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 新世相 的第 108 篇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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看到这篇文章之后，有一句评价很口语很普通却很得体：“在什么年纪做什么事。”拿这句通俗的话去对照黄觉的故事，会惊讶地发现完整地对上了。现在这个年代，有时候我们很焦急，焦急一切看上去不会马上带来成果的事情。在这个价值观的影响下，某些人对自己和他人的某种生活状态产生了质疑和惊慌，假如一个人过着方向不那么清晰的生活，他会被认为是荒废的、无所事事的，严重的情况下会被认为是无能的。

因此，一些干着其实挺不赖的事（虽然不那么赚钱）的人，自己也会苦恼和徘徊。每个人少年时代就要快速成名，成就事业，30岁的时候，人们开始慌张自己还没有财富自由，一个玩音乐、认为爱好大于金钱的人会觉得人生失败。

我慢慢读完了叶三写的黄觉的故事。然后我发现，这个故事的节奏其实很慢，或者说，在有一段时间，它是慢吞吞地进行的。假如回过头来看，那段前进的很慢的生活也并不是不值得怀念的，对以后也并不是无用的。它积攒了一些力量和质感，这些东西后面都派上了用场。

年轻当然有很多种过法，只是，某个年纪如果做了该做的事，我们可以学着不那么害怕，起码应该知道，这一点不意味着换一个年纪你还会在原地不动。

黄觉：我的黎明骊歌

口述：黄觉 采访、摄影：叶三

1

1993年来北京的时候，我的心态是一个骨肉皮。其实我来北京最基本的动机，是在家乡感知了摇滚。那时候，我们跳舞的都是去深圳，没有去北京的，因为深圳挣钱。但我来了北京。

在北京待了6年多，我基本上一直在跳舞，后来还做模特——硬照和走台模特。那时候我大概是全北京、全中国最矮的模特。

最早，我帮新丝路演艺界模特大赛做开场跳舞，跳着跳着就跟那些艺人联系上了。模特不是特高吗？有一次某个意大利品牌来中国做时装发布会，他们觉得中国人矮，就拿了一些一米八几的衣服，那帮模特都穿不进去，新丝路一拍脑袋就把我们这帮跳舞的拽来，全穿上走了一遭。走了第一次就一直走了好几年。

那时候我一个月能赚几千块钱。1997年开始，我搬到了望京，之前都是合租，后来慢慢长大，想要有自己的空间了。我找到南湖东园的一居室，月租1300，自己将将能够。

我家一室一厅，大概60平米，但是顶特别高，还有一个阳台，看起来属于特别年轻人生活理念的一个空间。我自己刷墙，调色不小心调成了香芋冰激凌的颜色，于是我的墙壁是香芋色，我的门、沙发，和别的所有的东西全是蓝色。当时老狼在我旁边租了一个两居室，问我刷什么颜色，我说橘黄，他就刷了。他屋里有一盏灯是红纸糊的，晚上一开灯，墙就不是橘黄，是红色。我们从楼下往上看，他家是一间红屋子。这屋子待不下去，在家里老想出去。于是三天之后他又刷成了白色。

那时候望京特别偏，边上就是田野。朋友们来找我玩，觉得不错，慢慢就全都搬过来了，最早的是岳浩昆、陈小虎、窦唯、陈劲、老狼，全是做音乐的人。我来北京的梦想那时候就已经达成了，其实我就想离这帮人近一点。

老狼我从来不提他是哥。我们开始见面的时候两个人都照眼，互相绕着圈，谁都不忿谁那种。我最早帮潘劲东伴舞，潘劲东跟老狼是同一拨，全是94新生代，都是一首歌走遍天下。第一印象很糟糕，在我眼里他就是一个走穴的，虽然我也好不到哪去，我是跑歌厅的。我还没认识他的时候，有一次我在汽车里听广播，他做嘉宾聊音乐，“我喜欢Suede，现在放一首《Trash》……”。他比很多摇滚青年都有文化，要排除这些成见跟他坐一块儿聊天才知道他是一个什么样的人。

