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正的文学仍在路上

中文2205邬灿

  初读徐则臣的小说，像在读一位流浪者的日记，用第一人称娓娓道来异国波折斑斓的旅行，没有小说那些推动情节的手法。故事的开始直到尾声都随着“我”的目光展开，仿佛读者与“我”皆是旅者，踏上这条通往异乡的文学之路，一切都是新鲜神秘的，一切又是情理之中的。

  对于从小生长在中国的水土上从未离开过的人，这样异国的旅行无疑是新鲜的、神秘的，而那层捉摸不透的面纱正是中国与世界各国文化差异的结果。我们用中国人的眼睛去看待事情时，未免会产生隔膜般的异样感，但文学本就不该是有国界的，想要写出浑然天成的有价值的文字，必然要踏上一条永无止境的文学之旅，作家的心或身体至少得有一个在路上。

  说到在路上，就不得不提到小说《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这是一个半虚构的故事，“我”带着《王城如海》的写作札记来到神奇的国度印度寻找写作灵感，装着手稿的行李箱却在德里的机场丢了。由此徐则臣创作出这个带有魔幻色彩的故事。故事的最后，“我”受到了辛格在报纸专栏上写的关于“我”的故事的启发，在《王城如海》中创造了超现实、比拳头小、来自印度的小猴子汤姆。而它的原型，只不过是泰姬陵路边随处可见的一只随处可见的小猴子，可说到底，作者踏上了这片土地，亲身经历了一些事情，加上精妙的想象才造就了机灵可爱的小汤姆，这也是文学来源于生活却高于生活的原因。

  我们说，好的作家不会拘泥于自己的那一方天地，而是不断去尝试接触、消化新的东西。《瓦尔帕莱索》里的“我”作为一个中国人，有着中国人独特的风俗传统与伦理观念，到了聂鲁达所说的“无论在地面上还是文字间皆没有尽头”  的瓦尔帕莱索，朋友老宋带着“我”在这个属于文字、属于诗歌的城市旅行。在途中“我”三次遇到了那三个怪异的中年吉普赛女人，前两次要钱要烟，第三次未要到钱后，赤脚女人拿出塔罗牌说出诅咒的话，并同其他两个女人扎坏了老宋的车胎。在读者看来，这三个奇怪粗鲁的吉普赛女人的所作所为是阴暗野蛮的，她们的行为举止与中国本土的文化相抵触。之后“我”又遇到了另一个女孩埃莱娜，她从吉普赛母亲那里继承了同前面三个女人一样的绣花鞋和一点塔罗牌的知识，但作为混血儿的她有着与母亲截然不同的性格和对爱情的理念。奔放热情的埃莱娜可以在看对眼后与“我”在汽车后座上展开一场炽热的爱，她的洒脱随性、独立自由截然不同于之前三个女人的神秘怪异。埃莱娜的出现一定程度上缓解了中国读者对于吉普赛女人的刻板印象：小偷小摸、蛮横无理、与神魔结交，我们无法否认这是吉普赛女人的一种缩影，不同文化产生冲击时这样的看法在所难免，但在这座离中国最远的城市里，仍然有许多值得我们探索、体会的东西，故事的最后“我”问老宋，关于那些流浪的吉普赛女人他了解多少，这也是走上这片土地的意义、文学与文化之旅的意义。

  徐则臣说：“在原有的写作疆土上，你开辟了新的海岸线，你就多了一个观察和思考世界的向度。”原有的写作疆土上有意味着相对成熟的审美规则、表达路径和比较完善的意义阐释系统的写作传统，想要打破传统或者创新最好的方法就是跳到另一个思维角度，去回望自己站过的地方。对于《去波恩》和《古斯特城堡》，我们用中国的、世界的两种眼光同时去读，共情之余会有更深刻的思考。《去波恩》中“我”在法兰克福去波恩的路上邂逅了同为中国人的小周和中德混血女孩阿格妮丝，小周与“我”这个老乡聊到凌晨三点半依然精神矍铄，他口中说不完的“如果”让他想要回国的渴望一览无余，但爱情让他心甘情愿放下恋家情结，只能通过“我”将自己“说空”。小周可以是在世界各地中国人的一种剪影，有着强烈的家乡归属感，将与家乡的藕断丝连倾诉个干净才觉得满足。阿格妮丝继承了德国人的严谨与真诚，同小周一样对“我”诉诸衷肠，但不同的是即使男友以死相逼她也坚定拒绝为爱情放弃自我——她需要的是一直在路上。对于很多中国人而言，安定才是幸福的，有的人一辈子不愿离开家乡也是出于对安稳的依赖。我们放眼世界，许多人将一辈子作为一场旅行，寻找真正的自己，人生有没有意义不看你是否在路上，而看你是用一生重复同一天，还是尽力过好每一天。

