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荆欣雨

采访｜荆欣雨 马拉拉

编辑｜柏栎

摄影｜赵骅

化妆｜Yali

发型｜Joey Hui（Hair Culture）

造型｜Tungus Chan , Tang Lai, Matthew Chan

「是我勇敢太久」，

尾音传出去很远

不可以问成长的烦恼是什么。不可以对过去的行为有任何解读。不可以夸妈妈漂亮。不可以问妈妈的保养秘诀。反复被打回和删减的采访提纲，最终形成一份为蔡依林量身定制的问题列表，「不仅可以问蔡依林，王依林、蔡二林同样适用。」2010年，《风尚志》的记者采访过蔡依林后，面对被压缩到10分钟的采访时长和5000字的稿件任务，将如上抱怨直接写进了稿件中。

《男人装》的记者曾在开篇就写，「大明星蔡依林的经纪方对她真是负责」——失败的提纲沟通后，他们放弃采访，将封面报道直接写成了后记，顺便为蔡依林出道后遭受到的非议鸣不平。到了2014年，搜狐娱乐的记者仍然面临同样的问题，高度紧张的经纪团队，「呈扇形打开」，似乎随时准备在听到敏感问题时扑上去解救艺人。面对工作人员递来的毛毯，穿着超短裙的蔡依林拒绝了，因为担心毛毯被拍进去。40分钟，她保持翘着腿的姿势完成了整个采访。

10年过去了，乐评人、音乐制作人邹小樱告诉《人物》，他仍记得《特务J》专辑问世后，在网易工作的他去采访蔡依林，对方提前3分钟从保姆车里走出，穿着灰白色的专辑打歌服和宣传照同款妆发接受采访。所谓打歌服，就是比专辑封面的衣服生活化一些，但与专辑色系保持一致，以有利于在唱片宣传期持续、精准地输出形象，「你永远出现是那样子的，就会强化别人的记忆点。」

在当时，邹小樱对此不以为然，等他自己开了经纪公司，才知道让艺人做到「穿打歌服和带宣传照同款妆发」接受采访有多难，「除了你之外没有人care这件事情」。

 在邹小樱看来，蔡依林因完美地执行了唱片公司针对市场设计的形象而成功：她拿过4届金曲奖，是台湾年度专辑销量冠军和福布斯中国名人榜前10名的常客。在本世纪初流行音乐的黄金时代，她和孙燕姿、萧亚轩、梁静茹并称为四小天后，已成为华语乐坛的符号之一。

然而，无论是最初「少男杀手」的一炮而红，《看我72变》的逆袭归来，还是《舞娘》的爆发，蔡依林都只是那个执行的木偶，「唱片公司选好demo，就直接唱，他们安排舞，我就直接跳。」她对《人物》作者说。在一众工作人员面前，她丝毫不避讳将曾经的自己比作「流水线上的产品」，做得不好，她就加倍练习，只希望能够达到完美，完成交到她手上的通告表，让唱片公司、工作人员和观众都满意。

与她曾在三家唱片公司有过合作的陈泽杉曾在一次采访中回忆初次见面，「我记得她穿着校服，非常青涩，话不多，大部分时间在听我们讲。俨然她还是一个害羞的小女生，不过她很听话，这点对于艺人来说，非常重要。」

伴随着巨大的光环，是从未停止过的争议和中心漩涡里愈发沉默的蔡依林。厚嘴唇、唱功不佳、整容隆胸质疑、与周杰伦的绯闻，都曾是媒体的娱乐头版。2007年，她第一次凭借《舞娘》打败张惠妹、林忆莲拿下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奖，在那个舞曲的价值还没有得到认可的年代，这被媒体评为「金曲奖的堕落」，被观众调侃，「是靠体操拿金曲奖吗？」至今仍有人打趣金曲奖在18岁那年的叛逆，就是爱了蔡依林一次。

「就像喜剧演员拿奖是更难的，大家永远会觉得跳舞是很轻松的事情……很多人会觉得，如果你唱得好，就不用搞这么多。」乐评人王击凡对《人物》说，在他看来，蔡依林在那一年得奖，「是代表唱跳歌手去领了这个荣誉，并且因为她的努力让你没办法选择性地忽视她。」

对于争议，蔡依林极少回应，而是将情绪封闭起来，将「努力一定会成功」的信条执行到底，试图向外界证明自己。结果往往不尽如人意。她苦练体操、彩带、吊环、鞍马后在演唱会上呈现的「集大成式」表演被制成表情包传播。她自称「地才」，本是谦逊的说法，也被讨厌她的人当成笑料。在「越努力越被嘲」的漩涡中，她依旧沉默着。

《人物》作者采访的这天，我们感受到了跟以前完全不同的蔡依林。采访提纲被调整了两个问题，是「地才」的由来和对于自己外貌的看法——严格来说，是宣传希望我们换个委婉点的方式问。没有奇装异服，没有不停的打断，她穿了件白色T恤，深蓝色紧身破洞牛仔裤，脱下酒店拖鞋，盘着腿坐在沙发上，回忆自己近39年的人生。工作人员确实不少，但更像是大家围坐起来，听她开故事会。

采访开始前，为了拍摄宣传视频，我们需要她在坚定、温和、勇敢、自由和宽阔五个词语中选择一个并念出来。我们选了勇敢，她立刻发出疑问：为什么不是宽阔呢？为什么不是自由呢？

我们把选择权交给她。她娇小的身体套在白色西装里，大眼睛闪了闪，「就勇敢吧」，她突然开嗓，旁若无人地大声唱起张惠妹《勇敢》的副歌部分，「是我勇敢太久」，尾音传出去很远。大家都愣了，她像个恶作剧成功的孩子，爆发出大笑。

她说话很慢，每一句都像是经过认真思考，在讲到从2019年开始，她会自己拉时间表来决定工作强度时，「我要去放假，对，不然通常我的时间表长期以来都是在别人手上。」所有工作人员都会心一笑。