那时候我一般都是下午三四点醒，然后就开始约饭，再看看谁家有空，去谁家糗会儿，晚上看哪儿有地儿混。其实那时候真的不知道在玩些啥。比如朋友们说来家里排练，可能几个人中午吃个饭，到我家里打开电视，看电视看一下午，这一天就过去了。或者是几个人跑到望京公园，钓金鱼钓一下午，放风筝放一下午，打牌打一天。那里算是一个北京亚文化地带。最有钱的就是老狼了，他有一辆捷达王，基本上都是他买单，我就是他的一个食客，到现在我还欠他几千块钱没还。

当时我还有一个闲职。凯宾斯基对面有一个日本餐馆叫三四郎，有个社会大哥要情调一把，在那里开了一个两层的酒吧，酒吧叫“泡沫红茶”，顺带卖珍珠奶茶。也不知道他倒了什么霉找到我当经理，然后我就把它变成了一个据点，一帮人经常在那里混到天亮。

也有时候我睁开眼就做音乐。那时候做音乐完全没有目的，做的基本上全是自己愿意听的电子音乐。器材都是从别人那里顺来的。当时冯小波在黑豹，还挺有钱的，他去日本演出买了一堆设备，我看见他的罗兰505，说“这个不错”，就扛回家。采样、键盘全是黄小茂的，一分钱没花。我那时候设备可多了，堆满地，一整个家全是。只有一台电脑是自己赊账买的。

那是一段精神生活特别丰富的日子。音乐、电影、聊天，看着颓废，但也挺积极的。那时候我喜欢玩，喜欢跟朋友们交流，对未来没什么设想，反正觉得这样饿不死，没有太多压力。生活很充实，充实到觉得物质生活可以舍弃。

2

年轻的时候我有那种优越感，就是恋爱不会受伤害，一般都是让别人受到伤害。就算当时觉得是失恋，后面想想不是失恋，是失面子。

有一次我跟高原两个人走在三里屯。三里屯一条街，一边是酒吧，另一边是面摊。走到一个酒吧，一个女孩在那儿吃东西，我就跟高原说，这女孩不错，你要是帮我把电话号码给那个女孩，我就请你吃Jazz Ya——Jazz Ya那时候挺高级的。高原二话不说赶紧写了塞过去，然后我们就直接去Jazz Ya吃饭，刚坐下那女孩电话就来了。

那是个上海女孩，在北京自己一个人住，特别神秘。她很快就跟我们混在了一块儿。我被那个女孩的魅力吸引，迅速就爱上了。因为她跟我们这群人完全不一样，她特别活泼，特别阳光，特别有能量。她拉我们一帮很颓的人去打网球，晚上又跟我们一起去酒吧，还可以上去弹钢琴。我觉得这女孩太棒了。

我是以一种热恋的情况铺身到这女孩身上，结果她特别决绝地把我给挡开了。后来，我发现她迅速地占据了我的生活圈，跟所有人打成一片，我被慢慢地被边缘化，她变成了我朋友圈的主人。突然间，我就觉得失恋了。这一下让我体会到了女孩的那种Bitch，以前没有感受过的。我没办法跟我的朋友说这是一个婊，我没办法撒这个娇。每天，我自己躲在一居室里疗伤，枯坐着等到天亮。高原每天玩到天亮回家，看到我灯还亮着，打电话说，黄觉你没事吧？我说“没事”。

这样的事儿让我怀疑自己。我觉得自己怎么会那么糟糕？变成了这样。那段时间其实我经常脚踩两三只船，但自己又不是这块料，发Email都会发错人。我解决不好这样的事情，但又不可能专心致志，没办法。后来我发现荷尔蒙可能会蒙蔽自己，觉得年轻就应该这样。

那时候我二十六七岁，没有父母年迈的压力，也没有被传统价值观说服。每天换不同的场合，晚上出去社交厮混到天亮，那种莫名其妙的日子，我觉得这会是一辈子的事。我没法想象用另外一种状态去过另外一种生活，因为不只是我们年轻人，这种状态中有三十多、四十多、五十多的人，他们也是这样，我觉得那可能是一种最佳的生活状态，不然这帮老头儿怎么解释？