  《古斯特城堡》，发生在美国的故事，读至最后，神秘的古斯特城堡是不是真的闹鬼已不再重要，情节的环环相扣、巧合的逻辑自洽、结局的戏剧性会让读者产生宿命感，似乎离奇的事情也有它必然发生的理由：小布什机缘巧合解开了城堡闹鬼之谜，理性老实的老约翰为了儿子抢劫了银行，生活一片黑暗的缅甸女人在警察来时病倒了。世事无常，但文学是高于生活的，作者想表达的绝不仅仅是巧合、命运。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哪个国家的人，人首先是感情动物，“我”对小布什的照顾、缅甸女人对生活的坚持、老约翰对儿子愧疚，这种种出于感性的选择才是所有情节可以串联在一起的真正原因，神秘的背后也许只是一只搞怪的老鼠，抢银行的父亲背后却可以只是想陪陪儿子这么简单。

  我们认为一些小说写得好，也许不是因为题材的新鲜、故事的精彩，而是一种认同感，认同其娓娓道来的深层次的见解。徐则臣的文学能够走进大众的视野，是因其用脚步丈量过每一行文字的深度，用笔留下一个时代最具洞察力的思考。

打破传统，创造现实

中文2205 吴依琳 

  徐则臣曾对自己在创作路上遇到的瓶颈期做出了这样的定义：厌倦与创造。在徐则臣的《去波恩》、《古斯特城堡》、《瓦尔帕莱索》、《玛雅人面具》以及《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谈》五篇文章中，我看到了徐则臣在写作过程中体现出来的那股冲破传统束缚的强大力量。像他自己所说的：“‘我们这里’缺少一个写‘外面的事’的传统。传统很重要，传统意味着相对成熟的审美规则、表达路径和比较完善的意义阐释系统。也就是说，你能够在‘传统’里轻而易举地找到进得去又出得来的方法。可我现在找不到了。找不到让我心怀忐忑，也让我高度兴奋。忐忑和兴奋的同时来临，通常表明你开始‘创造’了。”徐则臣在克服厌倦的过程中，不断地探索着他心中那个“别的”东西，不断靠近自己的极限，甚至是突破传统极限的束缚，去创造一个他自己心中的新的现实。

  我们大概都有体会，传统观念一旦形成，就融入了血液中，很难再改变，有如农村红白喜事的置办程序、老一辈认为女孩子穿裙子一定要过小腿等等。对于作家也是一样的，传统的写作观念一旦形成，就有了自己相对确定的写作方向和写作风格，改起来是十分困难的，但徐则臣先生做到了这一点。

        徐先生对于传统束缚的突破和对自己创作的创新首先便体现在写作的内容上，他开始将笔墨触及到内心的“外面的事”。在这五篇文章当中，他的游历像是一张张幻灯片，展现着他的外国魔幻之旅。和小布什一起揭开古斯特城堡闹鬼的谜底，老鼠的调皮将读者从原本紧张魔幻的氛围中抽离；在去波恩的路上聆听中外关于爱情和婚姻不同的看法，最后因为浓浓的睡意坐过了站；在瓦尔帕莱索遇到吉普赛女子开车躲避，因为车抛锚了得到一名女子的救助，却发生了不可言说的事情；在墨西哥得到胡安的引路看见了库库尔坎金字塔，但是在回到陆地之后回顾录像同行的胡安竟然神秘地消失了；最后在机场久久等待工作人员找回自己的行李箱，找到后打开竟然不是手稿而是一只侏儒猴子。徐先生在“外面的世界”遇到的“外面的事”总是充满魔幻色彩，将读者一步步引入一个不可深入挖掘的世界，充满新鲜的味道。以中外文化为写作背景，他在作品中展现出他去的过的不同的地方，而这些孕育着不同文化的旅程经停点都成为了他表现不同文化碰撞的基石，每种外国文化与中国文化碰撞产生不同的色彩，多种文化的碰撞绽放出的火光恰像黑夜里升空的烟花般绚烂。

