棉，车轮飞转，不舍昼夜，运了整整一个冬天……

郭兰英

“汾河流水哗啦啦，阳春三月开杏花，待到五月杏儿熟，大麦小麦又扬花……”50年代，生于汾河岸边的郭兰英，曾以一曲《汾水长流》，唱沸了神州。此刻，我才真正体味到歌唱家那黄莺出谷、声动梁尘的神韵。大河与沃野是一对情深意笃的情侣，花香鸟语是水土交媾的结晶。没有花香的土地是无望的土地，没有鸟鸣的世界是死寂的世界。汾河两岸也曾是百鸟来仪的乐园。柳枝上曾有黄鹂啼啭，莲池里曾有鸳鸯交颈，新梁上曾有春燕垒窝，树桠上曾有喜鹊筑巢，稼穑里曾有群鸟呷呷，屋脊上曾有信鸽勾勾，苇丛里曾有翠鸟翻飞，长空中曾有苍鹰行进，秋渚上曾见群雁栖息，冬堤上也曾留雪泥鸿爪……吉鸟亲吻过汾河两岸花的芳唇，良禽拥抱过洪洞的青枝绿叶，使得曩时洪洞的山水草木，分外清润迷人。

我终于从王、刘那醉人的回忆里，觅到了鹳的踪迹。两位“文化书记”都是鹳的目击者。50年代初，洪洞县境内的汾河滩头、水草丛中，举目可见成群的白鹳。至60年代末，还偶有三三两两的鹳鸟沿河鼓翼而飞……现为山西省作协会员的刘郁瑞，儿时为写一篇“观鹳”的作文，在盛夏曾数度匿身芦苇荡中，细观过鹳的形貌举止。鹳是百鸟中的荦荦大者，更是娇娇美者。鹳颈纤而修，身高而挺，足癯而节高，那洁白的翎毛，素之一丝则嫌白，黛之一忽则嫌黑，那流线型的身体结构，增之一分则嫌长，减之一厘则嫌短；鹳擎头举喙漫步浅滩时，更显风姿绰约，仙韵飘逸。郁瑞观鹳如瞧美姝丽媛，那白色的精灵美得令人心颤。一次，郁瑞见一老鹳携两只幼鹳在浅滩戏耍，老鹳一改平时那高亢悠长的鸣叫，喁喁同幼鹳低语。幼鹳振翮扑水，老鹳用喙尖为幼鹳轻轻梳理羽毛。时见老鹳的长喙在水中捣动，不时有青蛙、小鱼跃出水草，老鹳迅捷用喙接住后，再送进幼鹳口中。鹳鸟这般母子之爱，宛如人间舐犊之情……黑老鸹以啄谷吞虫维系生存，这与端庄高雅的鹳的生活习性大相径庭。我蓦地想起唐人王之涣那二十字的千古绝唱――《登鹳雀楼》：“白日依山尽，黄河入海流……”“鹳雀楼”就在运城的汾河旁，那里是汾河汇入黄河的交界处。运城曾为临汾所辖。倘若无鹳可观，那就大大有悖于古人建楼的初衷。假若是座“老鸹楼”，“乌鸦楼”，王之涣定会兴味索然，失却了吟咏的雅兴。谜团终于解开，祖槐上的鸟巢，定是鹳窝无疑。

我又来到位于洪洞县城北端的大槐树公园。这里距汾河仅百米之遥，汾河大堤就在眼前。

据文献记载，明代这里有座广济寺，系唐贞观二年所建；寺旁有株汉朝古槐，“树身数围，荫蔽数亩”。汉槐唐寺，于明初农民大迁徙后，皆毁于汾河大水。从完好仅存的霞石砌筑的经塔上，人们不难想象出昔年广济寺的形貌：院落轩敞宽展，殿宇魁岸崔嵬，亭阁纷华丽靡，寺内僧众举袂成幕，香客摩肩川流不息。唐宋时，汉槐旁就建有驿站，我也不难猜度当时的那种炽盛和喧阗：古槐下的阳关驿道上，必是官差心急，马蹄声碎；汾水的河槽里，定是舟楫穿梭，桨声欸乃。

第二代、三代大槐树

走进十几年前建成的大槐树公园，我直奔古槐遗址，呈示在我眼前的是一座清末民初建立的碑亭，碑亭飞檐斗栱。碑上镌有的“古大槐树处”五个大字，将多少代人的辛酸、委屈、悱恻、凄切与思念都凝固在这里。距古槐遗址几米远的石砌的高崖上，是汉槐之根蘖生的“二代古槐”，她于1974年被飓风击倒，人们将她扶直后，那钢铁一样的躯体仍挺立着不朽的灵魂。这失去母体的生命，早已执著地将基因传递给“三代槐树”，复苏着她逝去的绿色。傍母而立，“三代槐树”已粗壮过围，蓊蓊郁郁。她继续弹拨着生命的琴弦，又根生出一片大大小小的新槐，老槐新槐在大槐树公园里，同吟着一曲倔强的生命进行曲。

