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荧幕上西装革履、一口标准普通话的形象不同，曹可凡头戴草帽手摇折扇踱步而来，紫色休闲T恤，棉白宽松裤，配上五彩镜架，浓浓的夏威夷风情。

这一回，他不是《可凡倾听》里正襟危坐的采访者，而是携带自家五代人120年家族故事的等待倾听的说书先生。

曹可凡（摄影 黄欢）

“多年前我去美国华盛顿看我二叔，第一次见到了我的堂弟，他比我小两三岁，我俩这辈子从没见过，头一回碰面，家人全乐了，长得倍儿像！不仅脸长得像，走路的样子都有点儿像。我突然觉得这个基因血脉如此强大。”

“但当我们开始坐下来吃饭交谈，你又有种奇怪的感觉，因为他是ABC（美籍华人），不会说中文，也没来过中国，我们必须用英文交流，那种错位感特奇怪，说到中国和美国，他就说，Your country……my country……，我听着就特别扭，我说，Daniel，My country is also your country，我的国家不就是你的国家吗？他说，No. You are Chinese, I am American……我俩就为这事较劲。我想，同一个家族的人，对国家和民族的认知其实已经发生了很大变化，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家的元素在我们这两人之间已经分崩离析了。如果有一个能把这个家的成员凝聚起来的东西，那就是这个家族的历史。”

曹可凡的家族故事可以追溯至无锡太湖边的蠡园，这座清朗质朴的园林始建于1927年，以蠡湖和范蠡得名，由曹可凡的曾外祖父王尧臣与其胞弟王禹卿两兄弟创立。1948年夏，蒋介石和宋美龄夫妇也曾来此游园，流连忘返，留宿两晚。

与美国堂弟那次碰面，促使曹可凡下决心整理家史，与传记作家宋路霞联袂完成四十余万字的家史著作《蠡园惊梦》。宋路霞介绍：“‘惊梦’两字内涵很深，里面有商界各种风波，和日本人斗，和杜月笙斗，种种故事都是真实的。”

“忠厚传家远，吟低意不尽。”麦家以此为题，写下读后点评：“白手入沪的无锡青年王尧臣、王禹卿兄弟一步一脚印，不过短短十数载光阴，便在风云际会的魔都崭露头角，立地顶天……他们由儒学而经济，由经济而实业，由实业而政治，终与荣氏兄弟一道，游走黑白两道间，纵横商、政、文等领域，藉此渐渐改变了家族，改变了行业，并终以某种意味改变了这个国家。”

8月14日接受本刊记者专访时，曹可凡透露已有影视公司起意将他的家族故事拍摄成电视剧。一周后的上海书展现场，曹可凡首次对外宣布，将《蠡园惊梦》版权以一元价格授予当天影业，它将被改编成一部跨越清末、民国、新中国3个时期的讲述几代锡商在沪创业的80集大型电视剧。“一元复始，万象更新，”曹可凡说，自己家族的往事确实很像一部“海派大宅门”传奇。

王氏兄弟，从青祁村走向上海滩

为了追溯家族五代人的生活变迁，曹可凡花费近一年时间往返于图书馆和档案馆，觅到大量第一手资料。一个偶然机会，他读到高祖王梅生写给在上海打拼的儿子王禹卿的一封家书。“为人要谦逊为先，恭敬为贵……复望儿去骄为谦，转傲为敬，无论上中下，终要以礼相待，无生嫌隙。至要！至要！”

王尧臣和王禹卿兄弟生于无锡乡下的小村庄青祁村，“青祁”二字原本是北宋末年一支南下官军青旗军的谐音。王家宗谱《王氏三沙全谱》卷首有岳飞题写的“王氏世宝”4个大字，岳飞是王子高的挚友，曾在《王氏宗谱跋后》中历数王家代有人出的盛况及功绩。王家堂号“三槐堂”，苏东坡曾为王家撰写名篇《三槐堂铭》。受“乌台诗案”牵连的王巩与苏东坡堪称刎颈之交，被贬三年间，王遭遇坎坷，痛失爱子，但胸襟豁达的他仍和苏东坡保持通信，还将自己的几百首诗寄给对方。苏东坡大为感动，在《题赠王定国诗集序》中写道：“孔子曰：不怨天，不尤人。定国且不我怨，而肯怨天乎？……余之所畏服于定国者，不独其诗也。”苏东坡还曾给王巩写过《王氏清虚堂记》，可见两人情谊之深厚。