2019年金曲奖前，她反复思考，走红毯的意义究竟是什么？如果不走红毯，对于可能带来的结果，她会不会感到害怕？「若我任性地相信，我不只是那套衣服呢？」她在社交网络分享自己的思考，然后没走红毯，直接参加颁奖典礼。坐在台下等待时，年度专辑作为压轴大奖，让她紧张了好久，直到胃开始痛。当陈奕迅宣布她去年底推出的最新专辑《Ugly Beauty》获得年度专辑时，她大喊一声，走上台，胃就好了。

讨好自己

专辑制作人陈星翰主动召开了一次关于新专辑《Ugly Beauty》的会议。歌全是蔡依林定下的，样带他都听了，有三四首的曲风非常相似，他没有信心用好的创意把它们变得不同。

「你就试试看嘛。」这是现在的蔡依林经常对制作人说的话。陈星翰感到她身上散发出一种「老娘什么都想做，什么都想试，不试不会死心」的气息，他早就习惯了，也答应下来。

做上一张专辑《呸》时，蔡依林还没有「这么坏」。那时他们刚开始合作，录音时，陈星翰开麦，对收音室里的蔡依林发出指令，对方不回应，他知道她在思考，就说一些废话逼她回应，常大喊，「录它！」最终蔡依林还是执行了。一转眼几年过去，他丢一个想法，她马上甩一个回来，说，这是自己喜欢的。他妥协得越来越多，直到崩溃掉，不知道自己在干嘛，完全被蔡依林控制，「你知道制作人是不能完全被艺人控制这件事情。」他在电话里略带痞气地说。他跑去日本待了两周，所有关于工作的电话都不想接。

所有接受采访的人，制作人、录音师、编舞师都主动或被动地接受了事实：《Ugly Beauty》是一张完全由蔡依林主导的专辑。她决定每一首歌的生死，有的歌混音都做完了，却突然失去了蔡依林的青睐，砍掉，制作人剃刀说，「我们这一群制作人都会倒抽一口气。」陈星翰形容给蔡依林编曲像在买乐透，他会在早上六七点接到刚起床的女歌手灵光乍现的信息，而作息相反的他正准备躺下，几条四五十秒的语音蹦出来，好了，她又想「试试」了。

在《呸》拿下第26届金曲奖最佳国语专辑奖和演唱类最佳录音专辑奖后，陈星翰给了自己很大压力，他觉得自己应该帮蔡依林做一张「更好的专辑」。蔡依林不同意，她要做的是一张更准确地描述自己当下状态的专辑。于是她在电话里跟陈星翰大聊自己的人生哲学，「半个小时后，我已经看着我家天花板的灯犯困，」陈星翰再次吐槽。

作为新生代制作人，剃刀对自己的定位更少纠结。他把自己称作是，「蔡依林的解决方案」。为《脑公》这首歌编曲时，他本来选择了嘻哈的方向，直到蔡依林告诉他，她并没有想让这首歌这么有态度，而是想让它更欢乐。她想要告诉大家，即使到了她这个年纪，即使她已经不再是乖乖女，她还是会看一些甜剧，会傻笑，会幻想。于是剃刀按照她的想法，将这首歌推向了「类似迪士尼主打歌的电音方向」。

他们一边在社交网络上开玩笑说蔡依林是女魔头—说她「很烦」，光本届金曲奖的表演就改了12版——一边发自内心地喜欢与她合作。剃刀记得有首歌的demo里有一段听起来像是坏掉的吉他的旋律，被制作人拿掉了，蔡依林又给捡了回来，「以我们制作人来说，用这个会有点风险，没想到Jolin就是喜欢这种很粗糙、在刚开始阶段产生出来的一些元素。」

录制《Ugly Beauty》时，蔡依林想要丢掉那些标准的唱歌的感觉。她想要说，而不是唱，想要用奇怪的声音，想要有上气不接下气的感觉，她想知道会发生什么。她和制作人一起创作，像freestyle一样，互相激发灵感。剃刀有时候觉得，现在的蔡依林像他小时候做音乐的状态，只是在讨好自己，「我就是要这样子，你跟我讲那些我听不懂。她只想为自己做音乐。这个东西酷，她就用，这个东西是接近她想法的她就用，她不会管这个会不会听起来有一点夸张，或者是会吓到人。」

今天的蔡依林有足够的资本来做自己。制作专辑时，她对预算到了几乎忽视的地步：准备正式开工时，她突然打掉之前的所有歌，请新的人来做；花100万预算拍MV，砍掉重拍也不是什么稀奇事；如果一首歌制作人重新编曲了4次，或者在录音室里录了4版，那么制作人和录音师会收到4次的费用—这在行业里并不多见，他们都说因此感觉受到尊重。总之，她没有管唱片公司和市场，她只想讨好自己。

这种专辑制作中绝对的主导地位不是一夕之间建立起来的。2010年，蔡依林成立了自己的工作室，「到你要自己做主导的时候，刚开始会有一点不太确定，还是你50，我50，到你管30，我管70，我一直在摸索这个进退。（那时）我有悄悄地在反叛，不管透过表演的方式还是我的歌曲的形式，我已经有一点这种迹象了，只是我还没有像现在这么大胆地敢去真实地做我自己，我觉得这都是慢慢的进化。」

2015年开始的Play巡回演唱会，她终于体会到了演唱会的乐趣，和高中站在舞台上唱歌的自由感觉很类似—想唱什么唱什么，要不要听随便你。犯一点错没关系，说无聊的笑话也OK。原来只要自己活力十足，就很容易可以感染到观众。表演失误了还是会想要钻地洞，但生活里还有很多别的事可以做。演唱会的人数与规模不再是她在意的，「我在意我站上去的歌单是不是我真的想唱的，我可以玩什么有趣的东西，给上海、北京的粉丝不一样的东西，这是我比较有热情的地方。」最重要的是，看着舞台上的自己，她突然觉得那个女人好有魅力。她爱上了自己。

