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翰·列侬已死,理想主义不灭

约翰·列侬已死,理想主义不灭

无物永驻 欧美男星 2020-12-08 20:01:01 15


2020/12/8
本期主笔

萨埵:四处游历,人海泛读,立志做“治世之饕餮,乱世之饭桶”。





他的肉身在40岁那年死去,到今年的12月8号,刚好是40年整。

他就是John·Lennon,一个虽然死去,但永远不会真正消亡的灵魂。这个世界上,只要还有人热爱和平,热爱音乐,拿起笔来写诗,相信爱和理想主义有朝一日会实现,并为这一切付出努力,约翰·列侬就永远不会死去。


嬉皮史蒂夫·乔布斯说:“因为约翰·列侬,理想主义曾经在这个世界上存在过。”

乔布斯只说对了一半。

理想主义确实是列侬的写照,但却并不会因为约翰·列侬的诞生和死去而对应地产生和消亡。如果列侬还活着,一定会百分百赞同这个说法。因为他既没有那么自大,也没有如此悲观,认为自己就是理想主义的化身。同样的,他也不相信更不愿意人类的美好愿望有一天会荡然无存。

更为合理的说法,是约翰·列侬的存在,让每一个理想主义者,或者是心怀理想主义的人,有机会不再孤单,知晓怀有美好梦想的人不止自己一个。如同那首代表人类呼唤和平之声的《Imagine》:You may say I'm a dreamer,but I'm not the only one. I hope some day you'll join us,and the world will live as one. 有一天,我们可以携起手来,唱着这支歌,向理想中的现实世界走去。




二十世纪六十年代,是The Beatles的时代。乐队的光辉历史不是这次的主题,何况人尽皆知,也就无须赘述。

The Beatles的成功为列侬带来名声和财富,满足了他的野心。他从不讳言这一点,向来坦诚自己从事音乐的目的就是为了追求这些“身外物”,而非编造出一些冠冕堂皇的理由,营造虚假的人设。

不过,虽然他渴望说出自己内心的真实声音,但为了乐队的发展,充分表达真实的自己的机会仍被极力地压缩。与生俱来的活泼天性常使他口无遮拦,即使是充满善意的话,有时也因为媒体的恶意炒作,被歪曲成大众难以接受的内容。这让他感到窒息,仿佛布偶玩具,在受到追捧的同时也受人玩弄,仿佛马戏团小丑。

在日本巡演时,他们受到右翼极端分子的攻击。与此同时,列侬一句玩笑性质的“我比耶稣更伟大”,在大洋彼岸的美国掀起轩然大波,引来无数指责。人们撕毁、焚烧The Baetles相关的一切,恐怖组织扬言要对他们动手。而列侬则要为失言负责,这让他陷入身心俱疲。


“如何选择自己的位置”,成了列侬在六十年代中期最艰难的抉择,1965年的《Help!》透露出他的恐慌。那一时期,他昼夜不眠地工作,暴饮暴食,甚至在无知觉的睡眠中哭着求救。

John·Lennon几近崩溃的边缘,他需要在放空中释放压力,逃避这一切,同时也试着找出问题答案,但是结果并不算太好。

在半年的休息之后,《Sgt.pepper’s lonely hearts club band》和《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两首歌勉强算是给出了临时的答案。

列侬依从天性,拒绝妥协,宁肯永远待在心中的“草莓地”,不愿意—当然—也无法生存在不属于他的“正常成年人的环境”之中。

但是,这只能算情感本能产生的权宜之计。列侬仍然不具备足够的理智来争取自己独立的一方小天地。也许是有些事情没有想通,又或许是因为无人和他共同面对,致使他没有足够的力量直面这一切。尤其是《Strawberry Fields forever》,表明了他精神上进退维谷的困境:无奈既然得不到解决,就只好用“人生如梦”来逃避和自我安慰。

总之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

这时期,超现实主义对列侬的影响愈来愈深,专辑里那些色彩鲜艳、内容离奇的图片就是对应的产物。他开始吸毒,修习瑜伽,前往印度参加马赫西(神棍、骗子)的“灵修”。但是效果依旧有限——甚至是零。

