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路明|中国的基础研究之辩-八卦帝

周路明|中国的基础研究之辩

沙棘视界内地男星 2023-12-08 19:35:15 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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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介绍：国家海外人才离岸创新创业基地（深圳）总裁、深圳市源创力离岸创新中心总裁、深圳市源创力清源投资基金董事长，曾任深圳市科技局副局长、深圳清华研究院副院长、深圳市科协主席等职。

在中国，政府科技资源配置的方式主要是围绕着体制内科研机构展开，这是国家创新体系的基本逻辑使然，即从创新链的上游重点部署科技资源，然后沿着成果转化的路径推动产业发展。

“成果转化解决科技经济两张皮”，是体制内科研机构申请政府科技项目的主要内容，这种科技计划题材持续了数十年，是政府科技投入的主流模式。但成果转化战略过去40多年实践的低效率大家亲眼目睹，近年来这类题材的效果有些打折扣。中美科技战开打之后，各级政府科技计划的题材出现了很大的变化：“通过基础研究解决国家卡脖子问题”，成为科技计划新的主题。

这个新的题材乍看起来，比起成果转化更加具有逻辑的说服力，且贴近现实的国家需求和产业痛点。于是，更多的科研经费正在以此为由进入到各类科研机构中，而且看起来会成为国家科技资源配置的重要安排持续下去。

“通过基础研究解决国家卡脖子问题”，这个命题看起来既有道德的制高点又有现实需求的逻辑性，但我觉得依然有几个重要的问题需要讨论清楚，否则，中国的基础研究战略还会重蹈成果转化战略的覆辙。

35项中国被“卡脖子”的关键技术
1	光刻机	19	高压柱塞泵
2	芯片	20	航空设计软件
3	操作系统	21	光刻胶
4	触觉传感器	22	高压共轨系统
5	真空蒸镀机	23	透射式电镜
6	手机射频器件	24	掘进机主轴承
7	航空发动机短舱	25	微球
8	iCLIP技术	26	水下连接器
9	重型燃气轮机	27	高端焊接电源
10	激光雷达	28	钾电池隔膜
11	适航标准	29	燃料电池关键材料
12	高端电容电阻	30	医学影像设备元器件
13	核心工业软件	31	数据库管理系统
14	ITO靶材	32	环氧树脂
15	核心算法	33	超精密抛光工艺
16	航空钢材	34	高强度不锈钢
17	铳刀	35	扫描电镜
18	高端轴承钢

表：2018年，《科技日报》持续三个月推出系列文章，报道梳理了制约我国工业发展的35项“卡脖子”技术。（图片来源：科技日报）

一、如何认识基础研究与产业核心技术发展之间的关系？

现在科学界比较多的论述，是把基础研究设定为产业核心技术的必经之途，既是解决现实卡脖子问题的灵药，还是解决未来卡脖子问题的关键。这里面存在夸大基础研究在产业核心技术发展过程中作用的倾向：

首先，成果转化路径只是产业核心技术发展的路径之一，并不是唯一的路径。2018年，科技日报曾经列出过一个中国卡脖子技术的清单（图一），我们就拿这个清单来分析，可以发现这些核心技术绝大部分是市场化主体在问题导向的路径下，通过渐进式的技术创新实现，并非我们想象的是基于基础研究活动显著拉动。

其次，现实的卡脖子问题并不能够靠基础研究提供解决方案，里面更多的是工程技术问题，更关键的地方是我们企业的技术能力距世界顶尖尚有差距，供应链上有缺项，是在市场化创新方面要补课，不可能让体制内的科学家来解决这个问题。国家基础研究当然要做前瞻性的布局，但如果基础研究与产业的技术能级存在显著差异的情况下，基础研究对产业支撑的效能也会出现问题。

二、如何评价中国基础研究的现状？

正确的国家基础研究计划应该建立在对自身能力科学评估的基础上。基础研究最有价值的是两类工作，一是基于科学家兴趣的自由创新，这类工作的实施者是具有批判精神和敏锐洞察力的科学家；另一类是问题导向的基础研究，这类工作需要对现实世界具有炽烈热情和广泛知识的科学家。

对应的这两类人才有可能产生“顶天立地”的成果（重大知识突破和技术突破）。而中国的基础教育缺乏生产这两类人才的机制，中国教育模式盛产的是中间层人才——具备扎实的科学知识基础，具备生产各类科技论文的技术诀窍。继而导致中国基础科研更多产出的是中间层成果，这些成果往往既不回答重大科学问题，也不回答现实的技术问题，更多扮演国外科研生态的优质填充物。这类中间层人才规模巨大，产出的科研成果数量也非常可观，有点像啤酒肚，肉多但不太管用。

近年来，总是有人把基础研究落后的首要问题归咎为投入不够，这是在误导政府。中国基础研究首先要解决的不是钱的问题，而是人的问题，要在教育体制改革方面下功夫，才能培养出适应国家基础研究战略需要的人才队伍，改善基础研究的效能。

基础研究一是要解决“顶天立地”人才的培养问题，二是发掘和合理使用“顶天立地”的人才，并不是只有院士和大牌教授才能搞基础研究，真正具有创造能力的是年轻人。现实的科技资源配置只认头衔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三、中国应该复制美国的基础研究战略吗？

中国基础研究战略的另一个误区是，拿美国的基础研究战略说中国的事，希望有同等规模的机构设置、同等规模的基础研究投入。

但是，我们不能复制美国的基础研究战略，除了上文提及人才的问题，还有一个原因是，美国的基础研究规模与其全球霸权相适应，因而具有收放自如的能力。美国战后基础研究的成果并非总是在本国完成产业化，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通过其盟国的创新协同完成产业化，但这些产业化成果一旦形成对美国本土产业的威胁，它总能够通过霸权将其巧取豪夺收归囊中。

上个世纪80年代，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借助美国基础研究的成果，迅速实现大规模产业化，动态存储芯片占领全球大半市场，将美国甩在后面。美国人通过其半导体协会散布“日本芯片企业将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言论，游说美国政府启动了对日本半导体产业的制裁，对日本征收100%的反倾销税并逼迫日本签订《日美半导体协定》，短短三十余年，日本半导体产业在全球份额从最高80%（1988年）急剧下滑，到至2019年已下滑到个位数。

新近的例子是法国明星公司阿尔斯通被肢解的著名案例。阿尔斯通在与美国通用电气公司的竞争中占据上风，美国人干脆动用司法手段，在2013年4月逮捕了阿尔斯通的全球副总裁皮耶鲁齐，最后通用电气用170亿美元收购了阿尔斯通的电力业务。

所以，美国基础研究战略布局是基于其全球霸权的逻辑，我们的基础研究只能是与国家的实际需求和能力匹配，如果照搬美国战略，不是明智的选择。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