王家兄弟、连襟、妯娌1927年合影

时光流转至王梅生一代，皇室、文豪已和王家没有任何瓜葛，他们成了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王梅生没有走通科举之路，也没有资本去经商，只能在乡间一座古庙里设帐收徒，当一名私塾先生。尽管贫寒，他却是村里屈指可数的知识分子。寂寥的岁月延续多年，到了19世纪末，整天守着佛影青灯的老人家没料到，王家又有了时来运转的一天：两个儿子竟成了人中之凤——他们飞出了青祁村，最终成了大上海滩的富商，把王家带入一片精彩纷呈的生活。

王氏兄弟从小在父亲指导下读书识字，遍览四书五经，写得一手好字，且于中国文史有独到领会。兄弟俩儿时就表现出不同秉性：王尧臣天资愚钝，但能用功勤读，父亲命他背书时已滚瓜烂熟。王禹卿则性黠好嬉，对经书不感兴趣，但当他读到司马迁《货殖列传》时却觉津津有味，对其中“贵入如珠玉，贱出如粪土”的说法深有感悟。其父在一旁揣摩：“此子于读书无缘，将来或可成富商？”

19世纪末20世纪初，王家兄弟之前，上海滩已活跃着一批“锡商”典范，最早发迹的有怡和洋行总买办祝大椿，1902年集资30万两创办华兴面粉厂，是当时惟一可与孙家阜丰面粉厂比肩的大厂。最著名的是荣家兄弟，荣宗敬三闯上海滩，几经周折立稳脚跟，励精图治，最终成为中国实业界一代领袖。

王氏兄弟顺应时代潮流，十几岁时就拎起铺盖卷，背井离乡外出闯荡。曹可凡叙述：“曾外祖父王尧臣16岁时离家到了无锡城里，先在一家染坊里当学徒，23 岁时经人介绍来到上海，在瑞丰估衣庄（当衣服的当铺）当伙计。最初当下手，每晚在店门前设摊向行人吆喝兜售。由于他善于观察路人的社会身份和需要，兜售时总能有针对性地说到点子上，不久升为‘喝摊’的上手，3年后又升为估衣铺的会计。1904年，一个朋友介绍他进顺全隆洋行管账务，洋行业务联系中，他认识了已是怡和洋行总买办的同乡祝大椿。一年后，祝大椿看王尧臣为人忠厚老实，就把他拉进自己的华兴面粉厂当会计。”

王禹卿14岁时也离乡来到上海，行囊中“只有一卷打了补丁的被子和一件旧棉袄”。投靠远亲，他在一家煤铁油麻店里当学徒干体力活，搬运和堆码桐油桶费力且危险，一旦油桶滑落，人就会被砸成残废。学徒生活非常辛苦，没日没夜地干，收入却十分有限，一年干到底也省不下1000文钱。

1902年，王禹卿在北方谈生意，遇到正为荣家茂新面粉厂推销面粉的同乡，攀谈之下，他受到启发：面粉是日食口粮，应比煤铁桐油的市场要大。经同乡引荐，他在无锡拜见了荣宗敬，兼职为荣家推销起了面粉。王禹卿会识人头，说话到位，老板、掮客和伙计，他都应付自如。兼职3个月，他就销掉数万包面粉，佣金达一千多两银子。一年后，他索性脱离了苦干十年的煤铁油麻行，正式加盟荣家的茂新面粉厂。由此，王氏兄弟不约而同地进入了相同行业。

1909年，外国金融骗子在上海掀起天翻地覆的“橡皮股票风潮”，中国商人深受其害，大批中小型企业和钱庄纷纷落马。荣宗敬亏损甚巨，债主们纷纷上门讨债。危急时刻，王禹卿细查账本，与各庄家开诚布公商谈，并以他本人名义立据担保来年按月偿还，协助荣家渡过难关。王禹卿在回忆录中写道：“余于茂新，(当时)既非股东，又非经理，只是受人之托，遂不惜劳心疲力，以忠人事耳。而日后个人信用之昭著,即基乎此也。”可见方才31岁的王禹卿，当年已是金融风暴中的荣家柱石了。