  在探索库库尔坎的金字塔时，我被胡安引领着深入南美丛林探索；在去波恩的路上，我仿佛做了一场梦，梦里是与外国女生讨论爱情与婚姻观念......我在徐先生的逗点间寻找他创新的元素，也好似进入了一个魔幻而有趣的空间，并且遭到一种充满生机的、强大的、不可抵挡的冲破束缚的力量的侵袭。徐先生笔下的旅程被蒙上了一层面纱，逐渐破除传统老三篇的桎梏，模糊了传统与现实的边界，在传统与现实之间创新性地建立起一座桥梁。

  我试图在字里行间寻找徐先生留下的创新线索，其篇章中留下的点点指引让我既忐忑又兴奋，这样的情绪在《玛雅人面具》一文中达到了顶峰。徐先生跟随着胡安穿过了一片热带雨林，在里面完全辨不出方向，在“史前巨型动物的盲肠中”穿梭后，看见了一座荒芜散乱的高台矗立在一片开阔的林中高地上。我与先生一同在雨林中穿梭，忐忑地向前探个究竟，看到库库尔坎金字塔后如同创世般兴奋，也想将让自己惊喜的见闻分享给家人朋友，但是正当分享时，我的所见所闻、所知所感却已然消逝。我该如何向他们描述我穿越丛林的紧张，又该如何表现看到那历史遗迹的兴奋？我就像是做了一场梦，一场只有我自己能懂的梦。在梦里，我欢呼，我雀跃，我犹豫，我惊喜，我想同所有人分享我一路的经历，但是梦醒后，却变得空空如也，只是我内心还有个清晰却显得模糊的声音还在叫唤，忽远忽近。梦境外面的人听不见，但这声音却时刻在撩拨我，引得我心脏狂跳，每听一次，都充满希望和向往。

  徐先生到最后也没有能向他人证明他这段经历的真实性，或许这就是他内心的压抑所在。胡安像是徐先生内心的声音，带领着徐先生去看传统背景下最神秘、最深入的东西，对于徐先生来说，这或许意味着别人在此领域达到的极限，拥有极难突破的高度。在看到极限时徐先生既忐忑又兴奋，想要突破这个极限，克服老三篇下的传统写作给自己带来的厌倦，想要将自己内心的声音告诉周边的人，就像是回顾录像的时候，那段胡安慷慨激昂的抒情，但是周边的人好像短时间内还没能接收到徐先生表达的信息。徐先生已经明确了让自己兴奋的东西，那个东西不是金字塔，不是胡安引领，甚至不是所见所闻，而是自己历经内心的风雨、跋山涉水最后明确的内心对创作创新的追求。由此，他的文章像在与自己以前的创作模式告别，是在撕裂传统的束缚，而这裂缝中挤出的光芒则是徐先生自己对“外面的事”的理解和自己在忐忑与兴奋下对自己作品创新的把握。

  徐先生的这五篇创作的内容似乎都有所指向，不只是简单记录自己对中外文化差异的感受，也不只是对自己的感受做出一定意义上的阐释。在作品中我看到了一种挣扎着向上的力量，不断地打破传统，创造出一个新的现实。古斯特城堡中的人都认为城堡的灯不定时闪烁是鬼闹的，只有徐先生对其做出了大胆的探索；瓦尔帕莱索之旅中，刚开始一直在躲避当地的吉普赛女子，但是后面却大胆地与一个女子接触、熟悉；行李箱里的手稿不丢，或许作者也不会想到侏儒的猴子还可以成为自己创作的一大元素......