从所有人眼中的乖乖女变成了制作人心中「难搞」的蔡依林。以前对制作人说不有多难，现在对制作人百依百顺就有多难。意见不一致时，她会告诉制作人，我可以给你想要的，但那不是我。她多次提到，以前的她觉得没有任何想法等于好女孩。后来呢？去他的。

班级

那个后来让蔡依林厌倦的好女孩角色，她扮演了10年，甚至更久。刚出道时，公司安排她学舞蹈，她不知道原因，只觉得自己很笨，不会漂亮地扭动臀部，还经常同手同脚。《康熙来了》曾请来她的舞蹈老师张胜丰，讲到每次给她展示完舞蹈动作，她就陷入呆滞状态，后来才知道，她是在用背书的方式，把影像记在脑海里。坐在对面的她一脸严肃地承认，「只要老师一换方位，我就会乱。」

在唯舞独尊演唱会纪录片《地才》里，镜头给到后台练习的蔡依林和张胜丰，字幕也颇为残忍地打出一句，「胜丰老师一向做得比Jolin要美。」但张胜丰也在很多采访里承认，他从来没有骂过蔡依林，因为「她已经足够努力了」。

尽管踏入社会，她好像还在学校里。录音师陈文俊从《爱情36计》与蔡依林合作至今。他记得那时候的她，在进录音室之前，已经做足了功课，像背课文一样牢牢地记住每首歌的起承转合。等真正开始录时，一旦制作人想要修改某处地方，换个拍子或者旋律，「她就很难修改了，因为在她脑袋里这个地方就是这样……她可能技术没有那么好，但是她想办法弥补的方式就是很认真地做准备。」

她想尽量去满足所有的人。2010年之前，她没有为自己的专辑选过歌。在制作专辑的过程中，制作人占据了绝对的主导。「以前我要讲不有多难……如果我说不，唱片公司的老板可能就会出来，制作人可能就走了，就不再做了。」这种情况一旦发生，她就觉得自己是个坏人，与「好」对立的「坏」。还不如遵从制作人的指导，也能快点回家。偶尔碰到给她更多自由的制作人，她反而会僵住，不知道该怎么唱。

她把身边的人都看作是老师，自动将他们纳入必须要讨好的对象，「有一些对于权威的畏惧，有点像是学生想要博得老师的暗赞。」她有好多老师——舞蹈老师、录音师、制作人、唱片公司老板、造型师。她想象自己有很多同学——那些已经很红了的人，李玟，张惠妹，就像是成绩榜上牢牢占据前排的尖子生，看到好多创作型歌手，她也在想，自己是不是也应该要会创作？她无法独处，独自待着时就感到焦躁，对内心世界没有一点好奇，只想时刻处在这种假想的竞争之中。

《人物》作者问她，是不是在进入娱乐圈之后，把娱乐圈当作一个班级？

她说是的。

在高中同学朱柔颖和张硕芬的印象里，高中时蔡依林安静、刻苦，课间休息时也坐在桌前学习，她们就凑在她桌子前，闲聊几句八卦。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娱乐圈，她永远精神紧绷，想要取得更好的成绩，成为好学生，「按部就班，不要让老师觉得你是一个叛逆的学生，你能够如期毕业或者得到模范学生的奖状，表示你是TOP，是很棒，妈妈（也）说你很棒。」

她的学习方法很简单，就是在老师的指引下拼命努力、全面发展。专辑像课文，她要背舞蹈动作、背歌曲旋律，电视节目和宣传通告像课间操，即使觉得自己讲话不流畅也要按部就班地参加，这还不够，她还是学校里的「选课王」，要选修体操、缎带、钢管、鞍马、吊环、芭蕾，试图抓住一切可以让她变得更完美的东西，填上了一块，永远发现还少一块。

等到了验收阶段，2007年，她打败了「班上的同学」，拿到了「模范学生奖状」，凭借专辑《舞娘》拿到了第18届金曲奖最佳国语女歌手。那一刻她是懵的，在音乐和欢呼声中，穿着紫色礼服的她走上领奖台，说，「谢谢曾经很不看好我的人，谢谢你们给我很大的打击让我一直很努力……」

这本应该是一个扬眉吐气的场面，但媒体随即将那次颁奖称为「金曲奖的堕落」。荣光过后，外界的评论又把她打回原形，她想，「我是不是真的值得被给予这样子的奖项？我自己觉得没有100分，那么我就不配得奖。」

她把演唱会看作考试，是「阶段性成果展」，用来向观众展示自己几年内的「学习成果」。如此想来，2007年的唯舞独尊演唱会仿若高考，科目数门，她坐在巨大、空旷的考场中央，埋头狂写，直到铃声响起的最后一刻。

这场演唱会的台前幕后以纪录片的形式发行，名为《地才》，出自那句非常有名的，「他们说Jolin不是天才，Jolin是地才，我一直相信，努力就会成功。」

镜头记录了她在演唱会前夕的焦虑。凌晨两点，她出现在体操训练场，脚上打着绷带，还是会从吊环上掉下来。她窝在角落里，诉说着自己，「（原本）可以不要尝试新的东西，不要改变，音乐不用重编，舞蹈也不用重跳，但是不允许自己站在原地不动。」凌晨3点，她把所有唱错跳错来不及走位的地方都用笔记下来，像是高考前夕的学生发现有道题怎么也解不出，一切离完美的距离还有那么远，她忍不住又哭了。