跨越时间的长河与空间大海，我心中的那点灵犀早已与祖槐相通。承蒙历史之神的诏谕，驱将我探求寻觅先祖们大迁徙的确证，爬罗剔抉先祖们求生存的真实。

关于明初洪洞大移民的原由，在豫鲁民间，传播面最广的是胡大海的复仇。元末，河南一带流浪着一个乞丐，其人五大三粗，相貌丑陋，带片披襟，蓬头垢面，体壮如牛却游手好闲，为乡亲们所不齿，人们避之如恶煞厉鬼，即使有残羹剩饭也不施舍。他一出现，家家便关门闭户。一日，他猝然闯进一土财主家，伸出毛茸茸的黑手讨要，老妪为羞辱他，将一张大油饼为孙儿揩腚后，扔狗吞食，并喝狗将其咬出门外。这乞丐就是胡大海。胡深感中原人心太坏，遂暗暗立誓，有朝一日发迹后，定来此雪恨复仇。后来，胡大海弃讨投伍至朱元璋麾下。胡膂力过人，嗜杀成性。疆场上，呵佛骂祖，虎口拔牙，因战功卓著，一介乞丐白日升天，成了朱明王朝的开国元勋。朱洪武于南京君临天下，大赏功臣。胡大海拒金银财宝田宅奴仆而不受，当朝奏明复仇事。朱洪武知胡乃杀人魔王，踌躇再三，只恩准胡“杀一箭之地”。胡率兵至河南境内，恰有一雁当空飞来，胡心中暗喜，弯弓发箭，箭着雁尾，雁带箭南飞，飞过河南，又掉头飞向山东，胡统兵随雁杀去，直杀得豫鲁两省“白骨露于野，千里无鸡鸣……”

大槐树文化活动中心

关于胡大海的传说，版本多种。“雁带箭而飞”，一听便知是天方夜谭。胡大海确有其人。《明史·胡大海传》中载，胡勇武过人，是一耿介仁德之士。其虽为赳赳武夫，却以“不乱杀人，不抢掠妇女，不烧房屋”当作框范行为的准则。

在旧中国，每当巨祸大难普降善良的茅屋无辜的村落时，听天由命囿于一隅的平民，不晓事物的来因去迹，出于一种脆弱的文化心理，便你加一枝我添一叶地演绎出一些传说，来慰藉呻吟的灵魂。

这些民间传说，虽诡谲乖张，却往往蕴含着历史本质的真实。战乱频仍，水旱蝗疫是明初大移民的真正原因。

元朝末年，黄河两岸流传着一首歌谣：“石头人，一只眼，挑动黄河天下反。”历史告诉我们，类似这种带有策反性的民谣，往往出现在改朝换代的前夜，它既凝聚着百姓对统治阶级的切齿仇恨，又往往是农民起义军揭竿前预谋并借重的谶语。元统治者统一中国后，对汉人进行野蛮的征服、凶残的践踏，加上黄河淮河多次决口泛滥，中原大地的百姓流离失所，啼饥号寒。至正十一年（1351），黄河溃堤冲垮了山东的盐场，使国库收入锐减，对黄泛从不过问的元统治者，不得不强令汴梁、大名等十三路民工疏浚黄河。四月的一天，民夫们在兰考县的河道里挖出一个独眼石人，石人背后刻字两行：“莫道石人一只眼，此物一出天下反。”当石刻的谶语与民谣相吻合之时，正是农民起义军兴兵之日。在这之前，方国珍在浙江台州首义，篝火狐鸣；石人挖出后，红巾包头的白莲教传人韩山童、刘福通在颍州举事，鼓角连营；徐寿辉在蕲州揭竿，济河焚舟；翌年郭子兴、朱元璋在濠州举义，矢石如雨；接着张士诚也在江苏泰州造反，攻城掠地……元政府调其精锐官军与各路义军在中原大地展开了殊死相搏。元军凶横酷虐，杀人如麻。至正十二年九月，元丞相脱脱，“破徐州，遂屠其城”。至正十八年十一月，元军刘起租部死守顺德，“粮绝，劫民财，掠牛马，民强者令充军，弱者杀而食之”。当时，一些地主武装为维护本阶级利益，也同元军沆瀣一气，山西的王保保（扩廓帖木儿）父子，陕西的李思齐，也出兵豫陕鲁和两淮。元军及地主武装，对农民军所据之地，多是“拔其地，屠其城”，使豫鲁苏北皖北的百姓十亡七八。《明太祖实录》中记载，名城扬州被元军攻克后，杀得仅存十八户。《开州志》中记录元军席卷濮阳县后，“居民仅存七姓，丁不满千”。温县牛洼村《牛氏族谱》中也载，元军“兵戮河南，赤地千里……”

寻根祭祖大典

在冷兵器时代，战乱往往像一个偌大的绞肉机，它将千百万黎庶和士兵的躯体绞成齑粉，榨出的成百吨的浆血，才能染红一个新王朝的皇冠。刘福通的红巾军被元统治者镇压后，朱元璋出兵江淮，进取山东，收复河南，北定京都，追逼元帝出亡漠北，长达十六年的战乱方才告终。

战乱与灾荒，往往是历史之树上同时并生的两只恶瘤。元末战乱时，水旱蝗疫也顷时而注。从至正元年到二十六年，黄、淮河频频溃堤，几乎岁岁都有洪水泛滥，中原大地“漂没田庐无算，死亡百姓无数，村庄城邑多为荒墟”，“禾不入土，人相食”……

朱洪武于石头城易地更天，饱经兵燹、灾荒巨创的百姓喘息甫定，又发生了令读史人心折骨惊的“靖难之役”。朱洪武宾天后，其孙朱允炆继位。这建文帝生性软弱，致使王室蠢蠢，天下汹汹。朱允炆为巩固权力，采取“削藩”措施，一下惹恼了他的叔父燕王朱棣。朱棣以入京诛奸为由，从北京直逼南京，在冀鲁豫皖同政府军展开了长达四年的拉锯战。朱棣后来虽是位有为之君，但在与侄儿争夺九五之尊的皇位时，却凶狠残暴。《明史·成祖本纪》载：“燕军掠真定、顺德、广平、大名”，在真定，“斩首三万级”，白沟河一役，燕王“乘风纵火奋击，斩首数万，溺死者十余万人”。企盼安居乐业的中原百姓，愚忠思想根深蒂固，自发帮助政府军抵御燕军。朱棣气急败坏，对政府军和百姓一例诛戮。燕军打到冀豫交界处时，遭到地方武装“十八村联谊会”的拼死抵抗。燕王无奈转路攻取南京后，立即派兵把这一带百姓杀得仅存两户。山东临清县肖寒村《李氏族谱》记载：“盖燕王靖难兵起，在建文时南北构兵……或杀、或剐、或逃，东西六七百里，南北近千里，几为丘墟焉。”……