“一粒谷可以化生无穷也”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局动荡，面粉市场却大为红火，上海滩面粉厂个个都赚了大钱。王禹卿在荣家茂新面粉厂当销售主任，不甘心只拿月薪过小康生活，于是想到了创业，他与茂新另一同事开始谋划独立办厂。

“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此事还是被老板荣宗敬知道了。荣氏兄弟实不愿失去王禹卿这员大将，更不想他变成自己的竞争对手，聪明地提出参股他们的面粉厂。1912年，王禹卿情难推却之下筹建了福新面粉厂，荣家依然占大头。

自家厂子一定要自己来管，王禹卿请哥哥王尧臣来担任经理。王尧臣加入祝大椿的华兴面粉厂后，从会计做到销售，7年磨炼，早已是面粉业的行家了。他为人老实憨厚，觉得自己在华兴干得挺好，转厂略有犹豫，倒是父亲王梅生眼光老辣，“责之以大义，晓之以厉害”，说服王尧臣加入弟弟创建的新厂，“固不料从此得心应手，蒸蒸日上，一粒谷可以化生无穷也。”

福新面粉第二、第四、第八厂全景

4万元起家的福新只用了8年就建立了庞大的面粉帝国。1921年，福新已开到8家厂，使用美国最新式面粉机，俨然中国面粉企业龙头老大。1928年，茂新、福新和申新公司纪念30周年，福新的生产能力占据全国民族面粉工业的31.4%，加上茂新系统的几家面粉厂，荣家兄弟戴上了“面粉大王”的桂冠。

荣宗敬担任茂新、福新和申新总公司总经理，荣德生专管无锡的申新三厂和茂新，福新面粉公司实际由王氏兄弟主持，他们为福新面粉公司奋斗了一辈子，兄弟俩一个主内，一个主外，业内人士无不明白其在荣家企业中不可替代的地位。

抗战之前，王尧臣一直担任福新一、三、七厂经理，他克己奉公、严于管理。曹可凡提及：“当年有位王氏族人与五金商勾结，收取回佣，曾外祖父发现后立即开除，在全厂引起很大震动，此后无论干部还是职工无不勤勉敬业，不敢随意。”

王禹卿担任福新面粉公司的经理兼七厂副经理，他锐意经营，长于资金调度和对外联络，是整个系统的灵魂。“曾外叔公做人很讲原则。1934年，荣家‘申新’纱厂负债几千万，最困难时期，他临危受命担任了三家（茂新、福新和申新）公司的CEO，在很少抵押的情况下，从中国银行和上海银行贷到五百万大洋，靠的就是他三寸不烂之舌。当时纱厂不好，面粉厂还是盈利的。荣老板意思‘以粉济纱’给些资金周转，他坚决不同意，甚至和荣老板吵了几次，听说荣宗敬有次差点要自杀。在商场上，他就是有这种抵抗一切的能力。”

创业难，守业更难。1935年面粉交易市场的狂风恶浪中，面粉业大佬王禹卿也见识了黑帮老大杜月笙的厉害。王家兄弟一度掌控着上海的粉价，他们在面粉交易所内进退自如。上海面粉交易活跃，外地面粉厂也想参加进来平等交易。上海面粉商想保住自己一统天下，拒绝他们参加，日久便生恩怨。这种明争暗斗一直延续到1930年代中期，南京和扬州的面粉厂主后来想出高招——请杜月笙担任苏浙皖机制面粉厂公会的主席，无形中向王禹卿等施加压力。经杜月笙背后操控，粉价上涨至异常，交易所的经纪人们只好纷纷找他帮忙，与面粉素无渊源的杜月笙就此被选上了上海面粉交易所的理事长，就职仪式上得意洋洋道：“我原来是强盗扮书生，所以人家都怕我，现在我是曲蟮修成了龙，在社会上有地位了，你们不要怕我，以后有啥事体我一定帮忙……”经过这次风潮，王禹卿明白了强龙斗不过地头蛇，后与杜联手接办了华丰面粉厂。