不是没有过放松、开心的时刻。入行这么多年，从高中生到大明星，一点点站在更大舞台上，从室外几百人的音乐会到台北小巨蛋上万人的演唱会，当她紧紧抓着双环吊在空中，看着台下星星点点的人群，知道家人和朋友都在，还有那么多人认识她，为她欢呼，齐声合唱。说实话，她不知道他们为什么会喜欢她，但她享受着这一刻，放弃了家人、朋友和爱情，所有的付出都是值得的。即使演唱会结束了，肾上腺素带来的亢奋也久久不能散去，腿酸得要命，要在床上躺上很久才能冷静下来。这一切都让她觉得不可思议。

但这快乐是短暂的。很快，她要看录像，找出当天表演的各种不足之处，并最终为自己的演唱会打分。奖项和别人的肯定经常被她认为是「假的」，到最后，在这个幻想出来的班级里，阅卷老师始终只有一位，就是她内心的严厉朋友。「『你就是这么丢脸』，我们不会把同样的指责真正讲给朋友听，却很严厉地对待自己。即使我已经做够多了，我还是有一个很可怕的朋友告诉我，『你就是不配得，你不值得』。」

2012年的Myself世界巡回演唱会台北安可场的彩排时，她本来给粉丝准备了双人钢管舞作为惊喜，不慎因男舞者手滑，她从1米高处头朝下摔在地上。她在地上大哭，「很疼，非常疼，（现在）觉得那是身体在呐喊。」但当时，她脑海中的想法是，「完了，明天要表演，我还不会。」

 巨星的忍耐

景美女中乐队Twister的主唱个子不高，很安静，每次乐队上台比赛前，别人在练习发声，她穿着校服在台下看英文书，陪着她来的母亲黄春美急了，她说，「妈，你不要紧张，你这样紧张会影响我。」等到快上台了，她换上表演服，气场立刻变得不一样，「很稳、很大气，那个魅力跟power，跟她私底下的生活真的是差了两大截，」黄春美在电话里告诉《人物》作者。

时任环球音乐总监的陈泽杉曾在采访中谈到巨星的共性，就是要独一无二，「演艺圈有太多80分的人，最后达到90分，你必须有最深刻的独特性。」看到反差感十足的蔡依林，他相信自己和团队可以帮她成为巨星。

签约环球音乐后，《娱乐百分百》曾采访过一位可能是造型师的男性，他正带着蔡依林去日本置办服装，对着镜头，他用夸张的语气说，「公司给的制装费是其他新人的5倍，我花都不知道怎么花，好多钱啊！公司还说，不要担心，钱花完再汇过来。」

陈泽杉先是将蔡依林送去英国，与爱尔兰男子乐团Boyzone合作单曲，反响不算热烈。此时恰逢台湾1999年9.21地震，唱片业低迷，他觉得大众需要一点希望和开心的情绪，便转换思路，给蔡依林定位「少男杀手」，主打歌《我知道你很难过》，专门去男校举办歌友会，还要求蔡依林学跳舞。20岁的女孩确实对得起「其他新人5倍的制装费」，专辑销量从5万张猛增到30万张。2000年4月，第二张专辑《Don't Stop》发行，高达45万张的销售量至今仍是她的个人销售纪录。

面对新星的升起，陈泽杉表现的则是担忧，「很多女生嫉妒她，不喜欢她。」媒体嘲笑她的厚嘴唇、尚未褪去的婴儿肥，公司拍专辑封面只给她拍侧脸。为了瘦下来，好学生蔡依林上身，只吃过水的青菜，一度瘦到37公斤——但离她心中的目标还差了两公斤。后来，她在营养师的指导下控制体重，有次练完舞，同事去给她买面，本该是两份淀粉的量，人家买了三份，等她吃完才告诉她，结果她大哭，质问对方，「为什么要给我吃三份？」

两年内，她连发4张专辑，同时还要完成大学学业，在学校里的一举一动都可能登上媒体的头条。走在路上，她总觉得路人对她充满恶意，传递出「蔡依林有什么了不起」的信号。第4张专辑刚出，她的父亲对经纪公司提出账目不清的质疑，要求单方面终止合约，最终法庭判决经纪公司欠下蔡依林账目100万，而作为毁约的代价，她需要赔付1000万。

那是她唯一想过离开娱乐圈的时刻，回去好好读个硕士和博士，她本来最擅长的就是好好读书—她曾用3周翻译了麦当娜的童书《英伦玫瑰》，比出版社规定的时间早了1个星期。

外界普遍认为那一时期蔡依林的事业陷入了低谷。在电视制作人柴智屏那里，《人物》作者听到了另外一个故事：天熹娱乐的几位知名经纪人和制作人（有台湾「综艺之母」称号的葛福鸿、金牌经纪人蒋承缙、打造了《流星花园》的柴智屏）都喜欢这个「非常谦卑、有礼貌、认真」的女孩，签下她并帮助她还清900万债务；由经纪公司搭线，新力音乐有信心重新把蔡依林推向高峰并最终与她签约；为了让蔡依林在一切尘埃落定前放松心情，柴智屏为她引荐了与罗志祥共同出演偶像剧《Hi! 上班女郎》的机会。娱乐圈喜欢听话的孩子，还没想放她走。

再度复出时，蔡依林已是唱着《看我72变》的小女人和潮流教主了。尽管已不在同一家公司，陈泽杉曾公开表示认同新力音乐的打造方向，因为「女生也开始喜欢她」。《康熙来了》也曾请来几位素人女生，专门模仿她的穿着和舞步。同时，周杰伦出现了，他为蔡依林量身打造的许多歌曲至今仍是经典。

2006年，蔡依林跳槽EMI，身价再次上涨，与陈泽杉再度合作推出《舞娘》。这位曾打造过孙燕姿、梁咏琪、林俊杰等人的唱片界推手确实将蔡依林打造成了巨星。作为台湾娱乐圈「家长制」的典型代表，有一次，他跟全公司的宣传发飙，因为在一次活动上，台上的蔡依林有5秒钟没有追光。那5秒钟让他心如刀割，大骂制作单位两个月，「因为观众不知道是她……我的巨星会因为5秒钟没有掌声被扣掉很多分数，会被人议论是不是因为她不红了之类。」