当一幕幕惨绝人寰的悲剧在燕赵鲁豫轮番上演时，东有太行为屏藩、西有吕梁做遮挡的三晋大地，却是另番景象。这里日升月恒，风调雨顺，稼穑葳蕤，万姓胪欢。元人钟迪在《河中府（蒲州）修城记》中写道：“当今天下劫火燎空，洪河（黄河）南北噍类无遗（指吃东西的生灵荡然无存），而河东（晋南）一方居民丛杂，仰有所事，俯有所育。”最能说明问题的是人口数量，洪武十四年（1381），河南人口为189.1万，河北人口为189.3万，而山西却达403.4万人，比冀豫两省人口的总和还要多。

当中华大地人口的天平严重失衡时，素有雄才大略的朱元璋和继承者朱棣，必然把目光瞄定山西，投向晋南，大移民不可避免地要在这里发生了。

于是，这广济寺旁、汾河岸畔的那棵并不超群出众的汉槐，便以无与伦比的身姿，走进了历史的风雨，走进了岁月的沧桑，走进了一个民族的记忆。

我们这个民族前行的路，总是泥泞而沉重，每行进一步，总要伴随着苦涩的泪、惨重的血。洪武元年，朱元璋面对破碎的山河，发出这样的感慨：“今丧乱之后，中原草莽，人民稀少”“中原诸州，元季战争，受祸最惨，积骸成丘，居民鲜少，所谓田野辟，户口增，此正中原之急务。”大臣们也纷纷上疏，奏说迁民事。督府左断事高巍奏称：“臣观河南、山东、北平数千里沃壤之上，自兵燹以来，尽化为蓁莽之墟，土著之民，流离军伍，不存十一，地广民稀，开辟无方。”

实际上，励精图治的朱元璋此时心中很明白，就连他的故里安徽凤阳，虽已置县，但却是“地瘠民稀，萧萧数楹，仅同村落”。置县不过是大臣们为阿附他而已。户部郎中刘九皋献策：“……山西之民，自入国朝，生齿日繁，宜令分丁徙居宽闲之地，开种田亩。”从放牛娃、贫僧到南面百城称孤道寡的朱元璋，雄心随岁月而膨胀，抱负伴龙墩而扩张，为圆龙腾云涌万世一系的美梦，也必然会做出顺乎历史潮流的抉择。在移民的举措中，除遣返、军屯、商屯之外，最难实施最牵动人心的，则是平民百姓的大迁徙。

迁民浮雕壁画

《明实录》记载，明初山西辖五府、三直隶州、十六散州，共七十九县。移民主要来自辽州、沁州、泽州、潞安州、汾州府和平阳府，这些地区共有五十一县，而平阳府就辖二十八县。可见迁民最多的是当今临汾，而洪洞当时人口最稠，作为一个县份来说，移民最多自在情理之中。但遍布大半个中国的晋民后代修葺的谱牒里，几乎都记载先祖来自洪洞，这颇令人费解。但稍一留意有关史乘方志，便疑团顿释。因当时之洪洞，凭借古驿道，北通幽燕，东连齐鲁，南达秦蜀，西抵河陇，加之广济寺院落宽展，易于政府设局驻员，集结移民，发放川资凭照。于是，汉槐旁的驿站，便成了大移民的派遣站和出发地……

长期浸泡于农业文明中的“丁村人”的后裔，虽有劳作之苦，但不乏桑麻之乐。此时的流动与迁移，早就不是逐水曲、狩猎歌、游牧吟，而成了农民悲剧的代名词。鸟恋旧林，鱼思故渊，狗记八百里，猫认三千途，老马识归道，狐死必首丘……中国古老文化以动物习性创造的这些依恋故园的词汇，实际上是安土重迁的中国农民心理的折光。

围绕这次迁徙，迁徙者及其后人编纂出了种种听来令人百脉沸涌，低徊唏嘘的故事。最为普遍的传说是，大迁徙所以能够成功，是因了朱明统治者设下的一个弥天骗局。迁徙伊始，明政府颁告示于三晋：“不愿迁徙者，到洪洞大槐树下集合，限三天赶到。愿迁徙者可在家等候。”消息不胫而走，不翼而飞，晋北、晋中、晋南的人拖家带口，携儿将女簇拥而来，三日之内，老槐树下呼啦啦集结了十万之众。这时，大队官兵，蜂拥而至，把手无寸铁的百姓裹了个严严实实，一官员高声宣布：“大明皇帝敕命，凡来大槐树下者，一律迁走！”说罢，官兵恶狠狠地先将青壮年带铐上枷，遂强行登记，强发凭照，一家一户，根绳相拴，如串蚂蚱，十万百姓在刀逼棒喝下，吞声饮恨，踏上了迁徙的路途……

