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非常敏感，待会儿你进去后，不到十分钟，就能大概猜到你是什么样的人。”正式采访前，黄轩身边的工作人员提醒我。

见到黄轩时，他穿深色西装，比我想得更清瘦，已经连续跑了十天通告，让他眉目间有些疲惫。或许察觉到我的紧张，他的身体微微前倾，像是安抚，“这只是一次简单的聊天。”

北京大雪纷飞的下午，他展现出友善、敏感与挣扎的一面，告诉我，哪怕是正在谈话的时刻，他的脑袋里也仿佛有另一个自己，反复地检视每句话和每个动作，是否会给对方造成不好的影响。

细腻与敏锐的洞察力对于演员是不可多得的优势，但在情绪上涌的某一刻也会吞噬自我，他有些无奈，“其实有时候，我活得挺累的。”

“只要你有情感有爱，就是有苦的”

2019年，黄轩大部分时间都处于半休息状态，电影《只有芸知道》还是合作过的导演冯小刚主动邀约。

冯小刚打来电话时，黄轩正在拍广告，划开接听按钮，熟悉的声音从手机传来：“轩儿，你有20分钟的时间吗？”

黄轩愣了一下，“有啊，导演怎么了？”

“我给你讲一个故事。”

接下来的二十分钟里，冯小刚不急不徐地讲了一段关于离别的故事，一个漂泊半生的男人，好不容易有了爱人与归属感，却在中年痛失爱侣。故事的原型，黄轩也认识——冯小刚的助理张述。

冯小刚讲完后，两人沉默了阵，黄轩问，我可以吗？冯小刚用毋庸置疑的口吻回答，我觉得你行。

电影《只有芸知道》中，男主角“隋东风”的戏份很难把握，需要用英文对话，在对词时，黄轩总觉得情感上“隔着一层什么”，又需要跨越20-40岁间好几个年龄段，可他被故事打动了，于是一口应下。

《只有芸知道》在很多影评人看来，是反剧情作品，根据真人真事儿改编，很克制的呈现，没有渲染戏剧冲突，也没有设置“反转”和“升华”，因此，它就像大多数生活本身一样，猛一看，很淡。

很淡的电影，你不好演。黄轩也明白，他跟自己说：“我不是去拍一部电影，不是去演一个角色，而我去过一段人生。”

倘若问为什么会选择这部电影，黄轩给的理由很简单“这里面有一种非常平淡又长情的情感力量”，当再次追问时，他又说，“这个故事里，有着对生命的无常，然而你还要接受和面对这种无常。”

面对生命无常，再浓烈的情绪也显得微弱无力。黄轩很早就尝过其中滋味。

刚出道的那几年，他在三年中，接连失去五位至亲。最令他措手不及的是父亲的离世，那时黄轩22岁，毫无预兆地，父亲突发心梗，短短20分钟就离开人世。

那是黄轩第一次面对离别，“没有给你任何的准备，这样一个至亲的人就走了，完全不敢相信。”

办完父亲的葬礼后，他在剧组里拍《地下的天空》，同住的室友有相似经历，常劝慰他，然而对当时的黄轩来说，无论谁来劝，也无法改变至亲离开的事实。室友叹气，“哎呀，三年，三年你才能彻底走出来。”

什么时候从丧父之痛走出来的？眼前的黄轩也不太记得清，父亲去世12年，在国人语境里，似是一道轮回。不像父亲刚离世的孤独寡言，如今他已能够平静地叙述当时感受。

尝过离别的苦，天大的坏消息接二连三地砸向他，黄轩不断去思考生死这类哲学问题，并形成一套合理逻辑来说服自己，“生命就是这样啊，有开始就会有结束。”

《只有芸知道》里，女主角罗芸在医院里去世的那场戏。“罗芸”躺在病床上，两人并没有预先排练，可当他搂住“罗芸”时，自然而然地开始哽咽，“非常艰难地说出那些词，嗓子眼都是紧的。”他说。