这样的状况持续了一两年,直到他遇见Yoko Ono——小野洋子。




小野洋子,提到列侬绝对绕不开的人物。笔者曾经为此写过一篇《抛开世界的偏见拥抱你》,对他俩颇受非议的结合作过论述,这里就不再重复。

简言之,小野洋子的出现,带给列侬两方面的拯救。

其一,使他不再受位置问题的困扰,可以放胆去做想做的事,释放出“自由的John·Lennon”。过往艺术家们害怕招惹麻烦,因而拒绝对事物公开发表看法,这让他们显得既严肃又冷漠。John·Lennon拒绝模仿也无法成为这样的人。

其二,在扬名立万之后的几年里,他一度失去人生目标,因而产生许多虚无感。现在,他在一种美好期待的指引下,开始为爱与和平发声。这个人类永恒的梦想,让他充满热切的期待,为了美好世界的早日到来,他毫不犹豫地选择成为世界的小丑。

不可否认,“爱与和平”的话题,现今听起来总有些烂套和虚无缥缈,甚至常被人讥讽为幼稚。这是因为我们所处的生活足够安稳而产生的懈怠感。在世界上其他战火纷飞的地方,在血雨腥风的20世纪,“爱与和平”就是全世界人的最大期望。


六十年代末,二战结束未几,越南战争再度刺激了人们对杀戮的恐惧,反战运动因此在欧美世界中火热进行。列侬作为组织者与参与者,也和众人一同走上街头游行示威,公开发表演讲,在歌词中表达他对政客的讥讽与痛恨。

在诸多反战活动中,最著名的当属1969年的名为“爱与和平”的床上和平运动。

他们在阿姆斯特丹一家旅馆的大床上躺了七天,欢迎任何人来访,宣称每个人都可以通过躺在床上一星期来获得和平。在另一个地方,他们用一块大布将自己盖起来,隔着布与众人交流,呼吁人们放下种族和肤色歧视,用公正的态度对待每一个人。


诚然,从效益方面看,这种行为艺术的并不能产生什么实际的效果,比如让心怀鬼胎的政客收手,让杀红眼的士兵不开枪。甚至还总被人误解为是博取眼球、沽名钓誉,或者是过于幼稚、无知、异想天开。也有人觉得这是精神失常的愚蠢举动。

列侬对此心知肚明,但他相信这至少能博人一笑,人们笑了,也就不会再愤怒乃至妄动刀兵。为此,他愿意做世界的小丑。

这一点很有意思,在The Beatles如日中天进行巡演时,列侬不愿意为了名声和财富而沦为观众面前的马戏团小丑,拒绝被人压迫,受人掌控。但是当追求的方向变为“爱与和平”时,他竟然立刻主动地选择了成为“小丑”。

为自己谋利的时候,不愿意将就。为众人发声的时候,却毫不在意自己经受过多少当面的嘲笑讥讽。这些难为旁人理解、即便理解了也无法同样做到的怪异行为,只为了一个目的——《Give Peace A Chance》。



对于世故的人而言,尤其是在当下这种热衷讨论“现实问题”的社会,理想主义总是会被嘲笑。但许多所谓“理性”的人,其实也未必是真的务实。很多人曾经心怀梦想,希望而且相信童话世界的存在。但是,丛林社会,包括人的恶行,以及一些普遍潜在的阴暗面,会在人的成长过程中制造压力和伤痛,加上一些偏激的误导,最终迫使人放弃理想主义,进而服从,甚至是喜欢上他们曾极度鄙视的那种肮脏环境。理想主义被埋葬,曾经的自己被现在失意的自己嘲笑,也嘲笑其他的理想主义者。这让人变得对内封闭自己,对外冷漠待人,许多人抑郁症的成因也跟这脱不了干系。