  在这一辆游历外世的巴士上，徐先生不仅仅是见证了中外文化交流碰撞的美好，更加是在这种碰撞中不断反思自己之前创作的局限，找到了自己内心对创新的追求，明确了创新的方向，由此他在传统思维、观念的监狱中一跃而出，创造出了一个属于他自己的现实世界。

浅论徐则臣异邦小说中现实与传奇叙事下的文化心态

中文2205阮奕萱

摘  要：徐则臣作为70后作家，处于一个新旧更迭的、文化认同充满精神危机的时代环境之中。他认为“回到故乡”是另一种意义的“到世界去”。如何理解文中的中国人和外国人？如何理解他们所面临的精神困境？本文拟从徐则臣五则短篇小说中中国与世界、现实与传奇的互动出发，探讨现代化、全球化社会中人们的文化心态。

关键词：徐则臣；短篇小说；中国与世界；现实与传奇；文化认同

一、留白与悬置之谜——现实叙事背后的文化追问

如今社会是一个文化共享的平台，瞬息万变的信息无时无刻不在爆炸，大多数人已经习惯了把思考任务托付给文章的作者，至于去伪存真、去粗存精这样繁复艰难的过程自然也难以忍受。徐则臣在一期名为“作家与时代”的访谈中说：“从前的写作是把个人资源转化为公共资源，而现在的写作是再将公共资源转为个人资源。”现在的社会是没有死角的。从前你写一处小村庄的事，读者在此之前未必了解，这是创作和分享并重的过程。而如今，各个阶层的人都可以通过网络摄取到世界其他地方的信息，这就使得新奇的素材变少，逼迫着作家将原本习焉不察的东西通过自己的方式进行解构重组。

徐则臣解构、重组的办法之一就是设谜和留白。汪曾祺曾经指出，短篇小说可以说是一种“空白艺术”。这几篇小说令人在读完时大多对其结尾的“戛然而止”感到一种惊奇。比如《玛雅人面具》里那个酷似二叔的胡安，那个神秘消失的金字塔，那个诡异的影像……诸多从开篇就存在的悬念直至结尾都未给出解答，只以一句“我想我不应该对他有所怀疑”收束了全文。对于带有传奇色彩的事件，徐则臣总是以一种点到为止的态度使之回到现实。

徐则臣小说中的情节空缺多表现为对文本人物来龙去脉和身份的刻意隐蔽。例如胡安，例如要钱的吉普赛女人。“徐则臣的部分中短篇小说中的谜题，呈现出似是而非的不确定性。它们贯穿情节发展始终，表现为晦暗不明的悬置状态，确证或消解小说中已经发生过的情节内容，使小说一直保持着谜样氛围。在以这类谜题为主的作品中，人物的缺席、情节的断裂时有发生，意义的无从探究亦是常态。” ^[1]

留白的意义在此间比起令人抓心挠肝的焦灼，更是一种无声的追问。“人物与故事走向构成巨大空白，形成一种没有结局的结尾。”^[2]胡安到哪里去了？二叔去了什么地方？辛格为何写下这样稀奇古怪的行李箱奇潭？那些吉普赛女人背后到底是怎样的文化符号？若是古斯特古堡中并没有真正的鬼，那鬼在何处？若是作者并未明言，读者会有怎样的思考和理解？

即使并不以问号结尾，其回声却更显得意蕴悠长。

二、神秘与现实共振——传奇叙事背后的文化镜像

徐则臣在谈到《瓦尔帕莱索》时说，他想要表现的是一种有张力、说不清道不明的、暧昧的、歧义丛生的意蕴，他更希望传递的是感觉而不是真实。“没有绝对的真实，我也不追求那样一个真实。”他喜欢把外国的文明以传奇式的方法进行叙述，因为不了解，没去过，所以遍地都是传奇的色彩。他觉得陌生人踏上陌生的土地，对其上陌生的民俗文化都不甚了解，以陌生人自己的经历和文化背景加以解读，这样的碰撞给人一种“乱点鸳鸯谱”的神秘感。