黄轩回忆那时感受，那不是演，是真的在和那段感情，和这个你深爱十五年的女人告别。

片场，冯小刚也流泪了，人到老年，曾经的“老炮儿”在这部电影上变得柔软，他叹：半路留下的那个人，苦啊……

久经别离的黄轩不太认同这种说法，半路留下的人苦，早早离去的人同样很苦，很不舍。说这话时，黄轩声音极轻极慢，好似怕打破什么。

“人生，只要你有情感有爱，其实就是有苦的，对吧？”他反问。

我有些怔住，下意识地点头，似乎怕我无法理解，黄轩接着解释：

比如说我们爱上一个人，同时这个苦也就来了。因为你爱上他了，你就有执着了。但很多事情是我们不可控的，我不能控制另一半的想法，不能控制他每天要做什么，我不能控制他不会爱上别人，不能控制我们俩的感情会不会破裂。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东西（情感）有代价，就是苦。”黄轩总结道。

“我需要一个角色，

去表达所有情绪和情感”

和黄轩相处，很容易能察觉出他拥有丰沛的情感与广阔的内心世界。

有一次，他坐飞机，用杯子倒了一杯香槟，拿手机从杯口拍下去，杯中酒水泛起涟漪，荡漾着稍纵即逝的光影。

这张照片他发在微博里，如果你了解他，就会知道，这只是他日常生活中最普遍的观察，双鱼座的人敏感，有无穷想象力，这也是黄轩的内心武器。

34岁，黄轩的骨子里依然有属于孩童的一面，对未知的世界抱有无穷无尽的好奇。

在他看来，像个孩子那样，有好奇心，内心才有创造力。“我经常在某个地方，看到素不相识的人，就会琢磨他，我说他到底是干什么的？”他说，比如在机场，来往的人，飞机下的机械师，刚刚收拾好行李的空姐，随意的一句对白，或者某个动作，黄轩都会看，甚至去脑补一段剧情。

敏感和好奇心，与生俱来，用行话说，这是祖师爷赏饭。

所以最初他能做演员，是偶然，也是必然。

第一次有想当演员的念头，在中学毕业前。正准备报考舞蹈学院时，黄轩受了腰伤，舞蹈这行有个共识，三天不练功就退了，何况他需要休息半年。

这意味着前路渺茫，那段时间里黄轩很失落，卧病在床时的娱乐方式屈指可数，他只能时不时盯着电视里播的《人间四月天》与《橘子红了》分散注意力。看着看着，剧中角色的情感流露触动着他，一个念头冒了出来，我是不是也能当演员？

念想变作现实不易，他从小很腼腆，比如小时候在幼儿园，有些小孩特别大方，家长说来给叔叔阿姨们唱个歌，就能又唱又跳。“我是那种打死都不会给谁唱个歌表演个节目什么的，特别的腼腆害羞，拉不出来的那种人。”

所以当他要去做演员，母亲第一个反对，“你这么放不开，还当演员……你又瘦脸又小，就算真到台上也看不着你。”

对于演员而言，敏感与瘦削成了优势，黄轩母亲不明白，做主持人的姑姑却很清楚，给他寄了一沓子训练台词的书与碟片，让他去没事学一学练一练，没有什么做不到。

黄轩每天白天练顺口溜，晚上拉着宿舍同学一起排练，燃起他对表演的热情。

黄轩的演艺生涯起初不太平坦，没有进入心仪的电影学院，又有着那几次著名的被辜负，这些经历让黄轩一度感到沮丧。

他为《满城尽带黄金甲》里的“小王子”试戏半年多，临开拍前才被通知换角；娄烨导的《春风沉醉的夜晚》，黄轩40分钟的戏份被剪到只剩背影；《海洋天堂》里，为了得到角色，他在孤独症患者学校里同吃同住，到了最后一轮，又被投资方弃用，理由是——他和片中饰演父亲的李连杰不太像。

我不禁好奇，问他，那个时候想过放弃演戏吗？

他摆摆手，“其实我对自己的要求特别特别低，能当演员就行了。再有高一点的，就是靠着演戏能在北京生存下来。”

“我内心的情感还很丰富，但性格又很腼腆，不善于表达，所以我需要一个角色，去表达所有的情绪和情感，这是一个通道。”黄轩告诉我。

演员对他来说，除去职业选择外，真正的意义是将情绪彻底释放出来。这让他对自己的表现更为严苛，黄轩会将自己完全投入角色，情绪不稳定时会陷入焦虑，在剧组里自扇耳光。倘若哪段他觉得不足，哪怕导演觉得挺好，黄轩会主动提出“要不再来一遍？”