理想主义的濒临破灭,在近几年一个问题中得到印证:我们是不是都活成了自己曾经讨厌的人?此外,“初心”问题的讨论也逐渐展开,人们开始回忆自己的来处,对比现在的处境,并思考这个过程究竟是如何发生的。这也是John·Lennon在六十年代中后期的处境,小野洋子为他启发了问题的答案。


理想主义不应该被嘲笑,它是人类发自内心的善良的集合,是人在痛苦中挣扎着活下去的动力,是求生本能。如果这份善良的本能也要被讥讽为愚蠢的话,未免太无情,也太过绝望了。

孩童般的幼稚,时常被视为对事物的浅薄理解,在推崇“成熟成年人”的社会饱受讥讽。人类许多朴实的梦想,就往往被视为幼稚。但有时候幼稚一点也没有什么不好,如果天底下的人都像孩童一样,用最简单最可爱的方式解决问题,事情的发展也许就没那么糟糕。至少,年轻人应当多少心存一点理想主义,而非过早地变得世故,只拿私人的利弊得失来衡量一切事物。在历史上,理想主义者最多的年代,比如嬉皮士进行世界旅行的六十年代,诗人们用笔墨挥洒胸臆的八十年代,都是如今最令人怀念的时光。

列侬梦想着战争的结束,希望有朝一日全世界的人可以手拉手坐下来聊天。1971年的《imagine》表达了他最纯真的愿望。Yoko Ono说:“这是他理想主义的结晶,是他真正想跟世界说的话。”

歌词描绘的美好世界,曲调中蕴含的温和与轻柔,还有那架白色钢琴,到今天,依然在无数人心中盘旋。尤其对那些受到战争迫切威胁,甚至刚刚在轰炸中失去亲人朋友的人而言,这支歌是文字无法形容的对生命的慰藉,是太阳底下每一位热爱和平的人的“国歌”。




列侬不是圣人,他也是一个充满缺点的凡人,有过痛楚,有过偏激,受到明枪暗箭的伤害,无数次头破血流,在天堂与地狱之间跌落又飞起……最终归于平静,返璞归真,像孩子一样睁大眼睛,比出“yes”的手势,鼓着嘴,做出滑稽的表情向世界示以微笑。


列侬把自己的灵魂毫无保留地展示了出来,这是他理想主义的第一个层面—做自己。

我们时常犹疑自己应当成为什么样的人,不知道如何扮演角色,很多人都知道要“做自己”,但实际上,这个答案太过含糊,因为我们有时连自己是谁都不知道。对此,列侬的回答是:“我一直都很叛逆,不过另一方面,我也想被整个社会所接受,不做这个吵吵嚷嚷、疯子似的诗人音乐家,可我没法成为不是我的那种人。”

思考自己的角色问题根本是多余的,现在的你就是真实的你,而非错误导致的不真实的人。对此,每个人只有接受自己,并根据内心的需要不断调整姿态,才不至于陷入自我怀疑和迷惘。向内思考自己,反求诸己,是理想主义的第一个层面。

第二个层面,是自己与外界的关系,即我们要为世界朝哪个方向发展而努力。“爱与和平”当然是首选的方向。我们要做的,是参与到这个过程中来,不论力量强弱,都可以为此出一份力,成为下一秒的世界的创造者之一。而这下一秒的世界将会是个什么样子,取决于我们每个人在这一秒的行动。即使,你认为自己没有能力改变大局,但至少可以选择不助纣为虐,把杀人的剑重铸为耕地的犁,不去成为阻力,这也是对理想主义的一种呵护。“床上和平示威”的意义也即在此。



 

侬在1980年12月8号晚10点49分遇刺,身中四枪,在被从血泊中抱起,送往医院的途中死去。到今年的同一天,刚好四十年整。

我们不必故作煽情地说什么“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这样毫无意义的话,因为John·Lennon从不愿意活在任何人心中,他更希望用“爱与和平”来代替他在人们心中的位置。

约翰·列侬这个人本身无足轻重,我们应当注意的是他举动背后蕴含的善意和梦想,对美好事物的殷切期待,继承理想主义,用务实的方法将之实现,我认为这才是John·Lennon所希望的他自己存在过的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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