余华在谈到“现实与传奇”时说：“其实所有的文学，无论用什么方式，如果没有现实的基础，这样的文学作品是飘着的。我们都要从现实中汲取。……传奇性和叙述本身有着密切关系。”徐则臣的小说中并未出现明确存在的鬼神，那么他文本中的传奇性其实在于现实与未知的一种互动。而这里的现实和未知，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本土文化的熟悉性和异乡文化的陌生性。他自己这样说：“所有故事都不是无中生有，也非照本实录。它们在往事的基础上生发和虚构，循着事物之间那个未知的联系，最后成为完整的小说。”以《玛雅人面具》为例，胡安因其与异国他乡的二叔高度相似而具有传奇性，玛雅人面具因其难以捉摸的眼神而具有传奇性，神秘的金字塔因其出现在眼前又消失不见具有传奇性。传奇性是与文化和现实息息相关的，当你见过的和没见过的被一种未知的力量捆绑住，当你熟悉的和陌生的被一种宿命纠缠住，传奇就诞生了。

在线上举办的《玛雅人面具》西班牙文版分享会中，徐则臣表示，中国和拉美在现实、历史及文化方面都存在很多相似之处，但也有差异。拉美文学与中国文学有着深刻的联系。站在中国的土地上讲中国故事不免具有局限性，而换个眼光传播中国文化将会是自己今后的努力方向。在这部小说里，二叔和胡安的相似似乎暗示着艺术的创造力能够跨越文明与国界，转世重生。胡安是身在异域的兄弟，也是通过阅读与写作所建立的跨越国界、语言、民族的文学共同体。徐则臣以一种类似“深山遇仙”的中国式叙事讲出了这个奇幻的故事，最终神秘消失的际遇就宛如陶渊明笔下的“遂迷，不复得路”，这是桃源梦断、寻隐不遇、跨越古今中西的恍惚。^[3]

《手稿、猴子，或行李箱奇谭》中“我”被虚构进印度作家的故事中去，印度作家写到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墨猴”，而“我”也听他所言，注意了前往泰姬陵一路上的猴子，最终在《王城如海》中加入了一只小猴，在这个故事中中印文化彼此映射和补充；《去波恩》中两对情侣各自的苦恼映射着不同国家的人们在生活中类似的矛盾；《古斯特城堡》中老约翰的家庭和缅甸人的家庭，即使经济状况、社会地位、人种和家庭组成都不相同，其中却依然存在着共通的人世间的无尽隐痛。

“人类生发出的共同情感是个体与个体之间保持可沟通性的先决条件。” ^[4]在徐则臣看来，文学能够跨越国界，还是因为其拥有人类共通的情感：“那些关于爱与美好，悲伤与怜悯，痛苦与坚韧的故事，总能直抵人心。同时人们总是怀有好奇，希望看看那些与我们生活不一样的、有差异的人与风景。这也是文学能够走近彼此的原因。”

三、此心安处是何方——全球化背景下的身份文化认同

在谈到自己的神秘性创作时，徐则臣说:“一个人在路上，会闯入很多陌生的地方，人与地域，人与人，你是谁，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肯定会有很多故事生发出来。” 这几部小说都以第一人称叙事，“我”作为一个中国作家，游走于外国文明之间，势必会产生交流，因此中国也是小说中必然的成分。在地理大发现之前，中西方文化实际上处于一种隔雾看花的状态。然而全球化的趋势发展到现在，已经是不可避免的大势所趋。全球化的视野已然成为我们世界观的背景，全球化也正在影响和修改我们的世界观。文学是世界观的反映，城市化、网络化、全球化三点决定了现在年轻作家的写作。“看到世界、恒常、超越，就意味着建立起了“我”之外的他者视角，同时也是对过小、过实、匍匐在地、超拔不起来的写作趣味的纠偏；自我要共情于他人，微小要能通向广大，这才是创造性的、理想的写作。”^[5]徐则臣作为作家，对这一点的把握应该比其他人更加敏感。