他很清楚，最后导演还是会选用第一条，有时自己的坚持纯属白费功夫，但他不想让自己留下可控范围内的任何遗憾。

戏拍完了，很多演员会觉得看屏幕里的自己，有些不自在。黄轩不是，他会仔仔细细地去看和分析，总结自己哪些部分做得不错，哪些有待加强。

与此同时，他不纠结其中，显得很洒脱，“电影或者电视剧，它就是遗憾的艺术。”

“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职业吗？你该珍惜”

拍《妖猫传》时，陈凯歌想拍一场“白居易”站在雪地里，因写不出《长恨歌》而疯魔的戏，拍戏的地方在湖北襄阳，这里很少下雪。直到有一天，襄阳突然下大雪，陈凯歌立刻将黄轩叫到片场。

黄轩问他，导演，我该怎么演？陈凯歌大手一挥，不用演，你就站在雪地里吧。

这场戏总共拍了45分钟，黄轩着薄衫在漫天大雪里站了45分钟，须发皆白，毫无怨言。陈凯歌至今回忆那一幕仍心有戚戚，“那个瞬间我觉得是电影和演员最动人的时刻”，这一幕被陈凯歌用来教育新人：做演员是需要代价的。

早年间，黄轩饰演的都是《地下的天空》《蓝色骨头》《黄金时代》这类文艺片，文艺片受众面较窄，他曾告诉记者，“我有几年一直在拍这种片子，然后国内谁都没看过，盗版碟都没有。我家人说，你每年在拍什么呢？我当时才意识到，你本来就不出名，没有什么关注度，如果拍的片子又被别人看不到，那你在干什么。”

他的愿望很简单，希望被别人看到自己正在做的事情。

2014年，《红高粱》上映后，黄轩在深圳某商场里出席活动，商场里人山人海，他在保镖簇拥中走出来，很多影迷举着他的姓名牌叫喊，第一次听到这么多人叫着他的名字，黄轩心里“咯噔”一下，有些不知所措。

更不知所措的是同在现场的黄轩母亲，在一旁小心翼翼地问了句：“你，这就算是火了吗……”回忆起母亲的神态，黄轩依然觉得特别“逗”，这是他印象里第一次意识到自己成名。

任何选择都有代价，黄轩很清楚。处于疲惫和不安时，他会劝慰自己，“这不是你梦寐以求的职业吗？你该珍惜。”稍作调节，便能很快投入拍摄。

另一个无法避免的问题是，角色与演员本人的分割与权衡。当他饰演一个新角色时，最怕的是，观众指着屏幕，只记得，这是黄轩嘛。

面对公众的目光，他尽可能地在生活中与观众保持距离，很少接受综艺节目等方式露出，显得低调而神秘。

与同代男演员相比，陈凯歌曾说过，黄轩的魅力在于他的神秘。黄轩倒是觉得自己就是一普通人，没必要刻意保持神秘，但与此同时，他相信偶像丹尼尔·戴·刘易斯曾说过的，“不要让观众知道你穿什么颜色的袜子”。

人尽皆知黄轩的职业偶像是丹尼尔，这位影帝神秘孤僻，一旦演完戏，就会躲在公众视线之外，又是著名的“戏痴”，代表作《我的左脚》开拍前一个月，为了贴合角色，坚持不下轮椅。拍《林肯》时，要求所有的工作人员无论戏里戏外，必须叫他总统。

黄轩有些相似，演《推拿》的时候，期间有20天，他在盲校与盲人们同吃同住，整天戴着眼罩，跟着他们学推拿。他认为演好角色的前提是体验，投入体验人物的状态，对角色的了解完全不一样。

这种体验很容易产生与角色的共情，杀青时，他身旁聚集了很多盲人朋友，黄轩会生出很多不舍。

“你本来很认真做一件事情，在一个人物的状态里，每天都有要表达的东西。突然之间这事就完了，这群人散了，然后你一个人回到家里，像是一切都没有发生过，然后回到自己的生活中。像一个人做了一个梦，突然醒了，然后躺在床上缓神。”

这是演员生活的一种常态。从一个剧组到下一个剧组，大多数时候都是迥异的剧情，毫不相似的角色。

入戏和出戏，是对演员最深的考验。

对黄轩这类体验派演员，出入之间，更深，也更难。

“我永远都会孤独的”