中国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止于抗战全面爆发。1937年淞沪抗战，地处闸北的福新一、三、六厂，不是被炸毁就是被日军占领。最后，庞大的产业只剩下在租界的福新二、七、八厂尚能继续开工。直到珍珠港事件前，留在租界的福新诸厂一直维持运营，并因市场对面粉的巨大需求也能获取巨额利润。

“曾外叔公做人底线非常鲜明。上海沦陷后，日本人拉拢他和荣宗敬等工商界大佬组织‘上海市民协会’，他第二天就登报声明与此组织无关，很快离开上海去了香港，避免和日本人有任何瓜葛。”

熬过8年抗战，荣、王两家雄心勃勃希望重振当年产业，但这真的只是一个“复兴梦”。局势动荡、经济崩溃、战事紧逼，荣鸿元为了企业的利益，斗胆与蒋家太子唱起了反调，结果被投入监禁达77天，成为轰动社会的大新闻。

到了1948年底，眼看政治局势不可逆转，王禹卿与沪上许多资本家一样，抽调资金去了香港。“曾外叔公晚年蛮落寞的，经常拄着拐杖坐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钱肯定是花不完的，我叔叔1948年去美国前去香港看他，说那时候吃饭叮当响，听说王禹卿太太一晚上搓麻将可以输掉一家‘一品香’饭店。”

“人若赚得全世界，赔上自己的生命，有什么益处呢？”王禹卿晚年在孙子带领下走进了一座教堂，当他读到《圣经》这段经文时大惊失色，或许是一次人生的彻悟，老人家随即接受了洗礼。

1965年，王尧臣在上海去世，享年90岁。得知哥哥辞世，身在香港的王禹卿心脏病突发，不久也撒手归天，享年87岁。老哥俩一前一后归西，相隔仅一个月。他们从从青祁村走出来，创业奔忙一生，从无锡白丁变身为上海滩的民族资本家，最后又走到了一起。王禹卿的灵柩被安葬在香港一片面海的基督教墓园，在那里他得到了永久的安宁。

王启周与王云程：政商界风云人物

王家老一辈人在商场拼杀之时，后代中竟出了一位年轻的政治家：王尧臣的长子王启周。曹可凡说，“大舅公对家族生意毫无兴趣，就爱干革命工作。朋友们从他眼睛里看到的，总是一股火辣辣的战斗的光芒。”

1920年代初，王启周进入东吴大学法学院，他是王家第一个大学生。“曾外祖父认为：‘王家光有钱没用，还要有权。’眼睁睁看着家人起早贪黑办实业、老老实实经商，还是经不起政局动荡，于是他鼓励长子学法律，力争将来在政治上有地位。”

但老爷子没想到，儿子在学校里不只是读书，还与一群接近共产党的青年打得火热，更建立了一个左倾组织“锡社”，整天忙于办杂志，搞集会，抨击时弊，指点江山……这使他迅速地成为上海高校和无锡地方的一颗政治明星，并在1925年爆发的“五卅”运动中大显身手。运动期间，王启周和锡社同伴积极组织游行，创办《血泪潮》日报，号召市民们群起抵制，合法斗争。

锡社活跃时期，王启周周围围绕着的热血青年包括秦邦宪、陆定一等后来赫赫有名的共产党领导人。“五卅”高潮退去后，锡社成员发生了很大变化。秦、陆等人成为共产党员，锡社最初主干缪斌在“五卅”运动前已进入黄埔军校加入国民党，但王启周没有加入任何党派。民族矛盾急剧上升时期，他跟秦、陆等人是同一个战壕里的战友，但从思想深处说，他和他们又有所不同。1925年夏安剑平起草的锡社宣言中出现“帝国主义”、“左派”、“右派”等字样，王启周修改时圈掉了“帝国主义”，将“左派”改为“进步派”、“右派”改为“顽固派”。

1927 年“四一二”事变国共分裂，锡社成员劳燕分飞。没有加入任何党派的王启周，选择在江苏省民政厅安心当一名科长，他只想为老百姓干点实事，以此实行心中的救国梦。遗憾的是，这位年轻人29岁时就英年早逝。

