丁福保（1874—1952），生于江苏无锡，字仲祜，号梅轩、畴隐居士。他是一位学贯中西、融通古今的大家，身兼医学家、翻译家、出版家、藏书家、文字学家等多重身份。其学术涉猎极为广泛，一生完成著作与译作达170余种，涵盖医学、卫生学、文字学等多个领域，被赞誉为“百科全书式学者”“古文化大师”。在清末民初时期，丁福保是对中国医学界最有影响的领袖人物之一。《上海名医志》中对他作出高度评价：“学博如海，望重如山，中西医药，兼于一身。全国医界仰之如泰山，古今中外医药学术之罗列、之探究，尤属应有尽有。”

浸润经史 学贯中西

丁福保自幼接受扎实的教育启蒙，文史根基深厚。他7岁入家塾读书，虽自述“余天性甚钝，幼读四书，日仅三四行，非百遍不能背诵”，但在胞兄丁宝书指导下，系统研习了《左传》《史记》《汉书》等典籍。1895年，15岁的丁福保考入江阴南菁书院深造，受业于经学家王先谦，沉浸于书院丰富藏书中，刻苦学习的他在22岁考取了秀才。丁福保嗜书如命，学问广博，除经史典籍外，还精研勾股测量之术。18岁时，他拜数学家华蘅芳为师，25岁时，他受聘担任无锡竢实学堂算学教习，任教期间曾编撰并刊印《算学书目提要》一书。

1901年，27岁的丁福保因积劳成疾赴沪治疗，借居华蘅芳表弟赵元益处，由此开启中西医汇通之路。赵元益为江南制造局翻译馆核心译员，精通中西医理，曾译《儒门医学》等西书，其“以西医补中医”的理念深刻影响了丁福保的学术取向。当时的丁福保认识到翻译日文西医是向国人传播医术的有效途径，于是丁福保随赵元益习医，兼修英文、日文。1902年，他考入苏州东吴大学堂，系统学习化学与英文；同年暑假赴上海，进入盛宣怀所设的南洋公学东文学堂研习日语。1903年，丁福保受聘于京师大学堂译学馆，主讲算学，兼授生理卫生学，时任京师大学堂管学大臣的张百熙曾盛赞他“讲授精勤，生徒翕服”。

丁福保成长于晚清风雨飘摇之际，恰值中国迭遭列强侵凌、传统秩序崩解的转型时代。其时，一批先进知识分子高举“师夷长技”的旗帜，主张通过学习西方政治制度与科学文化实现国家革新。从他所受教育的轨迹中，清晰可见这一时代思潮的深刻投射，他的学养构成既包含传统经史之学，又融合近代算学、卫生学等实用科学，这种兼具传统根基与现代视野的教育背景，塑造了他兼容并包的思想特质。

以“会”为媒 以“社”育贤

1908年，丁福保开始独立行医。1909年，他凭借扎实的中西医学知识，在南京医科考试中以优异成绩获“最优等内科医士”证书。1910年，他受派赴日考察医学。在日本期间，他系统调研了日本医学改革的历程、专科医院运作、医院科室设置，并按照要求调查了东京养育院与冈山孤儿院。丁福保在日本考察期间，目睹了日本医学的快速发展与先进技术，在救亡图存的现实需求与“物竞天择，适者生存”思潮的双重推动下，丁福保意识到：要振兴中国医学，实现“强国保种”。他更加坚定了“以西医改造中医”的信念，而最直接的路径就是改良传统医学，培养兼具中西医知识的“新中医”人才。

他在《上民政部禀》中写道：“我国医学虽起源最早，却因后世医家固守门户之见、墨守师传成说，未能博采众长、与时俱进，导致医学水平逐渐衰退，出现今不如古的局面。”丁福保认为，以医学会为平台，推动医学研究与知识传播，能让医界人士相互启发、共同进步。回国后，丁福保立即着手筹备，于1910年在上海成立了中西医学研究会。研究会明确吸纳三类成员：有志振兴医学者、愿资助经费的财力人士、能捐赠著作的学者。初始会员仅35人，以江浙地区的传统中医、中西医兼通者为主，还吸纳电学、古文、翻译等其他领域专业人士。仅一年时间，会员便激增至三四千人；到1927年，会员已遍布海内外，影响力日益深远。