这些年，黄轩和国内几位名导都合作过，角色各不相同，但舆论在总结他时，总绕不开几个标签，比如儒雅、温柔等等。

做演员，被贴标签，既是肯定，也会带来困扰。对黄轩来说，他只想做个演员，而不是被贴了某种标签的演员。

这些都是他，谦逊，敏感，温和，对戏痴迷，这些却又不是全部的他。

更多时候，他不知该如何释放，黄轩本性腼腆，到了陌生场所，别人侃侃而谈，他往往不知道该说些什么，饭桌上，如果有人倒酒，就一杯接一杯地喝。

生出几分醉意，黄轩发觉好像打开了内心某道开关，表达欲汹涌而来。这让他在一段时间内几乎依赖上这种方式，“平时你看我不说话，比较安静。但是我喝了酒后跟好朋友在一起，我可以眉飞色舞，我可以唱歌，可以跳舞，可以哭可以笑。”

黄轩认为，好演员的前提是拥有一个很单纯的灵魂，用柔软的心体悟人生冷暖。与此同时，这样的共情能力让他更能把握角色的内心世界，又为他裹上名为孤独的厚壳。

他曾说过，“我天天都很孤独。”这种感受大概可以追溯到童年。12岁之前，黄轩居住在西北的大家庭，说到无忧无虑的童年生活，他的神情更放松，怀念往日被长辈们宠爱的时光。

12岁那年，黄轩父母离异，那种无忧无虑戛然而止，他要跟随母亲去往2400公里以外的广州，一切都是陌生的，语言，生活环境，生活方式，他的眼神眺望到空气里某个未定的点，“当我离开故乡以后，我觉得我就过上了颠沛流离的生活。”

那一刻，我似乎能感受到当年那个12岁的小男孩，内心对远方充斥着不安，我问黄轩，骨子里会不会渴望更稳定的生活？他笑了起来，说起他的纠结，渴望稳定，又想远行。

“所以我说身体里住了两个人，一个老人一个小孩，我要么在家里能宅很久，我可以不出门，我要么就想去很远的地方，一直在游走，是两个极端。”

人性复杂多元，黄轩心里也有叛逆的一面。大学时期，他曾和朋友骑摩托去内蒙，不忙的那几年里，他也会跑到异国山里，一呆就是一个多月。

山里的日子简单纯粹，他和朋友们聊天弹吉他、唱歌，有时出去摆地摊，“没有目的性，没有任何的计划，就是活着。”和一些类似于“嬉皮士”的朋友在一起：远离城市，永远在路上。没钱的时候，就去摆摆地摊攒够下一段的路费重新出发。

可以看出他是真的喜欢那种生活，提起这段经历时，黄轩的语调不自觉升高，语速加快，笑容幅度更深。

哪怕是现在，黄轩也会偶尔想起那种自在与快乐，但更多时候，远行的念头被他压制下来，为了依然热爱的职业，对人性的好奇，和生计等因素。他的回答颇有宿命论的意味，“我随时都可以过那种生活，那么我既然现在还坐在这里，这是我选择的，那么我要接受它，享受它。”

这些年来，黄轩觉得自己更成熟。对于职业，人际关系的观念都在发生改变。他曾经不善表达，父亲生前，父子间很少说过亲昵话语，去世后才写出《给爸爸的信》，文末的结尾有10个“我想你”。

如今，他更清楚沟通的重要性，为了避免隔阂，他会在发生矛盾后，主动修复与母亲和朋友的关系。永远以他人视角反问自己（的回答），“我说的是真的吗？真这么想的吗？”

至于常伴多年的孤独感，他每次的回答都不太一样，有时候觉得自己仍然孤独，有时又觉得在广袤的精神世界里，自己并不孤独。

演员做久了，更明白“孤独”意味着什么。

他总发现在生活中有人跟着自己，“这几年一直都有，我是一个非常喜欢隐私、自己空间还有自由的人，如果你突然知道你到哪里后面有一辆车，或者你不经意的第二天怎么上了新闻，说你跟谁吃饭了？细思极恐，那是让我觉得很难受的。”

采访结束，我问，你现在还会感觉到孤独吗？

“有啊，我永远都会孤独的。我们都是独立个体。哪怕跟最亲最亲的人，我们都有秘密，都有不理解，都有一些东西无从表达。所以一定是孤独的。”

黄轩顿了顿，接着说：“但是我直视它，我面对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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