“曾外祖父有着庞大的家眷队伍，他与原配夫人查氏生有三儿两女（小女儿早夭），女儿王秀芬即我的祖母，儿子王启周、王乐水、王云程（后来继室陆氏又生了两儿四女）。大舅公王启周英年早逝，三舅公王云程是王家的骄傲。”

曹可凡祖父这一辈中，王云程是作为王家产业继承人来培养的。他18岁被送到美国罗威尔纺织大学专修纺织，三年时间修完四年学业，21岁回到上海协助经营家族产业，出任申新一厂厂长，他是荣家和王家企业中最年轻的厂长，其胆识和才干赢得了荣老板的青睐，很快成为荣府的乘龙快婿。

王云程延续了王家的经商血脉。时局变幻的1947年，他在香港创办了南洋纱厂。1970年代香港纺织产业繁荣，半壁江山都是王家和荣家系统的人在运营。在香港纺织业鼎盛的1970年代，王云程曾是十大富豪之一。“香港老一辈上海人，你问YCW（云程王拼音首写），没人不知道的，他获得过英国爵士荣誉，和当年香港总督卫奕信像兄弟一样，他是洋派，都和外国人玩，当年在香港人生地不熟很难混，他和嘉道理爵士交朋友，嘉道理在香港权倾一时，香港所有店都是他们家的，他公司一开就让嘉道理来做董事长，嘉道理没出一分钱，就给你用个名头，三舅公脑子灵光啊！他这人善于交际，以前在台湾，除了蒋公、宋美龄、蒋经国三人不熟，其他那些老的国民党高官跟他都是莫逆之交。”

1993年，八十多岁的王云程还在家乡上海创办了食品公司“上海福乐”，生产圣麦乐冰激凌和全仕奶。“100岁了还坐着轮椅天天去公司上班看股票涨跌，他修得好啊，走的那天，白天和重孙在玩，晚上喝完一杯西瓜汁就在那里看电视，8点多，佣人上去发现他已经睡着了，推不醒，就这样走了，享年102岁。”

王家女婿曹启东，一辈子都是谜

曹可凡说，曾外叔公王禹卿手下有两员大将，“一个是我三舅公王云程，他留学回来，洋派；另一个是土包子，谁呢？就是我祖父曹启东。王云程是外交部长，我祖父是内政部长兼财政部长。”

当年，老爷子王尧臣亲自为大女儿王秀芬挑选夫婿，最后相中自己厂里的会计、精明能干的无锡同乡曹启东。无锡曹家也是绵延千年、名重乡里的古家旧族，相传是汉朝开国大将曹参后裔。“我的曾祖父曹逸臣是个秀才，一辈子做平民教育。1909年到1910年曾在无锡当地的竢实学堂做校长，当时在这学校任教的还有钱基博、钱穆等人。退休后他就在自家院子里授徒办学，倡导义务教育。民国间的教育界还是比较清苦的，这就促使我祖父曹启东走出家门，闯荡天下。”

曹启东是家中老大，不愿守着老宅“吃瓦片”，遂到苏州一家钱庄学生意，出徒后经亲戚介绍，来到上海福新面粉七厂当一名助理会计，从此在面粉行里摸爬滚打了一辈子。“我祖父最早就是个账房先生，进了这个面粉厂，慢慢靠自己的智慧和勤奋，在企业里承担越来越多的责任。王云程留洋回来，有自己的抱负，管理家族企业的同时，后来还创立了寅丰毛纺厂，我祖父完全没有自己的版图，我觉得他就像个企业中的隐形人一样，世人大概永远不会知道他究竟做了些什么，他一生最高和最低的理念，就是把王家的企业管好。”

曹启东、曹涵祥父子在西湖

曹可凡的祖父母婚后一直住在上海，从澳门路搬到愚园路805弄荣家高级职员宿舍区“弄锦园”，一住就是半个世纪。“我祖父思想上深受大舅子王启周的影响，他其实是个很有政治头脑的人，一向关注时事，同情和支持革命。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祖父母家一度曾为中共地下党的庇护所，祖父的3个表妹都是地下党员，在他掩护下做了很多工作。他经常跟我讲他以前怎么摆平各种事情，他说，那时候里面藏着共产党，外面客厅在给国民党办事，可能门外还有日本人。”

