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吉星高照就是“吉”良与明“星”们的私房聊天,可八卦,更轻松,畅谈无拘束,从来不正经,向来以聊得开心为第一宗旨】
我其实原本有点怕段奕宏。
他的银幕形象大多刚毅,眼神锐利,话不多但每个字都有机锋。有时是会察言观色的,抽根烟都像是心事重重的样子。
我很不擅长与这样的人交谈,怕他一眼就能看穿我的底细。
《暴雪将至》看完后,我更怕段奕宏了。
他情绪紧绷,却全程不过分宣泄。看起来是个冲动的人,但却把疯狂的骨血融在克制的钢丝上,多拉扯一分就会断掉,可他就那么近乎癫狂却又心思缜密地把身影藏在雨中。
我很担心跟这样的人对话,一不小心惹了他不高兴,大约接下来我的人生都不会很顺遂。
“哎呀,那些都不是段奕宏。”在得知我的忧虑后,他笑着跟我说。
“不不不,或者说,我是在尝试把‘段奕宏’这个身份给忘掉。”沉吟片刻,他纠正道。
在我眼前的这个男子,是演员段奕宏,没有我想象得那么刻板和严肃,会笑,而且笑得很爽朗,穿衣服不喜奢华,连走红毯都是干干净净的打扮,半点多余的装饰都没有。
我瞄了眼他腕间的表,是伯爵 PIAGET 的 Altiplano 60周年超薄腕表,表盘很简单的一款。
以伯爵 PIAGET 对他的欣赏以及他今日的身价,他完全可以戴更奢华的款式。
“我就喜欢这个,简简单单最舒服。”他说。
演员段奕宏,有时他会有他自己的“偏执”。
坦白说,我挺喜欢《暴雪将至》。
虽然它并不是一部完美的电影,毕竟导演新人上路,在叙事和剪辑把握上稍有瑕疵,可是并不影响段奕宏对于余国伟这个角色的高完成度。
这部影片让他继2015年凭《烈日灼心》获得金爵奖最佳男主角奖之后,再度拿下了国际 A 类电影节的影帝殊荣。
“可能我们常常习惯于用一个职业的工种、属性,来定位它卑微还是高贵,或者我们还有很多的分化人与人之间不同之处的标准。我更愿意把一个人物处在一个环境,这个人物的生存状态作为基础来谈一些表演,来谈一些如何表达。我个人不觉得余国伟很卑微。”
——段奕宏这么觉得。身为保安的余国伟,在他看来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这个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有憋屈也有自满,但并不卑微。
段奕宏经常饰演一些扎根于生活里的小人物。这并不好演,要有“人味”使大众共情,同时在面对“平凡”时又要表现出隐忍的魄力与不甘。
但余国伟对于段奕宏而言,理应还是很陌生的,毕竟无论是角色形象还是时代背景他在此前都从未曾接触过。
所以我就在跟段奕宏碰面时,开门见山地问了他对于角色如何处理的问题。
吉良:我之前有看过《暴雪将至》,这片特别复杂,很有现实主义色彩,又带很多癫狂的气质。你的角色太复杂了,你之前所演的角色有很多是硬汉,这一次会要求你有很复杂的情绪处理,你是怎么把握这种情绪变化的细微变化?
