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讲了韩红的事情，预测了北京市民政部局的处理结果，准确。今天，仍然是从专业的角度，借北京市民政局的处理过程，和大家分享一下我的看法。总的来讲：这一调查处理代表了部分民政系统在民间组织管理上的弊端。

绝大多数人，不会看出这个《通报》（简称）的问题，除了昨天讲的慈善观念错位，还有就是法律不完善。再加一个：对慈善公益行业不了解。因为不了解，所以支持韩红的群体奔走相告，一些大V和媒体拿此背书，韩红慈善基金会也借此发声。

看到这种现象，深深觉得慈善公益事业的规范化、法治化任重道远。相应的，慈善公益组织的从业者专业化、职业化亟待推动。整体上，情理代替法理仍然大行其道。

我不认为韩红会去贪墨善款，也坚持认为她在身体力行尽其所能的做慈善。可北京市民政局一纸《通告》，看起来是还了韩红清白，实际上把韩红推向了更加尴尬的境地。本来十分简单就可以应对和处理的监督、举报，被硬生生搞成了国内慈善公益发展历程中一个很大的败笔。

对照这一《通告》，和大家聊一下北京市民政局应该依法采取的调查程序。鉴于北京市民政局视举报而出《通告》，视同已经按照举报进行行政立案调查。这一《通告》称：“我局高度重视，立即依规开展调查”，然后就将“调查结果通报如下”。

从2月13号接到举报，到2月20号出调查结果：7天（含周六周日）。按照程序，调查首先要有17个步骤要执行。

1，接受举报决定调查，首先要给举报人开具“案件受理登记表”；民政部门要有：2，立案审批表；3，销案审批表表；4，指定管辖申请书；给韩红慈善基金会发送：5，指定管辖通知书；6，案件移送审批表；7，案件移送函；8，行政检查通知书。

然后介入调查实施。9，询问笔录；10，现场检查笔录；11，陈述笔录；12，先行登记保存通知书；13，先行登记保存证据处理决定书；14，封存物品通知书；然后据上做出：15，案件调查终结报告；16案件调查终结审批表；如果要处罚则出具：17，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

看看《通告》，这17项必须手续，北京市民政局用了4点，笼统的就即涵盖了前面的调查（17项目），又做出了后面“限期改正”的处罚决定（后面的18项）。总结起来：所有的调查以基金会提交的审计报告为准，没有民政部门按照审计报告进行深入调查的内容。也即，对于会计凭证等关键审计要素没有严格依法审核。

按照这样的调查逻辑，竟然能就涉重大未披露事项：25笔投资、非法公募，轻描淡写一笔带过。十分不严肃，对行政执法的权威也是很大的亵渎。更有问题的是，这么草率的调查，没看到下面的行政处罚执法程序，处罚决定就这么公告了。

大家看看，经过前面必须的17个程序，进入处罚程序后的必须步骤。基金会接到“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后，民政局需依次开展以下程序：向基金会出具：18，行政处罚听证告知书；19，行政处罚听证通知书；然后执行：20，行政处罚听证笔录；做出：21：行政处罚听证报告书；22，当场行政处罚决定书；23，行政处罚决定审批表；最后做出：24，行政处罚决定书。

也即，北京市民政局的《通告》，认定了被举报基金会有违规违法，并且采取了处罚措施，做出了“限期改正”的处罚决定。这一决定执行的同时，北京市民政局把另外一些法定程序又整合了。

因为基金会不存在被取缔的处罚和不服处罚的问题，所以：25，取缔通知书（不需要）；26，强制执行申请书（不需要）；但是既然是“限期改正”，下面的程序不能缺失：27，责令改正通知书；基金会已经改正了，需要以下程序：28，结案审批表；29，送达回证；30，案件移送物品清单；31，先行登记保存物品清单；32，封存物品清单；32退还物品清单；33，没收物品清单；34，收缴物品清单。如果有未尽事宜，则增加：35：续页。

对照上面的法定程序，大家再回过头来看看北京市民政局的《通告》，你就会得出和我一样的结论：出还不如不出。

这里不讨论北京市民政局这个《通告》的出台背景，相信会计师事务所、审计师事务所、律师事务所的专业人士，看了这个《通告》会面面相觑。我这么一个仅仅研究慈善公益的业余网友，都看不下去。