当时作为一个模特，我已经偏大龄，工作机会越来越少，在家里做音乐的时候越来越多。每天打开电脑就是一个条件反射，做什么，我不知道，因为不做音乐的话什么都不能做。摇滚挺害人的。当时陈劲住我隔壁，有时我出门，都走到楼下了发现没有打车钱，整个院里就陈劲和我在，老狼等那些有钱人都在外地走穴。我打个电话给陈劲说，大劲有100块钱么，扔下来给我，然后陈劲说“没有”。

后来想想，二十六七岁正是人最彷徨的时候，没工作，没未来，什么都没有，快到三十岁，也不敢像二十出头时那么狂妄了。最深刻的是，当时身边的朋友一个个地情绪崩溃。那些人在我眼里是特别优秀的，而且是性格特别好的人。他们没路可走了，我再往前走的话也会像他们一样。当时感觉特别恐怖，但其实也没有办法，心里说我不想，但是深处其中，没法改变。当时我只是意识到，不能再这么过下去了。

3

2001年的一天，我打开电脑看着自己做的音乐，发现做了一大堆也没人听，全都是自己听。我很焦虑，已经没人找我做模特了。这时候电话响了，是李少红的副导演。我只是在周迅嘴巴里听过李少红这个人，知道她是导演，不知道她拍过什么，但是我觉得有工作了。

我去北影试镜，人家跟我聊了一会让我走了，回到家过了半小时，电话再来，说你再过来一趟吧，我又去了。叶锦添觉得我还不错，他们那部电影挺着急的，就是《恋爱中的宝贝》。

去第三次的时候，制片主任跟我说：“可能会选你了，我们谈一下片酬的事吧。”我想了半天说，10万。那制片主任看了我一眼，眼神里写着“傻逼”。他说你要知道你面临的是一个什么东西，这将会改变你以后的人生，10万你开玩笑吗？我说那多少钱？“你自己再报”。我想，当时一台最贵的手提电脑两万多，我就报三万，“然后所有的打车票你都给我报了”。“行。”

到杀青的时候，我交了一摞打车票。当时其实就是咬着牙把这个事干了。

《恋爱中的宝贝》180度改变了我的命运。 当时我想，我买了手提电脑就很高级，万一以后拍戏，我去哪儿都可以做音乐了。但是那之后，我再也没做过音乐。生活状态完全变了。拍戏跟下矿是一样的，完全是体力活，我没办法把自己切换到做音乐的状态。

拍完《恋爱中的宝贝》，李少红那个公司把我给签了。很巧合有一个朋友的戏，他说，黄觉是一个演员了，让他演吧。于是从那时起我一直演戏演到现在，基本上没停过。

2005年12月11日，北京，电影《恋爱中的宝贝》剧照。

刚开始的时候，我没意识到做演员生活会变成这样，无休止地一直在剧组里。拍到一两年的时候，我恐慌了，不会以后全是这样了吧？以前做模特拍一个广告，在棚里待到半夜十一二点，心想怎么还不完，外面夜生活已经开始了，该热闹的地都热闹起来了，我还在一个旮旯里待着，又冷又饿的。当时做模特的时候一个月有这么一两天已经不能忍了，做演员之后每一天都是这样。朋友们还是会给我打电话：“黄觉你在哪儿？”背景里熟悉的喧闹，这世界的声音一直在。我说还拍着呢，或者我在外地呢。慢慢地，朋友就不张罗我了。一脑袋扎进去几个月，也就这么过了。