2008年，陈泽杉到了华纳音乐。有段时间，他在晚上路过北京水立方，会被场馆外钻石一样的外观所吸引，「太美了，太多冠军在里边产生了。」他在心里感慨。等到12月份蔡依林加入华纳（当然，身价再次上涨），陈泽杉将签约仪式选在水立方进行，他觉得蔡依林应该继续完美，继续做冠军，他想告诉所有来的媒体和蔡依林，「她接下来仍会像钻石一样发光。」

在过往的采访里，陈泽杉认为，他们长久合作的基石是蔡依林的听话。制作《花蝴蝶》时，他提议蔡依林去学习芭蕾舞，并跟她说，「你要突破这件事情，我希望你是个完美的艺人。」又是一次师生之间的指令与服从。蔡依林苦练3个月，将鞭转动作从3圈进步到10圈，最终完成了20圈的成绩。

陈泽杉看到钢管舞女郎转圈子，觉得很轻松，也让蔡依林去英国学。等到蔡依林把整个腿都摔青了，他决定放弃。蔡依林独自留下，学了两个礼拜，回来后已能5秒钟在空中旋转三圈。

在唱片公司的包装下，高中那个有魅力的乐队主唱消失了，巨星蔡依林不知道什么是生活，也不知道该怎么生活，觉得人生就是塞满了工作。《舞娘》专辑前后，高中同学宛蓉曾做过一段时间她的助理。她记得她们一起去内地宣传，要跑通告、练舞、做演唱会，每天早上五六点钟出门，飞到下一个城市，梳妆吃饭，下午开始做宣传、接受采访，晚上11点睡觉，第二天再奔赴下一个城市。

有一次，两个人都吃坏了肚子，又发烧，宛蓉想着要不要取消明天的通告，蔡依林决定硬着头皮上。第二天，妆发快要结束的时候，蔡依林说，她真的受不了了，问宣传可否取消今天的通告。「大家都明白她是把自己燃烧到最后一刻地拼命工作，既然她亲自开了口，表示她真的是非常不舒服，所以我们就立刻去了医院。」

现在回忆起那段被工作塞满的时光，宛蓉说不出自己的朋友快乐或者不快乐，「那个时候她就是做她认为自己要做的事情。」

她经年承受着身体上的伤痛。《地才》记录了她为了挑战鞍马、吊环等高难度体操动作，腰部受伤；《特务J》时期，她练习缎带昏倒，醒来继续练习；她开始失眠、焦躁，但仍然忽视身体的信号，觉得身体理应「为自己的年轻气盛服务」；为《花蝴蝶》练习芭蕾舞时，她旧伤复发，肩胛骨歪掉，右手痛得抬不起来，连站着照相都有问题。她终于休息了3个月。

宛蓉记得，那段时间她觉得蔡依林「要爆出来了，然后她必须得休息，她无法继续一直这样转动……你不知道每天到底为什么要做这个事情，你的生活是什么」。

比身体上的摧残更可怕的是精神的摧残。创作歌手陈珊妮曾将蔡依林评选为「台湾十大烂歌手」，台湾媒体喜欢用各种博眼球的新闻报道她，《地才》的开场舞被制作成表情包，淋语成了新的anti文化。人们为什么讨厌蔡依林？有人讨厌她被包装成性感的天后形象，在综艺节目里却木讷、发呆，没有半点幽默细胞；有人热衷于嘲笑那种「拼命努力却效果并不理想」的人，就连蔡依林自己也说，从小就好羡慕那种轻松就可以取得好成绩的人。更多的时候，嘲笑蔡依林只是一种互联网时代的平庸之恶。

在和《人物》作者分享了如今对于蔡依林的欣赏之后，乐评人邹小樱也讲了另外一个故事。10年前，他在网易音乐频道做编辑，会通过图片和文字直播金曲奖现场。看到蔡依林穿着一件白色的满是褶皱的裙子出场时，他「一秒达到嗨点」，说蔡依林穿了一件卫生巾在身上，还是「带护翼的那种」，这个比喻迅速被多家媒体转发。

他承认，当年并不是真心讨厌蔡依林，只是作为一个月拿几千块的小编，他需要为自己的平台带来流量，完成KPI，他和很多人一样选择用蔡依林——那个时代的顶级流量——来完成网络时代口嗨的狂欢。2019年，当他在蔡依林新专辑主打歌《怪美的》MV里，看到她再度披上了那件「卫生巾」装，嘟着嘴炸掉了代表曾经对瘦偏执追求的海鲜餐厅时，他的内心只有「respect, respect, respect」三连。

孤独

在采访中，《人物》作者问蔡依林，那么强大的忍耐力从何而来？她说她真的不知道。忍耐力好像被写在了她的血液里。直到《花蝴蝶》后的3个月休息里，她出国学了一个月法语，两个月待在家里休息。那之后，一些人事变动促使她决定成立自己的工作室，「觉得好像一直在做重复的事情，我觉得我并没有活力。」

也是这一年，她发了一条微博：「坦白说被刺久了，说完全没事，没有一丝伤口是骗人的。也不知道不断告诉自己要撑下去，要笑看自己是非的聚集力，那股巨大的能量来自哪里。我真的不知道 ，就如同你们想测试我崩溃的极限一样，我也在探索自己的极限。」

蔡依林从来不跟家人或朋友讨论自己工作上的烦恼。母亲黄春美说她从小到大，一向都是「报喜不报忧」，而黄春美也选择不过问女儿的工作。在朋友那里，她也从不展现半分情绪，她们一起吃饭、熬夜打牌，然后各自回到各自的生活里。