围绕这次大迁徙，关于“解手”一词的来历及“小脚趾复形”的原因，也曾在冀鲁豫一带门道户说，妇孺皆知。大迁徙中，移民双手被绑，在官兵的押送下上路，凡大小便，均要向解差报告：“老爷，请解开手，我要小便。”长途跋涉，大、小便次数多了，口干舌燥的移民，便将这种口头请求趋于简化。只要说声“老爷，解手”，彼此便心照不宣。于是，“解手”便成了大小便的同义语。山东有民谣云：“谁的小脚趾甲两瓣瓣，谁就是大槐树底下的孩。”我在大槐树公园的祭祖堂里，看到两副楹联，一为“举目鹳窝今何在，坐叙桑梓骈甲情”，二是“谁是古槐底下人，双足小趾验甲形”，楹联与民谣，一雅一俗，说的都是足小趾两瓣的事。传说官兵包围百姓后，怕人逃跑，将每人的小脚趾砍上一刀，以做识记。后来，移民的后代脚小趾甲便成了复形。关于大移民中明王朝设圈套诱骗百姓的传说，有一定的史实依据，蒙骗群众向为封建统治者的惯用伎俩。“解手”一词的来历，听来也能自圆其说。至于“脚小趾甲复形”一说，则于情于理于科学都解释不通。明王朝移民旨在扩大农耕，移民长途跋涉全靠双脚，为防逃跑可在人体其他的部位黥记，大可不必在脚上动刀。国内我天南海北的朋友，凡问及者，脚小趾甲都是复形，而友人们的先祖不可能全部出自三晋。后天绝不可能改变遗传。……

历史的经经纬纬里，通常交织着神秘的丝线。然而，拂去这些民间传说扑朔迷离的浓雾，我们还是能筛簸出明初农民大迁徙那惨烈的真实。有人从《明史》《明太祖实录》《明成祖实录》等典籍中，从散乱的明代档案里，索章摘句，缀辑编录，笺注出从洪武六年至永乐十五年的近50年里，在洪洞大槐树下共移民18次（洪武年间10次，永乐年间8次）。移民分别迁至京、冀、鲁、豫、皖、苏、鄂、陕、甘、宁等地。大迁徙触动了三晋百姓最敏感的神经，明统治者只得定出移民条律，按“四口之家留一，六口之家留二，八口之家留三”的比例迁移。吴晗先生在《朱元璋传》中这样写道：“迁令初颁，民怨即沸，至于率吁众蹙。惧之以戒，胁之以劓刑。”这说明，当时的移民，完全是在强权政治的胁迫下进行的。

大迁徙无疑是朱明王朝富国强兵的得意之作，但对一家一户却是莫大的悲哀，大迁徙无情摧残着放逐者的心灵，所造成的精神创伤，甚至几代人都难以平复。我们不难想象晋南迁徙者背井离乡时的情景。就要告别“尧天舜日”时即耕耘过的丰腴土地了，就要告别先人们“接姑姑迎娘娘”时即敲打过的那令人心醉的威风锣鼓了，就要告别那碧波盈盈灿若锦缎般的汾水了，就要告别唐代诗翁王之涣即观赏过的令人神迷的鹳鸟了，大批扶老携幼的迁徙者怎能不五内俱焚、寸心如割！乡土的一涧一溪，一寺一庙，一坟一松，一谷一黍，一房一槐，一莲一蓬，一鲫一鲤，一草一卉，一鸟一虫，早已化为迁徙者生命的血肉，像文身的花纹附着在躯体之上。迁徙者们怎能不恋恋依依，声泪俱下！当他们一步一回首，三步一徘徊，一寸寸、一尺尺、一丈丈，挪挪蹭蹭，渐远乡井的时候，他们泪眼中最后看到的是那棵高大的老槐树，是那老槐枝桠间的一簇簇鹳窝……于是，老槐树和鹳窝便成了迁徙者们诀离故土时的最后的标识……迁徙者们的新辟之地，抑或难觅鹳鸟，抑或乌鸦常见，抑或“鹳”“鸹”两字声母相同，韵母也相近，经几代人的舌传口播，老鹳窝便成了老鸹窝了。风尘逆旅，给迁徙者心中留下许多刀刻般的伤痕。

山东曹县一刘姓的族谱里，记载着他们的先祖是“独耳爷爷”，独耳爷爷就是因为在迁徙途中多次逃跑，被官兵割掉一只耳朵的。明移民条律中还规定，凡同姓同宗者不能同迁一地。“行不改名，坐不更姓”是中国文化崇尚的一种人格风骨，这明律就迫使一些同宗兄弟为生活在一起，不得不更姓易名。如河南黄县就有魏姓与马姓，陈姓与邵姓，周姓与单姓，都是异姓同宗。类似这种情况，在河北、山东也不胜枚举。在豫东和鲁北，关于“打锅牛”的传说，也广为流散。相传，洪洞县有牛氏五兄弟，在集结于大槐树下后，方知同姓不能同迁一地。五兄弟深知自此要劳燕分飞，天各一方，便匆忙将一口大锅砸成五瓣，各执一片，以备将来做为续祖寻亲的标记。时间是弥合心灵创伤的最好药剂。但在历经六百年风雨后的当今，豫鲁某些农村牛姓素不相识的长者们，见面后还要问“打锅不打锅？”如双方都说“打锅”，便认做同宗一家……

如无根的浮萍，像风吹四散的蒲公英，迁徙者一下被抛进大劫后的荒凉。然而，为了生存，他们没有资格在噩梦里彷徨，他们很快摈弃了人类常有的空虚和绝望，在迁徙炼狱中煎熬过的人，更能踏平生活道路上的坎坷。移民以老槐腾游时空的气魄和根植泥土的不屈韧性，在他乡异地开始了筚路蓝缕的创业，不辞劳瘁的耕耘。明政府采用“计民授田”的方法，给移民人均荒田17亩，免租三年，并诏令山东、北平等地的布政使司：“民间田地，许尽力开垦，有司毋得起科。”……迁移者们将凝重的汗珠，结实地撒落在陌生的原野，以强韧的筋骨撑起了另一方蓝天，很快便拓展出一片片生机勃勃的生命空间。至洪武二十六年，全国土地总数由洪武十四年的366万顷骤增至850万顷，全国岁入税粮也比元代增加了两倍。《明史》曾这样描绘过大移民后的生产发展的状况：“是时宇内富庶，赋入盈羡，米粟自输京师数百万，府仓库蓄积甚丰，至红腐不可食。”洪武二十八年九月，户部尚书郁新奏称：“山东济南府广储、广斗二仓粮七十五万七千石有奇……二仓积蓄既多，岁岁红腐……其今年秋宜折棉布，以备给赐。”……