段奕宏:我觉得表演上的细微变化,对演员来说就是细节的体现价值,但是这种东西对我来说不是第一难处,第一难处是要站在电影之上谈表演,站在时代背景之下考虑表演。
时代的气息、时代的气质是我最在意的,因为找到这样的共性的东西,很难。《暴雪将至》本身离我太远了,生存环境离我太远了,大厂的生活质感离我太远了。演员很容易只是为了凸显个性,来迸发一些灵感,去附加一些表达的方式,甚至过分细腻的感觉。但是我们往往会忽略掉一个质感。我认为好的电影必须有情节、有故事、有质感,它缺一不可。
往往很多电影只顾了情节、只顾了噱头而忽视了生活质感,人物质感。演员不扎在那个生存环境之上,来考虑问题,来考核自己的表达,我觉得这就是一个脱离。我要呈现的是首先相信那个生存环境。那个生存环境对我来说是陌生的,是对我来说是挑战的。我要选择什么感觉是段奕宏的,什么感觉是余国伟。只有这样的感觉确立之后,有了这样的共性之后,我才有可能有的放矢,细腻地表达情绪。
以某种角度来看,演员和角色之间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演员成就角色,同时也被角色成就。
段奕宏演绎的经典角色,就都有一个共同的特点——带着“偏执”。
《暴雪将至》里的余国伟对“荣誉”偏执,随身带着厂里的奖状,在舞台上享受表彰时露出了全片中最灿烂的笑容;
《恋爱的犀牛》里,他扮演的马路同样不懂现代社会所教的“明智”,为了单恋的明明不顾一切,甚至失去自我,讲的是“对爱偏执”。
段奕宏厉害的地方,便在于他面对这两个角色歇斯底里的“偏执”,可以作出截然不同的反应。
同时,还不会让人们联想到段奕宏本人的“偏执”。
段奕宏1973年出生于新疆伊犁,对于他这样一个在大旱戈壁之中生长起来的西北汉子而言,能够接触艺术的机会少之又少。
少时离电影最近的地方大约是在邻居家的屋顶——那时的他正冒着头和一群人一起看露天电影。
若是在三十年后再去揣测当时少年段奕宏的心情,一定觉得他曾对表演有过憧憬——若不是种下过愿望,他也不会在十几岁时,仅因一位中戏老师的口头肯定,便只身前往离家三千多公里的北京报考中戏。
初生牛犊,胸口一股冲劲儿,第一次尝试做演员的段奕宏,在路上花费了98个小时,但换来的却是不到20分钟的面试。
“不被刷下来很奇怪”——这是段奕宏对自己考试失利后的评价。也只有对表演真正敬畏的人,才会对失利报以如此的平常心。
此后他又考了两次。
第二次在二试时失败;第三次以中央戏剧学院西北片考生总分第一名的成绩进入中戏表演系——如今说来是天道勤酬,但在当时却是让一边在果脯厂里打工,一边顶着压力的段奕宏吃了不少苦头。
段奕宏在学习表演前,不谙世事,是父母眼里的“皮孩子”。因为想做演员,他彻底改变了自己的性子。演戏来不得鲁莽,只得沉下心来钻研。
若是要以一个结点来划出父母对儿子要做演员这件事的态度转变,大约要回溯到他第三次报考中戏的时候——当时所有人都劝“大龄”的段奕宏放弃学舞,他却一意孤行地坚持了下来,花了半年时间,最终骄傲地在妈妈面前劈下了一字马。
有和城里孩子们相比之下的自卑心理;也有自己本身对于表演的崇高追求——在中戏,段奕宏仍然是班上最努力的学生之一。
班主任回忆他是一个特别较劲的人,起点低,那就付出比他人多出几倍的努力。
口音、演技、阅片量、一点一滴地提升起来。每年学业考试,他都考第一。
在他的毕业大戏《马》里,段奕宏选择了一个极有难度的表演。
他饰演的主角艾伦患有精神疾病,为了体验这种分裂的状态,他拿着学校的申请来到了医院,与精神疾病患者共处了几天。
段奕宏奉行的是世界戏剧三大表演体系路之一的斯坦尼斯拉夫斯基体系——也就是体验派的表演方法。
体验派讲究“真实”,而非模仿。演员需要生活在形象之中,并在创造过程中有真正的体验。
在话剧《圣水》中,为了出神地还原盲人的形象,段奕宏去到盲校体验了两周;
为了《烈日灼心》中的伊谷春一角,他又去派出所里感受了半个月的基层警察生活;
在电影《二弟》中,为了进入“偷渡客”角色,段奕宏走上街头加入了街头小混混的队伍里,最后甚至把他们领进了剧组做群众演员。
这样“笨拙”又奏效的办法,被段奕宏称作是表演的“捷径”——在那部让他斩获了东京国际电影节最佳男演员奖的《暴雪将至》里,他依然为了诠释一个冲动犟劲的余国伟,去体验了保安的生活——
吉良:我注意到在《暴雪将至》整个电影里有很多次对你眼神的不经意的特写,那是一个非常昏暗的环境,全程下雨,人物能够表现出的细节跟之前电影都不一样。你是怎么把这些小的细节、我们没办法去体现的细节,灌注在你的眼神里,灌注在你的表演的细微动作里的?