宛蓉记得合约事件发生后，她们俩骑着摩托车去西门町看电影，表面上看一切正常。不是朋友们不关心她，一是她们不敢想象，像她这么漂亮的大明星怎么会不开心、不自信？同时也会觉得，过问她的工作事务是有些冒犯的行为，相信她可以处理好。所以大部分时间，用蔡依林自己的话说，她都在那进行「自我毁灭」。

没人对她说过，「你可以不用这么累」， 因为所有人都觉得了解她，知道说了也没有用，他们会说，「天啊，你好累哦。」《康熙来了》里，蔡依林讲到工作上的烦恼会打电话给同处在娱乐工业中的好友罗志祥，而对方的安慰方式是不断讲笑话给她听。

她羡慕那些成为媒体宠儿的明星，不明白为什么自己就不行，「那阵子只要是关于我的东西，很少会有让我觉得平衡报道的。我有这么差吗？我觉得那个是最灰暗期。因为年轻的时候当然希望大家都喜欢你，对你的评价也是好的，那时候几乎做什么小举动都很容易被攻击，所以会变得越来越小心翼翼，不管是在讲话、应对，或者是私生活，都会越来越紧绷，越来越封闭。」

她无法独处，却又时刻处在孤独之中。在长期的自我麻痹中，她的表达能力基本为零，上综艺节目要么发呆，要么就展示自己新学的特技，被问到恋情绯闻，通常都是由罗志祥那样的朋友把话题接过去。她的情绪很简单，只有三种，焦虑、哭和愤怒，愤怒也通常是对自己。她极度缺乏安全感，总感觉心里空空荡荡，只能拼命学习一个又一个新技能试图把心填满，以为变得完美就可以被爱，「再怎么抓，我还是觉得我精疲力尽，好像什么都不对。」外界的赞美被她认为是「假的」，「自己不配」，外界的谩骂被她屏蔽掉，不回应。她不知道是什么让她留下来，也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能忍，到今天她也没有搞明白，怎么就唱了20年的歌。

事实上，这种封闭的性格在学生时代，甚至更早的时候就已经形成。在同学的印象里，高中的她漂亮、安静，不会主动跟别人交朋友，像没有什么喜怒哀乐一样。她觉得台湾压抑的学校环境塑造了曾经的自己。在学校里，要进前几名，要考进好的大学，才能被大家称赞。她在明星老师的班级里待过，所有的学生都很厉害，她自然地也想要力争上游。她常常好奇，那些考前不复习，考最后几名也不在乎的人是怎么过的？她喜欢和那样的人交朋友。

母亲黄春美告诉《人物》作者，两个女儿小的时候，夫妻俩每天要照顾夜市的餐厅，只希望孩子们「把书念好，拿前几名，她们要补习，我就让她们去补习，一直往上念，最好以后可以当个英文老师。」每次蔡依林考到好成绩、升入好学校，她能感受到父母脸上「沾了光」，自己也松了一口气。

在父母心中，蔡依林是200分的孩子，乖巧、懂事、孝顺，从来不会让人操心。父母整日忙于生计，没有时间和意识照顾孩子的情绪，蔡依林觉得这和自己性格的养成不无关系，「他们不会去管你的情绪怎么样，你会觉得好像脆弱或者哭泣没有用，爸妈会说，『不要去想一些有的没的』，你好好把你的学业完成，就代表你的人生会很顺遂，长大后发现根本不是这样子。」

进入娱乐圈后，黄春美记得女儿有时候回来「累得闷闷的，我就也不多话，她洗个澡就休息了。」在子女教育上，她坚持不干涉的原则，相信女儿的智慧可以处理好娱乐圈里的一切，「我们做父母的也要想到我们隔代的想法不可能跟她们演艺圈的一样，所以我们就很少介入了。这种问题就是她要自己排解，周边的工作人员也会教她。」

在台湾演艺圈的家长制环境下，那些相信蔡依林可以成为巨星的推手们在某种程度上复制了她的家庭和学校氛围。所有人关心她、爱护她，但没有人告诉她，你可以拥有负面情绪。她理所应当地将情绪的开关保持关闭，用忙碌的工作来让自己忘记那些「有的没的」。毕竟，在学习新技能时，她很专注，可以暂时忘却自我。

疗愈

个人工作室成立后的第二张专辑《Muse》中，有一首歌叫《我》，拿到歌词时，蔡依林本来没什么感觉。等到拍摄MV，穿着白色衣服的明星蔡依林在舞台上唱歌，回到家中，她将礼服脱下，摘下珠宝，对着镜子摘掉假睫毛，歌词里写，「假如你看见我，这样的我，胆怯又软弱，会闪躲，还是说，你更爱我。」

她不太敢照那个镜子，导演让她慢慢地摘下自己的假睫毛，但她却看见了镜子里有个自卑的女孩，低着头，「很辛苦，很累，很孤单，很想要被爱。」

MV拍完，导演跟她说，辛苦了，她又哭了，哭得「天崩地裂」。不太允许自己在大众面前落泪的她，这一次感到好奇，自己到底哪里辛苦了？为什么要不断地哭？「好像是那个意志力很强的蔡依林，其实她已经受不了了。她好像说你要不要停下来，听一听你自己到底怎么了？」

这一年，她33岁，开始对自己的内心世界产生好奇。她看了不少心理学的书，Brene Brown的《脆弱的力量》、Esther Perel的《第三者的诞生》、荣格的精神分析和很多关于情绪的书。从书籍中，她知道了人是可以拥有情绪的，尤其是脆弱、邪恶、嫉妒等负面情绪，人不必永远都很正面、很阳光。书籍还赋予她贫瘠的表达能力以词汇，来形容发生在她身上的事情。

美国社会学者Brene Brown关于脆弱的TED演讲仿佛是为她量身定做的。Brown在研究中发现，人们对于失去与他人的关系感到恐惧，对于自己不够好感到脆弱。她很好奇，那些勇于去爱、拥有强烈自我归属感的人都有什么特质？