但我没想过退出这种按部就班的生活。每天都有通告，几点起，要干嘛，工作量是多少，这都非常具体。相对之前，我觉得这是一个比班儿逼还班儿逼的生活，这应该就是我要的。

拍戏第一年，我就脱离了以前那种生活状态。

到2002、2003年，老狼说：“黄觉看到什么都想买”。拍完《恋爱中的宝贝》，我拿了三万块钱；拍完第一部电视剧的时候同时接了广告，当时片酬二三十万，我要现金。现金就是要看的。拿着现金，我又去青岛拍一个电影，到青岛第一天就打车去吃宵夜，自己点了一只龙虾。

其实我不想吃龙虾，也不想看现金，就是突然间回到主流世界之后想要这种形式感。有段时间，我戴着大金链子，去苏州买了一个大翡翠戒面的金镏子戴着，想象着一只戴着金镏子的手揉着文艺女青年的胸。那种扭曲，就是对过往的生活的摧残。

到现在我其实都很难适应演戏，这跟我性格差距很大。我在剧组里面适应了怎么跟每个部门配合，在娴熟中产生乐趣我是有，但是对这职业本身，我还是挺抗拒的。

老狼应该算是当时我身边最早火的一个，当年《同桌的你》算国歌了，全中国都在唱。以前我跟老狼出去，老狼说我做一个采访，我聊两句，我签一个名，后来这些事情也转移到我身上。这种情况因为经历太多，早成了常态。当时我们还有一个特别有钱的朋友，到现在他还是我们没法企及的。他在秦老胡同有一整套院，他把里面的内装全都拆了，用另外一套四合院的内装再装上去。他在郊外还有一个10亩大的院子，亭台楼阁的。他只要喜欢什么就不计成本，钱对他来说是没概念的。那时候我就知道物质到了顶端是什么样。

所以对名利，我们都见过最大化是什么。我没有特别强的对名利的野心，更多还是形而上的要求。

拍完《恋爱中的宝贝》，我还住在望京，换了另外一个地儿，月租3000块的一居室。住了一年又搬到了工体附近，月租4500。

以前我从来没想过买房子，没想过跟父母住一块儿，也没想过学开车。我想住一辈子酒店、宾馆。后来，我的东西全放在朋友家里，实在太多了，又想到父母来北京要有地方住，就买了房子。买了第一套房子，我自觉生活方式变了。当时付了首付，还要还贷款。我就觉得50多万怎么还？没法想象，但是艰难地迈出了这一步。

我还是一个相对比较传统的人，到了一定年龄，我会很在意父母希望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我觉得我要回馈。

以前的朋友，我们现在联系得不多了。我在前一段情感经历就开始走入家庭生活，过日子。结婚生孩子这些事儿对我影响也不大。就算没孩子，估计也是我现在的生活，基本上就是在家里待着不出去。购物的仪式感现在没有了，三四年前淘宝就跟我没关系了，从去年开始网购、代购也跟我没关系，平时现实生活中我也不花钱。

那天一个朋友拉着我说要去一个夜店，说半天，那名字我没听过。我说在哪儿？“灯笼。”我说灯笼在哪？“你就往纯K走吧，到那儿我再告诉你。”那一片儿现在对我来说是一个特别模糊的地方。这在以前完全是不可想象的，所有的那种地儿都如数家珍。

那个年代有一部电影叫《猜火车》，所有的文艺青年就把自己的生活往那种形式上去套。如果回头再选的话，我觉得，青春必须得这么过吧。不这么过的话不亏得慌？该青春的时候青春，该中产的时候就中产，我觉得最好的安排就是这样的。

在国外，很多人会一辈子颓下去，因为国外有一个很好的社保机制。比如我决定做一个艺术家了，颓是一个基调，这个我认了，再怎么颓我有住的地方，有吃的地方，我不会因为做艺术家被人歧视，大家会理解这份颓。我觉得在中国不行，尤其是现阶段，没有太多人强大到那个地步。

到现在，我也会想念过去那段生活，至少它是我人生中最喜欢的一个阶段。我会想念里面好的部分，就像一个酒鬼肯定会想念酒精。但是我知道那种生活，酒精会让我灭亡。

来源：首发于公众号正午故事（noon-story），一个由谢丁和叶三等几个人做的公号，经常采访和写出让人惊艳的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