大迁徙给明初社会带来了经济繁荣，但比这一时的经济繁荣更为珍贵的是，它合理地分布了人口生存的空间，移民与当地土著在文化上、心理上、习俗上经过长期的掺和、交糅、渗透，地域文明必然会相互关照，培育着新的文明的种子。统治者为国家大局而实施的强权措施，往往能推动历史大步前进。文明要付出代价，文明有时会来自野蛮。文明的分娩，常常要挣脱粗暴的捆绑、残忍的枷锁，要洒很多很多的泪，流很多很多的血……

1987年夏，我到山东广饶县大王镇采访时，曾听到一个令人思绪绵长的故事。

大王镇一带的百姓，大都是明初从洪洞迁来的。大王镇有村曰刘集。刘集名噪山东乃至引起全国研究中共党史专家的极大关注，是因为刘集不仅珍存着全国唯一的一本陈望道首译的《共产党宣言》，而且还是中国第一个农村党支部的诞生地。村中有个因与毛泽东同年同月生而引为自豪的老党员，名叫刘世厚。世厚老人为保存那稀世孤本《共产党宣言》，曾倾注了一生的全部挚爱。战争年代，为躲避敌人那鹰隼般的搜寻，老人时而将孤本装入漆匣，藏于地窖;时而又盛入竹筒，匿于屋山墙的雀洞……在刘集村，同时还藏着带有家族牒谱意义的一帧《百岁图》，此图乃乾隆年间所绘，图高二点三米，宽五点四米，上面画有百穗葡萄。因刘集刘姓祖宗是从洪洞大槐树迁来，故画面上的葡萄须儿皆朝西方。“百穗”是“百岁”的谐音。此图象征刘氏家族本固枝荣，绵绵瓜瓞。村中族人珍藏《百岁图》，像世厚老人保存《共产党宣言》孤本一样虔诚。《百岁图》请进后，代代传人都将斯图安放于一特制的红漆樟木箱内，上系铜锁三把，由几位族长分掌，不容任何人亵渎。每逢大年三十，三把钥匙同开，取出斯图与族谱同悬高堂，大年初一凌晨，刘氏家族大小人等，一齐心香祈祝，三拜九叩……我在此采访时，正值商品大潮初涌大王镇，从广东来了几个文物贩子，出高价欲购刘集《百岁图》，村中年轻人因办企业短资，心有所动，村中老人们闻讯手执菜刀护卫红漆箱，怒斥小辈:“刘集就是穷死，也不能卖了祖宗!”一桩交易告吹……

大槐树寻根祭祖园俯瞰图

《共产党宣言》与《百岁图》同存共珍偕行旅进的现象，诠释着中国特色。莱茵河畔一代伟人试图用先进思想武装人类，而我们祖槐的枝叶在承接外来文化雨露的同时，却仍固执地将自己绵连的根须牢牢地深植于华夏的土壤。

血缘关系是宗族的天然纽带，但要维系一个姓氏宗族不至侈离，仅靠血缘关系还远远不够。于是，聪明的祖先创造了族谱和祠堂。在旧中国什么都难以统一，但却真正做到了“家必有谱，族必有祠”。如孔孟颜曾四姓，族谱九州一统，辈分用字全国相同。开国后，祠堂虽渐次消失，但宗族与乡土观念，仍是人们难以释稀掉的情结。明初古槐下的移民，曾分布全国十几个省市，冀鲁豫一带半数以上的村庄是明初移民建立的，这些移民的后代不少又随着岁月而萍飘蓬转。明末吴三桂降清后，封为平西王，他率军转战陕川云贵，部下士卒多为冀鲁豫槐裔，他们不愿附依叛臣逆贼吴三桂，散佚云贵川落地生根者甚众。清建元后，旗民多编入军籍，关外空虚，土地荒芜，清政府鼓励由关内向关外移民。《古今图书集成•赋役考》中载:“顺治十年，议准辽东招民开垦，有能招一百名者，文授知县，武授守备……招民数多者，每百名加一级。”这政策贯彻了几十年，对官迷心窍者极具诱惑力。古槐移民的后人，有相当一部分转迁东北。清末，战乱迭兴，灾荒频起，山东人一断炊就闯关东，沿海人一逢难就飘南洋，加之近百年来出国华工不下千万人，为新兴资本主义国家开金矿，筑铁路，种橡胶园，这些人中间，当然也不乏槐裔。有人做过推算，遍及海内外的槐裔现已逾亿。因此，我们可以说，洪洞祖槐的根须很长很长，不仅蔓延中华大地，而且绵连外洋异域，足可绕地球九匝，随卫星上天……

最早发现古槐有着神奇凝聚力的是洪洞贾村人景大启。清末，景大启在山东曹州任散厅官吏，景善交游，聊城、济南均相稔熟，所到之处，上至官吏下至平民，当知景是洪洞人时，便让梨推枣，斯抬斯敬，三茶六饭，洁樽款待。是时，洪洞人刘广林在山东长山任官吏，也深感移民后代对古槐的一往情深。景、刘相商，起议筹建古槐遗址，很快在曹州和长山募得纹银三百九十余两，寄回洪洞托人筹建。这便有了可供寻根人前来凭吊的刻有“古大槐树处”的碑亭一座，也有了供游子品茗怀乡的茶室三间。