曹启东参与创办了中共地下党在上海的金融机构“同庆钱庄”，还是钱庄边上通惠印书馆的投资人之一。梳理这段历史时，曹可凡发现，已故学者王元化先生1949年前出版的惟一一本著作《文艺漫谈》原来就是通惠印书馆出版的，1947年出版的这本书可视为王元化在文艺评论道路上的基石。

1949年，王禹卿离开上海后将福新公司的业务托付给了曹启东。“48年机器基本都拆去港台，荣家和王家主事的也都去了香港，面粉厂那时由我祖父全权代理。他是非常有自知之明的，于是就给荣毅仁先生写信，力劝他留在上海。他说，这是你们荣家和王家的企业，我毕竟是外姓人，以我的资历不足以管理整个面粉厂。荣毅仁1949年后留在了上海，对当时工商业界整个心态起到了巨大的稳定作用，他被称为红色资本家，由来就在于此。”

1950年代，大势所趋，作为中国民族产业标杆的福新也完成了公私合营。1966年之前，王家的日子过得还算滋润，孩子们穿戴挺括，都是上只角的人。“文革”爆发后，这些“资本家”都被赶出了洋房。曹可凡回忆：“‘文革’期间我们家没人挨揍伤亡，只是家里被掘地三尺，地板墙壁都撬开来，生怕你把黄金藏在里面，我爸说那时黄金确实都是一捆一捆的，很多金条、钞票被抄掉，银行里十几个人都跑到我们家里来收国债。那时候红卫兵走掉了，我妈就在废纸堆里很急地找她心爱的猫儿眼，狼藉满地，但也没找到。”

曹可凡的父亲曹涵祥是家中长子，毕业于教会学校。“父亲一介书生，一辈子清贫，未留下丰厚财产，却留给我一笔宝贵的精神财富。”

在曹可凡的印象中，祖父曹启东向来“沉默寡言”，直到他考进大学后才和老人家有了些交流。“我祖父应该很有钱，但他没分多少钱给后代，大多都捐给了政府。我在他那儿经常看到各种发票，宋庆龄基金会捐一万，这边捐一万，那边捐一万。上世纪80年代，一万块就是吓死人的数目了，他还拿出50万捐给普陀区政府建造图书馆，人家给他发票，他就往台底下面一塞。我说，你又捐钱啦？”

曹启东去世后留下一个保险箱，令后代颇为好奇，他们找来锁匠将其打开。“打开后发现里面只有一包蓬蓬松松的东西，解开后全是一堆我小时候的照片！我祖父这人一辈子就是个谜，他一生百分之八十的事情都烂在肚子里。据说我曾外叔公王禹卿晚年最后和他通过一封信，两人对话就像密语一样无法破解，信里王老爷子就跟我祖父交代了一句：一切都还按老规则办！”

采访前两天，曹可凡从七十多岁的表叔那里又听来一些祖父的故事。“我表叔1980年离开上海前去见过我祖父一面，请他给自己的人生指点迷津，祖父就说了两点：第一，只有靠自己赚来的钱才是安心的，上面传下来的总是不可靠的；第二，当一屋子的人坐那儿说话，每个人的话我都在听，但我不会听任何人的话。”

曹可凡的祖母三十多年前已辞世，十多年前他父亲也去世了。修家史前健在的长辈便是在美国的两位叔叔，他们1948年离开中国，多年来只回过中国两次。修家史的过程有道不尽的心痛与遗憾。初稿完成时，曹可凡的三叔离开了人世；拿到样书当天，他的二叔也去世了；此前提供重要史料的堂姑，曹可凡再与之联系时，老人家已完全记不清事了。“做口述史就是跟时间赛跑啊！”他感慨道。

曹可凡说，许多市民家庭不一定像名门世家那样风云变幻，但每个家庭一定有最感人的故事，把这些写下来，若干年后就会成为时代的印记。“中国历史是注重宏大的历史，我们对个人史和家庭史是忽略的，其实，每个普通家庭的历史，也都是宏大时代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感谢实习记者王珏、冉莹协助整理录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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