段奕宏:我为了这个电影去体验了 12 天的保安生活。其实对一个正常的电影创作来说,其实是不长的。我们的前辈,为了一个电影、一个人物,会花半个月、一个月、三个月来体验、磨练一个生活质感,打磨一个人物的气质,那个生存土壤里长出来的一个什么样的样子,什么样的范儿。我觉得这是一个职业演员应该去呈现的东西,应该去在乎的东西。所以说我可能用了一种所谓的笨办法,但是也是一个很原始的办法,我觉得对我来说也是一种捷径,我才有可能捕捉到一些质感,我才有可能剔除一些我自以为是的感觉。
段奕宏对待演戏是带着偏执的,而这种偏执从他决心敲开中戏大门时,便已开始了。
鲁豫曾这么形容段奕宏:“他很强却不自知”。
与其说段奕宏是不自知,不如说是他是对表演不“知足”——觉得每一次的创作都是有限的,却又会去期待无限。
或许也基于这种矛盾又冷静的判断,当我让他从自己二十年的演艺生涯中选择一部自己最重视的作品时,他给了我一个耐人寻味的答案——
吉良:你从业以来有很多不同的舞台,你有话剧舞台,你有电影舞台,你有电视的舞台,哪个舞台是你现在觉得是最自在的,或者说对你来说比较重视的?
段奕宏:我觉得还是刚才我回答你的那个话,我的选择就是最重要的,我选择完决定后就是对我来说是最重要的,没有下一次。包括我跟这个导演合作,我不会基于第二次跟他合作的期许。
在圈子里,段奕宏以“不畏惧权威”闻名——他笑称自己把和每一位导演的合作都当成是最后一次,是因为不想碍于人情里过多复杂的考量,仅专注于当下的剧集可以呈现到最好。
他在表演时,常会将自己与角色区分开来,基于导演想要传递的信息,再去寻找属于这个人物的真实的生存状态。
段奕宏所追求的真实,是一种“下意识的真实”——
这种真实感体现在细节,鲜少有人注意,却是打破演员本人的惯性,寻求与角色融合为一的关键。
在《烈日灼心》中,刚刚脱险的伊谷春,紧张的感受还没有完全过去,所以在夹烟时,手还是颤抖的;
《暴雪将至》里的余国伟一心想要抓捕犯人,所以即使被雨水拍打,也不会眨眼。
段奕宏为了打破局限,不成为表演技巧的“惯性”演员,曾经做过很多让人咂舌的事情——
《爱有来生》中一场翻身上马的戏份,他在脚受伤的情况下,一条连拍了七条,为的是不展现出一丝疼痛感;
‘
在拍摄《西风烈》时,他又亲自上阵拍摄跳车的镜头,而当母亲逼迫他答应以后不再亲自拍摄这样危险的戏码时,他又只能坦白自己做不到——
“我知道自己的德行,进入到一个状态之后,我真的是不惜力,不惜命。”
这样看似“不近人情”的死磕,到最后带来的结果——
于观众,是一次次让人拍手叫好的表演;
于段奕宏,则是一种应尽的职业素养以及对自己“下一次更好”的要求。
吉良:你是一个会全身心投入到演出中,把自己段奕宏这个人给忘掉的人。
段奕宏:这是一个理想的状态,其实是忘不掉的。但是有这根弦时刻在提醒我自己,在表达的时候它会提醒我,这是你段奕宏下意识的一个表达,这是你段奕宏曾经有过的一种表达,这是你段奕宏习惯性的一种行为的表达,或者是拿别人的一种行为当成自己的行为的表达。我会规避掉这些,然后呈现出一个合适的表达。
按段奕宏自己的话说:“演戏就是把自己处在一个自我折磨的阶段”——但这样会觉得踏实。
新疆在大众的印象里荒野戈壁,干旱炎热,而段奕宏所在的伊犁却在伊犁河谷与赛里木湖的浸润下,成为了这其中最为湿润的一片土地。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
或许也正是如此强烈反差的环境,将段奕宏培育成了一个“干旱又湿润的人”。
如果说“干旱”是指他对于表演这件事有着急切的渴求的话;那么“湿润”更像是他作为“段奕宏”这个人时所拥有的烟火气。
毕业后,段奕宏的第一份工作是在国家实验话剧院,因为多年漂泊在外,他选择进入“团体”工作,寻求一种安定感。照他自己的话来说——想要有“根”。