恰在这时，又发生古槐庇荫洪洞百姓的事件，顿使洪洞黎庶对古槐遗址奉若神明。辛亥革命爆发后，赵城县人张煌率兵杀死了山西巡抚陆钟琦，接着袁世凯派新巡抚张锡銮率卢永祥部，进逼山西革命军。卢率军沿古驿道南下进攻临汾，所到之处，烧杀掳掠，张煌故里赵城县受害最甚。赵城名士张瑞玑上书袁世凯及新巡抚张锡銮时，叙述了卢军的残暴:“无贫富贵贱，一律被抢，不余一家，不遗一物，冰雹猛雨，无比遍及……三日后，终载而南去也，车四百辆，骆驼三百头，马数千蹄，负包担囊，相属于道……”卢军洗劫后的赵城，“城无市，邻无炊烟，鸡犬无声，家无门户窗，籍笥无遗缕，盘盖无完缶，书籍图画无整幅，墙壁倾圮，地深三尺……”卢率军进入洪洞，仍下达“半天不点名”之令，暗示仍可抢掠。然军中士卒来到古槐碑亭前，便下马罗拜，长跪不起，并将一路抢掳之财供于“二代古槐”树下。原来卢军士卒多为冀鲁豫籍，这些古槐移民的后代互相叮嘱，古槐树下如再行伤天害理之事，愧对祖宗。士卒中的他籍人，见军中槐裔势众，也不敢造次……乡土情结真是一种连哲人也难剖析的复杂情感。此刻，这些野蛮的生命，竟在乡土面前收敛起荒唐的灵魂，乡土唤醒了他们并没有泯灭殆尽的良知!

故土如同胎记，深嵌在国人的肌肤上。故里与游子，往往如同洪洞霍山上那与山体相连的山岩，不管光阴之波如何强劲，总也不能将故乡从游子记忆的深土中拔掉。大槐移民已逾六百载，当初的移民及其后代，早已有了他们的第二、第三乃至更多更多的故乡。虽然大槐移民的哭声早已云散，眼泪也早已化做新的悲欢，但大槐移民历史记忆的磷光，仍穿越悠邈的时间，在辽阔的空间里忽明忽灭地闪烁。

民国时，景大启募银建起的古槐遗址，因兵荒马乱烟火稀少。解放后，当地政府在这里建一烈士祠堂，与古槐碑亭望衡对宇。烈士为国捐躯，理应受到后人瞻仰。洪洞多锦山绣水，英灵应择一幽雅处安息。将祖槐魂魄与近代英灵同置一处，在长幼有序的国度里，祖槐和英灵会两不相安;让香火与花圈并存，不能不说是一种文化上的倒置和错乱。“文化大革命”中，造反派虽慑于洪洞百姓对古槐的敬奉，未敢将古槐碑亭砸掉，但“认宗续谱”却被当做“四旧”，狂遭口诛笔伐。古槐遗址真正受到重视，是近20年来的事情。

王德贵、刘郁瑞两位“文化书记”向我讲述了辟建大槐树公园的情景。

70年代末，王德贵赴无锡参加一次全国性的乡镇企业会议，当他自报家门来自临汾时，无锡人的表情如常;可当他说到自己是洪洞县委书记时，接待人员的眼睛里顿时透出热情神色，因他们多为古槐后裔，王德贵遂受到清末人景大启在山东曹州为吏时的礼遇。与会者不少也是槐裔，纷纷叩门而进，共话桑梓之情。“反右”“四清”“文化大革命”，人际关系曾像那时的社论一样，硬硬邦邦，冰冰凉凉。当社会顺乎历史走向，步入正常轨道时，囚禁多年的大槐情愫，必会重发新枝重绽新蕾……

回到洪洞，王德贵将所见所闻所思所想与刘郁瑞交流，两人一拍即合:建一大槐树公园，以慰天下槐裔拳拳之心。建槐园不能仅筑祖堂亭榭，应有深邃的文化内涵。80年代初，洪洞财政吃紧，政府囊中羞涩。刘郁瑞亲拟了三百言的征集古槐资料广告，刊于《参考消息》中缝，谁知仅过两月，便收到海内外槐裔寄来的族谱、牒文、碑拓、佚事珍闻凡四百余件，建园资金也很快筹措到位。在广济寺遗址上，大槐树公园卒底于成。槐园遂同丁村遗址、尧庙、舜祠、霍山之麓的广胜寺、羊獬村旁的娥皇女英姑姑庙一样，成为晋南的一大人文景观……

古槐是洪洞县的一张四海通行的“大名片”。

当韶山冲的平民借助伟人声望，办起毛家饭店、毛家酒楼、润之红烧肉菜馆时，洪洞的有识之士，也从古槐厚重的文化含量里，窥见商品经济的活跃因子。于是，在这洪洞古城里，出现了槐荫大街、槐都大厦、槐乡酒楼、槐家铺子、槐香发屋……国槐已遍栽街头巷尾，有人还动议，将全国各地槐种汇聚拢来，使这昔日的“水包座子莲花城”，变为真正的槐都。

近些年来，中国的经济字典里又增添了一个新词汇，叫做“文化搭台，经济唱戏”。洪洞自1991年始，年年于清明节前后举办祭祖节。应该说，这节日如同祭陕西黄帝陵一样，是庄重严肃的。它不仅使洪洞经济有望腾飞，对民族向心力的凝聚也是一大贡献。

古槐根 华夏情

祭祖节期间，洪洞城里，披红挂彩，阖城祝颂，童稚折柳，翁妪献芹，笙乐喧天，锣鼓威风。十几万游子，来自祖国各地，来自港澳台，来自大洋彼岸。西服革履与红装绿裳摩肩接踵，八方土语与五洲洋音交汇撞合。最动人心弦的是祭祖节首日，在肃穆的气氛里，槐裔们款款走进大槐树公园，次第谒拜祭祖堂。祭祖堂里摆有姓氏牌位，共三百姓氏。从普通员司到各业大王，从巨贾豪翁到翰苑名流，在各自的姓氏牌位前，无不俯身屈膝，叩首展拜。人们的故土情愫，并不决定地理位置的远近，有时离故土愈远情丝愈长。故乡对于海外游子来说，虽然只是一种符号概念，但却又是一部用怀恋氛围酿造的常忆常新的朦胧诗卷。我看到，白发盈颠的海外槐裔携子领孙，长跪在“二代古槐”下，老泪纵横，涕泗滂沱……我不须询问置身槐园的台湾同胞，此刻他们一定会深深体味“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古训，决不容任何人萁豆相煎……