那好，北京市民政局应该怎么做才是对的？

一：立案调查。前面的1-16项，可以有90天时间；
二：听证。接到前面第18项、19项，三天提出听证，民政在举行听证前七天通知听证方，时间由民政决定；
三：处罚。接到前面第24项，执行可以有三个月，不服则可拖六个月然后法院起诉。

一拖百了，非要发这么个漏洞百出的《通告》。

另外，《通告》还有一个很大的常识性错误：《行政处罚法》明文规定，行政处罚的时限是两年。从举报的2020年2月13日算起，你北京市民政局即便是要执法、出通告，也应该是从2018年2月14日起计。非要倒推到《慈善法》（2016年）没出台前和韩红慈善基金会成立（2012年）起计算，自找麻烦，脑子进水。

综上，北京市民政局这个《通告》，并不能显示我们国家民政系统的行政能力，更不能代表慈善公益、社团组织主管部门的专业水准。北京市民政局社会组织工作处（或相关处室），不按《行政许可法》、《行政处罚法》依法履责，应该引起有关方面的重视。

至于韩红，切忌被带节奏的贴上政治标签，也不要让粉丝参与骂战，更不要让基金会出来掺和。这个《通告》比判决书还要命，暂时可以蒙点事儿，长远绝非护身金符。德不孤，必有邻，坚持做好自己，俯仰无愧天地，则可。

附件:（第一篇）

《是非韩红》

韩红的事情，在抗击疫情期间发生，无论是支持者还是质疑者，都忽略了一些根本问题。这些问题，和我们的慈善环境有关，究其原因仍然是慈善观念有错位和慈善法律不完善。

我从2004年通过网络推动民间慈善，曾经惹出的麻烦一点不比韩红现在碰到的小。那个时候，做这些事情更难，总结起来就一句话：出力不讨好。慈善公益这事，真正做的千难万险；不真做的七嘴八舌；真假做的乱七八糟。

看韩红的慈善，得先看宏观的慈善生态。不说复杂，大家得先清楚，慈善是一个财富重新分配很好的工具，出钱的是做慈善，出力的是做公益。问题是，我们的文化传统里，大家都不会分得清慈善和慈悲的关系，进而形成了混同慈善公益的观念。

2005年，我因调查“卖身救母”事件，被各类媒体、网络集中攻击了半年，当时和之后、现在仍然在网上叱咤风云的网络红人、大咖们，无所不用其极的造谣。韩红是大明星，我是小网民，相比于承受的责难，韩红要轻很多倍。

我扛得住的原因，是因为那时候民间慈善不要说空间逼仄，压根就没有走入公众视野。也因此，我当时接受媒体采访时一直强调：慈善和慈悲不是一回事。慈善是公共领域的事务，慈悲是个体悲悯的范畴，但不可否认慈悲是做慈善的基本前提。

“我只管捐钱，其它的关我啥事”，很佛系，很慈悲，很超脱。捐钱了事，不问究竟！这就是典型的把慈悲当慈善，把观念当执行，把情怀当结果。正因如此，做任何慈善组织，千辛万苦看不见，起早贪黑是应该。说和想，比做容易。

这样的观念，导致各类慈善问题多发。天然的不信任，来自先入为主的“中间商赚差价”。这里先需普及一个常识，国外的慈善基金会可以投资，只是收益归基金会，慈善基金管理人薪资和华尔街基金经理一样，只是没有分红；我们不是，《慈善法》硬性规定必须花掉70%，如果投资，则分分钟违法违规。

作为财富的再分配工具，这其中有没有人赚差价搞渔利？有。也是因为有了这种利用，才会有了竞争和不正当竞争。甚至，有些慈善组织深度介入政治，慈善公益只是个掩护。

几个例子。壹基金的兴起，得益于红会的折损。也因如此，雅安地震捐款事件等也被紧盯，公众才发现慈善基金会的账上那么多钱，会诱发很多衍生问题。当然，李连杰个人信仰和政治倾向也被广泛诟病。