2003年,段奕宏曾遇到过演艺生涯里的一个关键选择。
陆川执导《可可西里》找到他来出演,但当时恰逢国话排练《恋爱的犀牛》,前者此后在多个电影节上得到了大奖,虽然这都是后话,但光从胶片电影的大男主这一点上,对一个在演艺圈里的新演员而言,就已是足够难得的机会了。
两者冲突下,他选择了国话——原因则是为了感激将他引入国话的院长。
当时身边很多人都在向他强调这部电影的重要性,但他最后甚至没有把这件事告诉院长——“我不想去干扰我的贵人”。
这个西北汉子在粗犷形象下,其实有着极为敏感的心思。
他记得当年独闯文化部时,接待处的一位大姐给他吃过一个馒头和鸡腿;记得陶虹未曾在他不懂风土人情时让他感受难堪;而在谈起自己被国话录用,主任对他说的一番话时,也立马会热泪盈眶。
在谈到这些往事时,段奕宏甚至能还原每一个细节,为对于恩惠的观察与记忆也体现了他拥有着过人的共情能力。
甚至于在面对需要跟别的演员去竞争奖项这种事,他也会非常老实地承认他感到“闹心”。
段奕宏:任何一个被关注的含金量高的奖项,代表专业水准的电影节的奖项,比如东京电影节,都会让我感到闹心。因为这代表着对演员的表演能力的鉴定。因为从被宣布入围到实际颁奖的时间实在太久,我就会一直感到闹心。但得奖一定不是我去拍摄一部影片的动力,因为它不是我所能去预判和左右的结果。
和《暴雪将至》中的余国伟一样,段奕宏看重有公信力的电影奖项,同时也希望得到肯定。
只不过和影视化里对荣誉“偏执”的角色不同,现实生活里的段奕宏懂得荣誉绝不是最关键的,等到了他所参与的每一个电影节的颁奖礼这天,他就会坦然地将一切的心事归零。
他的“偏执”永远只放在自己的老本行——做演员这件事上。
若是多加了解段奕宏,便会发现关于他的电影与生活其实可以拼贴出一副反差的蒙太奇画面——电影那段是谨慎而“坚硬”的,现实那段却是易感而柔软的。
他可以望着鲁豫,一字一顿地说自己对于创作的感想:“不是我难搞,是创作本身难搞。”
也能瞪大眼睛,呆萌地对着镜头向所有人做自我介绍:“大家好,我是老段。”
作为演员的段奕宏曾为了《爱有来生》里并不要紧的骑马戏份,顶着北京七八级的大风,去马场里学骑马。而当时一旁教练都已经躲进了屋子里,感叹“这孩子疯了。”
同时这个对待演戏时天不怕地不怕的西北汉子在提及父母时,又立马回到孩子的状态,这是他一直以来保留的软肋。
这或许也是 PIAGET 伯爵非常适合他的原因:
一个对精密的腕表工艺“偏执”,一位对韵味无穷的艺术殿堂“偏执”。同时二者在专攻学术之外又皆充满着温度。
在段奕宏成为演员的道路上,他明确地为自己划分了三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一个像样的演员,
第二个阶段是被人期待的演员,
第三阶段便是让人相信的演员。
他做演员,早已做得很像样,如今我们只要在演员表上看到他的名字,也会期待新电影的品质以及他的表现——至于他是否也达到了让人相信的这层境地……
其实你我心里,早已有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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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文字助理:Lily
作者系网易新闻·网易号“各有态度”签约作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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