明初大移民在中国移民史上是空前绝后的。令人痛惜的是，在图书馆里竟找不到一部有关这段移民史的专著。美国有个犹太学会，收藏我国家谱方志五千余种，用以研究我先民姓氏来源、迁徙发展及体质寿限，作为历史学、优生学的依据。走进我们的书店书摊，写帝王帝后、宫娥采女、阉人名妓、强梁坤伶的书林林总总，至于教人如何发财如何行骗如何占卜如何壮阳的垃圾文字，更是形形色色……

黄卷青灯的治史者历来清苦，但清苦里蕴含着高尚。维护高尚必须付出应有的代价，我们不能愧对祖槐。

在物质世界中踉跄蹒跚的人类，一直在寻求精神的华殿。哲学家以逻辑思维为人类设计了那么多的航灯路标，文学家用形象描绘为人类营造了那么多的诗化乐土；庙宇中的祭奠，教堂间的牧歌，禅房内的经声，道观里的诵诫……这些或高尚或有趣或无奈或乏味的精神建构和活动，都试图安顿人类那扯碎了的梦中惊魂，人们也想从中觅索一方精神的守望之地。

中国·洪洞大槐树寻根祭祖大典盛况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悄悄兴起的“寻根热”，也是人们在冲破思想禁锢后的一种精神上的寻求。然而，寻根祭祖既可构筑一座开放型的思想殿堂，也可打造一个封闭式的精神堡垒。寻根不能像某些文人那样，把压缩在泥土中的血腥历史爬剔出来，去极度舒展人的原始野性与蒙昧；祭祖，也不能像某些凡夫俗子那样，默念祷词，频频熏香，祈求祖宗保佑升官发财，一路福星；寻根祭祖更不能像某些农村那样，借大修家谱去扩张宗族势力，去重筑带有封建釉彩的狭隘的围墙……

“在山泉水清，出山泉水浊”。在临汾，在洪洞，当我潜心走进滥觞中华文明的尧文化中，顿感一股澄澈、晶莹的源头之水，洗濯着我蒙垢的心田。

临汾市东北五里处，有村曰康庄。村东有一古老的石碑，上书“击壤处”。地以人显，人以事彰。“鼓腹击壤”的成语就由此而得。晋人皇甫谧《高士传》中载：“帝尧之世，天下大治，百姓无事，壤父年八十余而击壤于道中。”“鼓腹”意即饱食，“击壤”乃古代一种投掷游戏。相传尧帝常到民间私访，一日来至康庄，见一银髯飘拂、孩子般天真的老叟，于道中击壤，观者发出“大哉帝之德也”的感慨。而击壤的老叟却曰：“吾日出而作，日入而息，凿井而饮，耕田而食，帝何德于我哉！”这便是自庄子以降，被诸多文人雅士所乐道和援引的“击壤歌”。

当尧的随臣将壤父所言报告了尧，尧非但未因壤父没有颂赞他的盛德而不悦，反以老叟能直言不讳而欣慰。为使自己能听到真话，尧当场拜壤父为师。这个简单的故事，说明古人是何等淳真，还不懂得溜须拍马。纵观尧舜以后的历史，阿谀奉承之辈不绝如缕，胁肩谄笑之徒子嗣难断，吮疽舐痔之流此消彼生。壤父的品格，更与当今某些对下如无尾恶狗般刁悍、对上如无势阉人般谦卑的嘴脸，形成了鲜明的对照。古代的壤父，为越来越精明老滑的人类社会，呈示出一个永恒的童话。

尧舜禅让，向被视为亘古美谈。尧有九子，长子名丹朱。丹朱骄奢侈糜，为人暴虐。洪水泛滥时，百姓忧心如焚，丹朱无动于衷，甚至到水中泛舟取乐。洪水过后，他竟让黎庶堆沙推船，名曰“陆上行舟”。太史公在《五帝本纪》中写道：“尧知子丹朱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传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

尧以天下为公的胸襟，开始了艰难的访贤跋涉。于是，又引出两位大隐士巢父、许由。他俩共同创造了一桩千古佳话：许由洗耳的故事。

尧在考察继位人时，十分注重接班人的群众基础。尧听说阳城(即当今洪洞)的巢父、许由是大贤者，便前去拜访。初见巢父，巢父不受；继访许由，许由也不接受禅让，且遁耕于洪洞的九箕山中。尧执意让位，紧追不舍，再次寻见许由时，恳求许由做九州长。许由觉得王位固且不受，岂有再当九州长之理，顿感蒙受大辱，遂奔至溪边，清洗听脏了的耳朵。《史记》注引皇甫谧《高士传》时，记述了许由洗耳的情景：“时有巢父牵犊欲饮之，见许由洗耳，问其故。对曰，‘尧欲召我为九州长，恶闻其声，是故洗耳。’巢父曰，‘子若处高岸深谷，人道不通，谁能见子？子故浮游，盛欲求其名，污吾犊口，牵犊上流饮之。’”……许由自视高洁，然巢父更胜许由一筹：你许由不接受王位，隐遁起来不吭声则罢了，还大谈洗耳原由，是另一种沽名钓誉。我下游饮牛，你上游洗耳，岂不有意脏我牛口？