她惊讶地发现，这类人勇于承认自己的不完美，有同情自己和他人的能力，愿意用坦诚来换取真正的自我，完全地拥抱脆弱，脆弱甚至让他们变得更美丽。最后Brown得出结论，「脆弱是耻辱和恐惧的根源，是我们为自我价值而挣扎的根源，但它同时又是欢乐、创造性、归属感、爱的源泉。而我们面对脆弱的最佳途径，不是麻痹、否定与排斥，而是感受它、感恩它、接纳它、与它共存。」

几乎与此同时，在工作中，越来越多的反叛行为开始在她身上出现。她会跟制作人说「不」，有时是单纯情绪性的，人家不依她，她就要说「不」，至于什么是「yes」，她也不知道。有时候，她还是想满足制作人，但又觉得违背了自己的心。如果与制作人意见不一致，专辑还会成功吗？粉丝还会喜欢吗？2015年的金曲奖上，她发现自己还是会掉入陷阱，觉得只有《呸》拿了奖，才能证明这张专辑的价值。

最近两年，了解了情绪的多样性后，她学习在日记中实践辨别和处理自己的情绪。最开始她有想要动笔的冲动，就闭着眼睛在纸上乱画，慢慢地，她发现自己画得还不错，「虽然很难懂，但那是我自己。」

后来，有朋友跟她说，如果你想要跟某个东西告别，或者摆脱自己的旧习惯，或是想要对谁说话，就写信给他，不必寄给他看。想骂就骂，也许骂着骂着，就会多出一点点理解。她爱上了写日记，会在早晨起床后，记下昨天一个微妙的互动，朋友的一句话，或是电影的一个镜头。文字让她看到了自己暗黑的情绪和背后的原因，她这才知道，之前的不安全感都是自己创造出来的。当情绪被消解，以往的焦虑好像也从生活中消失了，她感觉自己可以保护自己了。

有一次，一个朋友在她面前叙述自己的烦恼，让当时的她感觉十分生气，「我很生气的点是他/她为什么不好好对待你的健康。」她很困惑，为什么朋友的事情，也没有伤害她，她会生气呢？在日记里，她找到了答案，因为她有一种优越感，在她眼里，事情很简单，但她忘了那是朋友的人生，是她的控制欲让她生气。

她不再害怕独处，而是每天给自己留出神圣时间，用来写日记或看书。做翻糖蛋糕也是个很好的让心静下来的方式，配合阅读《庄子》更有奇效。与人交往时，她更爱表达，不再是录音师陈文俊记忆里那个「从不踏足控制室，录完歌就说拜拜」的艺人，而是会和制作人开玩笑，在充满张力的博弈和妥协里共同创作。

她想要认真经营和朋友的友谊，与朋友们真诚地分享自己，而不再只是做酒肉朋友。到了某个年龄段，她们不再想熬夜打牌了，而是开读书会和聊过往。这次，蔡依林有了更为丰富的语言，来描述自己身上曾经发生了什么。朋友们也惊讶地了解到，曾经的蔡依林竟然是不自信的。

以前她去国外上课，老师会问她的感觉怎么样，毕业于英文系的她说不出来，因为「真的没有感觉」。现在录歌或者在舞台上表演时，她会一直跟自己确认，感觉对吗？身体有传达给自己什么信号？宣传《Ugly Beauty》时，主持人黄子佼非常诧异：「我以前访问你要40题，现在4题就可以聊半小时了。」

现在和制作人说「不」之前，她会审慎地询问自己到底要什么，她不希望自己是单纯地为了「赢他，让他难堪」才说「不」。《Ugly Beauty》后，她感觉自己终于可以不会因为得失来否定自己做的东西，当然，她还是希望可以站到领奖台上，「它是一个游戏好玩的地方，但你也不会因为没得奖而失去对自己作品的信念。」最重要的是，她知道自己是通过制作专辑在认真地认识自己，这比入围奖项更令她感到骄傲。

2016年，她受邀参加Met Gala。人生第一次，她离开了工作人员的保护，独自进入到陌生的场所进行社交。她跟《人物》描述那一次的感觉，语言颇为丰富，先是用并不标准的北京腔说了句，「像刘姥姥进大观园」，然后说自己「像个芭比娃娃，不知道该怎么社交」，这让她有种置身事外的自卑感。最后，她笑着说，「终于可以理解大S进到F4的party，他们的世界我融入不了。」

回到酒店，工作人员都离开后，她又哭了。但这一次，她对自己的眼泪也有了具体的解读，那是「紧张和自卑到一定状态后，压力解放下来后的释放和崩溃」。后来，她专门训练如何在这种陌生的场合进行社交，也进步到了可以跟刚认识的人随便聊几句，成为朋友。《人物》采访的那天，她主动问我们的图片编辑，「你是北京人吧？」然后秀起她并不标准的京腔。她也会在采访时反问作者，有没有经历过像她那般与自己较劲的过往？

当蔡依林发现自己可以保护自己时，她可以不在意别人的评价了。她用了7年进行这一自我疗愈过程，新歌《怪美的》MV就像是一场自己举办的吐槽大会，地才舞、水产皇后、厚嘴唇等都被重现，导演陈奕仁记得，蔡依林完全不避讳讨论这些，有些她之前没听过的（梗），听完陈奕仁的描述，「她还笑着说要出周边商品。」那件曾被说是卫生巾的礼服，也被重新订做出来。她把出道以来所有被世俗审判、质疑和自我较劲的过往都放了进去，完成了与自己的和解。

直面自己的脆弱也让蔡依林更深刻地认识到什么是女性主义。以前有记者问她这个问题，她很避讳，因为感觉自己也没想明白，只是觉得自己并没有要跟男生争高下。现在，她把女性主义解读成「脆弱主义」。我们的社会长期鼓励正面情绪，让很多人不能直面自己的脆弱，她也曾是受害者之一。所谓女性，其实是阴性，「你要认识到脆弱的你其实是很有力量和魅力的。」