社交媒体时代，民间慈善得以快速发展。邓飞的免费午餐、王克勤的大爱清尘、孙春龙的老兵回家、陈岚的小希望之家、崔永元的公益基金会……媒体人做公益，首先是会宣传，其次是搞政治。

这时候开始，针对行政慈善的攻伐就开始高发，针对社会各类弱势群体的个案炒作开始流行。同时，慈善投资开始兴盛，薛蛮子只是小丑，马云们才是大神。商业巨子以慈善为桥梁，全方位的向政治目的聚拢。

这样的局面，自然会形成势不两立，网络上会形同水火。因为这种搞法，就是拿慈善作为政治演进的工具，搞得多了，会让很多人反感。有人专门找行政慈善的麻烦，就会有人专门盯这类慈善的问题。

撕裂在所难免，因为按照目前我们的慈善法制法规，严格依法办起事来，按照我十六年的经验，没有哪一家能独善其身。除非你不被盯上！

倒霉催的第一个是李亚鹏。当年被周晓赟盯着打，比现在的韩红尴尬多了。我看不下去，跑北京做了个独立调查，发现李亚鹏建嫣然儿童医院非但没做错，还是难得的慈善创新。这哥们儿被言辞凿凿指责贪污捐款，实际上办公费用都是他自己垫的。

这是一场因为商业合作得罪了人而导致的报复，深受一些媒体追捧的周晓赟是个打手。

韩红十分类似，但又确实不同。类似的是同为明星慈善，两个人都很憨直；不同的是李亚鹏拎得清楚，韩红说不明白。周晓赟是有雇主，司马3忌是纯自发。陷入被动很正常，展示悲情无作用。

我给深圳市社会组织总会讲慈善公益组织的公共信息安全管理课，告诉大家这类组织出现公共危机事件，无非两个原因：人，钱。管不好理不顺内部的人，内讧出问题；做不清记不明财务的账，监督出问题。

我看了韩红基金会的审计报告，按照现有法律法规，这个报告发出来不如不发。不过我个人不会相信韩红要靠慈善来搞钱花，作为一线大明星，她不缺募捐的这几千万，不能说质疑不对，也不能说贫穷限制了谁的想象力，但她确实犯不着。

很显然，韩红的基金会，无论是从慈善管理还是从危机应对，和韩红的影响力、行动力严重不匹配。这样的团队，花掉基金会那么多钱，占比超过法定比例，十分不值得也很低级。韩红有的是做慈善的真诚，但团队多的是搞公关的套路，相行之下落差巨大，舆论场上问题更多。

韩红应该怎么应对监督？从公，基金会管理上合法；从己，沉默说明一切。

需要厘清的，从公：一是2019年获得公募资格前的募捐是否涉及违法违规公募，这个界定在民政部门，不在舆论；二是获得公募资格后严格按照法制法规履责。从私：继续务实笃行，任它风吹雨打。

韩红在武汉的貌似高调，被有心人拿去当对比红会不堪的佐料。这憨姐们非但没有警觉，还说了些不合时宜的话。于是不顾危险跑武汉支援的她，成了出头被枪打的鸟。至于袁立这类网络传教士，切记远离。

当年多管闲事做李亚鹏调查的报告结尾，我给他写了句话，把这句话也送给韩红：把发生的一些都当做修行，脚下就是彼岸！同时，愿疫魔能早灭尽，人间多有温暖。

延伸阅读：

❶经济“战疫”之：深谈！

❷抗击“信息疫情”之：心理战！

❸抗击“信息疫情”之：信息战！

❹抗击“信息疫情”之：经济战！

❺抗击“信息疫情”之：政治战！

八分斋 | 本名孙国瑜

专注于网络研究、公共信息安全管理。

中华海外联谊会五届理事，深圳市政协委员，深圳市新联会副会长，广东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优秀建设者，广东省新阶联网络新媒体分会副会长，湖北省意识形态建设研究院研究员，深圳市媒体研究会副会长，深圳市工商联第七届执委。著有《中国网络通史（上下卷12册）》，《网络大破解》（6册）。主持网络评论节目《网眼八分斋》、《舆情观察室》、《网络大破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