许由洗耳的另一说是在河南颍水，但洪洞九箕山下有许由洗耳泉和巢父弃瓢地遗址。这故事发生在哪道溪涧并不重要，重要的是说明了中华文明的源头之水是何等明澈、洁净！正是这清的文明之波，溉泽了中国文化的精神森林。巢父、许由这两位洪洞的隐君子，虽未登帝位没有作为，但却以六根除净的仙风道骨惊天地泣鬼神，被历代高人吉士、贤达俊哲高山仰止，景行行止。巢父、许由身上氤氲着一种至美至洁的文化气韵，这两面远年的标帜，几乎可以成为一个民族的人格坐标。

当今，在人们把权力当做美酒疯狂啜饮时，在一片后庭花与卡拉OK的谑浪笑敖中，是无法置身许由洗耳故事中的。人类面对商品经济的负面冲击已显得脆弱无力，精神上的矮化也使人们没有那份心境和教养走近巢父、许由了。

唐尧未得许由，四方人士皆推荐虞舜，舜于20岁以孝闻名天下。《洪洞县志》载，尧于访贤途中，在洪洞历山下遇到躬耕垅亩的舜，见舜用的犁辕上拴有簸箕，便问其由。舜说，牛走得慢了，需要鞭策，但牛拉犁已经够辛苦，再鞭抽于心不忍，所以拴个簸箕，不管哪个牛走得慢了，就敲敲簸箕，这样黄牛误认为打黑牛，黑牛错觉是抽黄牛，两个牛都走快了，何必鞭打呢。尧帝听后，不胜感佩：舜对牲畜尚能如此爱怜体恤，让其承以帝业，定会爱民如子。然而，唐尧深悉，一国之君，身系天下，一时一事还不能完全证明舜的才德。于是，尧将娥皇、女英两女嫁舜，以观察舜的治家本领；又让九个不成器的儿子与舜一道生活，以考验舜的教化才能。

舜此时年逾三十，娶尧帝两女为妻，方结束了独身生活。但舜并没有因为成了尧帝的女婿而孤高骄矜，仍谦挹虚己，不露圭角，对虐待过他的父亲、后母及同父异母的弟弟象，仍不记旧怨，恪守孝悌。娥皇、女英也不因身份高贵怠慢公婆，尧的九个儿子也变得通情达理。司马迁在《五帝本纪》中这样记述了舜的人格力量：“……舜……内行弥谨，尧二女不敢以贵骄事舜亲戚，甚有妇道。尧女男皆益笃。舜耕历山，历山之人皆让畔(互让地界)；渔雷泽，雷泽上人皆让居（互让居所）；陶河滨，河滨器皆不苦窳（制作的陶器没有粗糙破损的）。一年而所居成聚（一年后舜住的地方成了村庄），二年成邑，三年成都……于是尧乃试舜五典、百官，皆治。”……

舜代尧行使政事后，勤政爱民，一秉大公，注重教化，仁爱为本。经常置身民间的舜，仍担心自己见闻有限，决策失误，便在自己门前设立了“敢谏之鼓”和“诽谤之木”。所谓敢谏之鼓，就是于门前设一大鼓，无论何人，想荐贤士能臣，欲献治国良策，均可击鼓进言；所谓诽谤之木，即是在门前立一木柱，不管是谁，发现舜有过失，皆可立在木前，对舜月旦藏否，品藻评说，有书记员记录下来后，再转告给舜……

喜听颂歌是人类的一大“爱好”。颂歌盈耳，神仙听了也乐不可支；忠言逆听，圣哲闻多了也会腻歪。君不见古今中外，唱颂歌者，常是高官得坐，骏马得骑；灌逆言者，辄会蛟龙失水，虎落平阳。而远古时的舜，竟如此广开言路，闻过则喜，因此他方能继“尧天”之后，创造出“舜日”的辉煌。

通过“敢谏之鼓”和“诽谤之木”，舜得知颛顼和帝喾的子孙们世代贤德，山高水长，恩施百姓，便一一委以重任；舜又得知帝鸿氏、少皋氏、缙云氏的后代们或怙恶不悛，包庇奸邪，或利欲熏心，搜刮民膏，或行若狐鼠，散播恶语，便将这些簪缨之族的贵胄子弟，一一发配边荒之地。舜知人善任，见鲧治水无方，便将之革职，启用鲧之子禹，最终又将帝位禅让给禹……

尧舜禅让

“尧天舜日”的远古盛世告诉人们，古代国家初创之时，权力机构简单，官少，事简，赋轻，国无暴敛之征，民无苛政之忧，帝王顺天(自然)而治，百姓其乐融融。有学者总结尧文化时，曾概括出六点：一“俭”，崇尚俭朴；二“让”，蔑视争权夺利；三“谋”，提倡深谋远虑，谨防决策失误；四“和”，主张和睦相处；五“戒”，防范人为的灾难；六“安”，融入大自然，生活安闲愉快。我以为尧文化中特别值得称道的是权力的和平交接。唐尧禅让虞舜，虞舜让位夏禹，不像嗣后史不绝书的那样：为争得最高权力，播野种而移花木者有之，假狸猫而换太子者有之，弑父兄而动刀戟者有之，除心患而赐鸩酒者亦有之……为戴上那顶皇冠，人类灵魂中那最丑恶的一隅，袒露得淋漓尽致。无论从哪个角度评说，“尧天舜日”里的禅让，都堪称人类文明史上最洁净的一章！

尧舜牵着洪洞、牵着临汾，洪洞、临汾牵着历史。历史老人把手中的绳索重一抖，尧舜便离我们很远很远了。在自我奢化中充满“世纪末相”的人们，面对生存危机虽睁圆了惊恐的眼睛，怀揣着悬孤不定的心，但却再也不愿去亲近尧舜了。人们宁愿相信古老的土地里埋葬过的野蛮与荒唐，却不愿从曾给祖槐以充足水脉和养分的厚厚土层里，去筛选文明的因子。然而，古老的华夏文明里，永远含纳着不泯的青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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