她觉得，男性也应该被引导去认识自己的情绪：男人可以哭，可以在失败的时候找人诉说，也要面对自己的阴暗面，「而不是每天都是我要成功，我要拥有什么东西」。如果男人可以活出内在的女性，他也一样会懂得尊重女性。

她发现，很多家庭里，女性都牺牲了自己的热情，来承担家庭更多的劳力。而那些所谓「成功」女性，好像都很阳性，我们的社会缺少那种真正的女人，「她有她的热情，她有她的工作，她有她的家庭。」

跟自己较劲的漫长岁月里，开心是那些特定的时刻，比如站在演唱会的舞台上，现在，开心是看到自己的狗，感受到大自然的细微之美。她曾在一次广告片拍摄的现场看到很多杂乱无章生长的植物，有歪的、斜的、零落的、被虫咬的，盯着那些植物看了一会儿，她就哭了。

「我就觉得为什么它们这么地不需要被评断，它的叶绿素分散得这么随意，它还是它，它还是很美。但人却一直想要成为同样的人，同样的成功。我就觉得哇，那就是我想要的自由，我可不可以不要在任何季节状况，我还是我，即便我不是天天都是电力十足，我可不可以也让它发生……它是如此的零乱，但它还是有它自己的美，我觉得每个女性应该都是这样。」

不完美的勇敢

尽管真正的改变在最近两年才发生，蔡依林不觉得一切发生得太晚，而是刚刚好。奇怪的是，当她成为了一个松弛的人，那些负面评价也随之消失了。如今，她意识到自己没有办法改变他人的评价，只能随它去。

这不是一个「努力就会成功」的故事，而是一趟凡人认识自我的艰难旅程。她把新专辑《Ugly Beauty》当成一场实验，从过往走出来后，她想通过音乐告诉大家，自己是如何做到的，希望每个人都能花时间真正地认识自己。专辑的第一首歌《恶之必要》就是在讲每个人都会有藏起来的情绪，不必让全世界知道，但是至少你自己要知道那些东西是什么。

获得本届金曲奖年度歌曲的《玫瑰少年》，则是为了纪念台湾因为举止女性化而被校园霸凌致死的男生叶永志。在发表获奖感言时，蔡依林说，她想用这首歌来提醒自己，每个人都有成为少数的时刻。对于她来说，则是大学时遭受的非议和白眼，Met Gala上局外人的自卑感，音乐创作营里没有背景怕唱错的心魔。她的所有人生经历，只此一份，是少数，却也成就了独一无二的蔡依林。

她依然追求完美，做每一首歌时都寻求更多的可能性，每一场商演或颁奖典礼的演出，即使是已经被唱烂了的《舞娘》，她也希望在编曲和编舞上有新东西带给观众。一起做翻糖蛋糕的朱柔颖告诉《人物》作者，只有蔡依林才会「不满意就整个蛋糕毁掉重来」，而别人都是想办法修补。

她不后悔当年花样百出的尝试，不会否定那些为了学习新东西专注的时光，只想丢掉永远觉得自己不够好的心。那些努力的时光没有白费，现在，当她想要做新的尝试，以前培养起的超强的行动力和意志力能让她做得更好，名声积累的强大资源让她更有发挥空间。更重要的是，旧时光让她「记得伤痛的感觉，没有自我的感觉，以过去的经验，现在如果遇到同样的状况，比较可以拯救自己出来」。她觉得这是成长最大的意义。

在综艺节目《青春有你》当导师时，看着那些拼命努力的男孩子，她好像看到了以前的自己。她理解他们，也知道跟他们说不要那么拼，没有意义。如今她理解了为什么人们常说，「修行之路是孤独的。」正如现在让她回到十几年前，看见以前的自己，她也什么都不会说，只会给那个跟自己较劲的女孩一个拥抱。

她完全接受了自己的身体，会尊重它的需求。停止做翻糖蛋糕就是因为觉得自己的眼睛承受不了。如果身体今天想吃热量高的食物，就尽情去吃。她爱上了自己的容貌，觉得自己在专注的时候最漂亮，每学一套舞蹈，她不再打分，而是关注自己是否性感、充满魅力。重新和身体对话后，她感受到脑袋里的细胞每天都在更新，39岁的她感觉自己年轻、充满活力。

在认识自我的这条路上，她刚刚启程，她定义蔡依林是一个非常有好奇心、很愿意学习、很勇敢的人。周围的人都说，她在变得更幽默。当然，还有那么一点执着，这是她想要舍弃的。她觉得人类最重要的功课就是回到信任。

她喜欢和朋友们一起出去旅行，在高中同学朱柔颖和张硕芬的描述中，蔡依林现在经常会「开心大笑」，而「以前对她很开心（这件事情）就没有印象」。几乎整个7月，她们都结伴在欧洲旅行，作息是中年人的—不再深夜喝酒，不再熬夜打牌，早睡早起，但那种喧闹的氛围是年轻人的，「一堆女生，整路就很吵啊，叽叽喳喳一直吵。」春节时，她和宛蓉去镰仓看海，像普通游客一样搭电车往返，在返途的路上疲惫地睡去。

在宛蓉看来，现在的她们，拥有了接受不完美的勇敢，「我们不管在做什么事情，面对生活上的一个状况，一个感情，你可能会受伤，但是你还是很想要去做这件事，你还是很开心，我觉得就是真正的自由。」

几个月之前，蔡依林去南美旅行，爬上了海拔5200米的秘鲁的彩虹山。山顶很冷，空气很稀薄，她觉得自己本应该感到不安全，但莫名地，她反而感觉很自由奔放。太阳出来了，看着山下辽阔的大地，特别像海浪在翻滚，她找到了不再恐惧的理由，是她对于当下感到信任。

她觉得自己在大地母亲的保护之下，充满了女性魅力。她感觉自己被爱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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