为传播“新医”知识，丁氏依托中西医学研究会及《中西医学报》，创办“函授新医学讲习社”，通过函授形式普及西医知识，旨在培养兼具中西医素养的新型人才，其办学极具特色。一是招生门槛低，不设年龄限制，仅要求“会写汉字、能读懂中文”。二是学制灵活，课程为期一年，采用通信考试形式验收成果，合格者颁发证书。三是内容实用，涵盖解剖、生理、病理、药物、卫生等基础课程，以及内、外、五官、妇科等临床科目，编有《家庭侍疾法》《肺痨病研究》等十余种通俗专题讲义。四是教学接地气，每月寄送详细讲义、书籍和药品，学员通过自学理论后，用分发的药品进行实践。丁福保后期开设的私立医院和疗养院，也为学员提供了宝贵的临床实践基地。五是费用亲民，学费、教材费等收费合理，允许试学一个月，觉得不合适随时可退。六是激励学习，优秀作业有机会在《中西医学报》刊登，鼓励学员积极思考。通过这套模式，讲习社首届便培养了约110名学员，为近代中西医融合输送了实用型人才。

兴办医院 著作等身

丁福保幼年体弱，青年时期又罹患重病，切身的病痛经历使丁福保深谙患者之苦。他立誓以诚心对待每一位求医者，在《中西医学报》撰文强调行医目的在于“救济世人之疾苦之诚意”。实践中，他要求自己秉持“爱怜心、恭敬心、博施心”，摒弃“厌弃心、怠慢心、吝啬心”。1908年定居上海后，丁福保即以寓所开设诊所。丁福保医德高尚、医术高明，他尤为关注贫苦民众，特在报端刊登启事：“上海贫民最多，如苦力、佣工、小商店生徒等，一旦患病，既无医药之费，又乏看护之人……凡上海之贫病无力医治者，均可来寓诊病。”且他的诊费标准因人而异：对于穷苦人家，诊费一律优惠打折；凡达官贵族，诊费分文不减。丁福保行医二十余年，白天应诊，晚间著书，医术医德广受赞誉，求诊者众，知名人士如杨虎城将军亦曾为其患者。无锡同乡、国学大师钱穆曾记述：1918年夏，其母患严重胃疾，数月无法进食。钱穆致信丁福保求方，母亲服药后终得痊愈。此事令钱穆感念至深，时隔半个世纪仍记忆犹新。1931年，58岁的丁福保宣布停诊，专事著述，然其仁厚之心未改，虽不再公开执业，仍时常在家中接待求医之人。

丁福保不仅以仁心仁术服务大众，在推动现代医疗设施建设方面也贡献卓著。1913年，丁福保在上海创办丁氏医院。其后，他与其子丁惠康致力于提升专科医疗水平，于1928年共同创办肺病疗养院，并于1934年再创虹桥疗养院。这些机构积极引进西方先进诊疗技术，为众多肺病（尤其是结核病）患者带来新的希望。丁福保父子创办的这些医院，尤其是虹桥疗养院，以其先进的理念、精良的设施和高水平的医疗，极大地促进了结核病专科治疗的发展。

丁福保翻译、编写、出版了大量医学图书。1899年，25岁时即写成《卫生学问答》。《卫生学问答》于1900年首刊，被公认为中国人自撰的第一部卫生学专著。该书融合西方卫生译著与中国传统养生医学，系统阐述近代卫生学知识，引入微生物学等新知，并介绍中西医入门路径。《卫生学问答》一经刊行便多次再版，成为近代重要卫生科普读物。此后，他陆续编写翻译出版医学图书达103种，涉及24个学科，735万字，这些图书汇集成《丁氏医学丛书》。《丁氏医学丛书》，从清末到抗战前后，荟萃了中外各科书籍，被人们赞誉为“今后医家之大业”，曾获柏林、罗马等博览会金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