“鸟飞返故乡兮，狐死必首丘。”在作家以一种“出走”“在路上”“返乡”的姿态建构自己的精神乌托邦的同时，乡土故乡也正随着如火如荼的现代化进程土崩瓦解，而故乡天翻覆地的变化也使有着浓郁的乡土情结的徐则臣生出了类似于梁鸿的故乡异乡人的感触。^[6]

徐则臣笔下漂泊在异乡的中国人相见总是带着“他乡遇故知”的根自地缘的亲切，譬如《去波恩》中的小周和小魏，又譬如《瓦尔帕莱索》中的老宋。这种亲切实际上也来源于中国人对自我和对彼此的身份认同。《古斯特城堡》中老约翰自己在解释为何缅甸小男孩与“我”亲近却害怕自己时，总是解释为“你们都是亚洲人”，这是异邦人对异邦人的文化认同。

《古斯特城堡》中，老约翰的邻居是一家缅甸人。缅甸女人每天早上都要在路边蹲很长的时间，对此“我”的解释是：“她只是觉得生活中缺了点什么，空了一块；她蹲在路边，没准能够把丢掉的重新找到；她实实在在地一蹲大半个小时，就可以把空下来的部分结结实实地填满。”而这一块空缺，就是一种身份和文化的自我认同。作为不会说英语，也没有工作，作为被教会收留的难民，他们一家似乎没有精力去追求精神上的认同，解决温饱已是奢求。他们“不知道怎么在美国生活，很孤独”。在故事的最后，缅甸女人病倒了。文化认同是一种精神支柱，当精神轰然倒塌，肉体也面临崩溃。

《去波恩》中“我”所遇到的两对情侣——小周和小魏、安雅和她的南京男友，都面临着归向何方的矛盾。安雅作为一个混血，本身就是中国人与外国人的结合体，这样的血缘存在使她自身的文化认同更加错综复杂。“世界这么大，就是为了让我们到处跑的。我们都得听自己的，你说是不是？”她之所以能问出这句话来，就如同小魏一定要定居德国一样，代表着新生代的年轻人对于乡土和故乡的情结正在逐渐弱化。但这只是一种文化认同的漂流，并非意味着其不重要。“我们总认为世界在故乡之外，但当我们心智成熟到一定程度，当我们的阅历和见解上升到更高的层次，对故乡、尤其是心灵之故乡有了全新的认识之后， 世界为什么就不能在故乡之中呢？于坚守故乡者而言，世界在故乡之外；对身居世界的游子，故乡可能就成为真正的世界。”^[7]

四、结语

徐则臣作为70后作家的代表，处在一个高科技的、全球化的网络时代，生活前所未有的复杂，说是瞬息万变也不为过。“这一代作家是生活在社会转型的断裂处，旧有状态的土崩瓦解轰然而至，新的秩序却姗姗来迟，他们在悬置中失重。” ^[2]  因此，怎样把这个浩瀚复杂紧密的社会现实用现实主义的方式呈现，就是他在小说中所做出的努力。

对此，徐则臣认为：“首要的是正视现实，正视现实中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的变化，正视人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变化带来的内心和情感上的变化，正视新的现实下我们面临的新的问题和新的焦虑，以及由此产生的新的认知和表达方式。”

相比于20年代的作家，70后的文化心态已经发生了明显的转变。郁达夫的《沉沦》中，异乡人想要与本土文化融合的方式是一种逃避，逃避孕育自我的文化根系，进行自我否定。而徐则臣的这几篇小说中，他的心态很明显是更加开放、包容、平等的，他肯定“世界”与“故乡”的共通。他似乎实在探讨更多的关于文化认同的可能，不管你是异乡人还是本地人，不管你是黄种人、白种人抑或是混血，不管你是以什么样的身份走近世界的概念，是走出家乡还是走进家乡，其实你都并未走远。

在现实与虚幻中游走，在当代人几乎都必须要面对的现代化世界社会中游走，这是一种尝试，也是一场不可逃避的旅途。文中的现实主义和传奇主义作为一种展现文化关系的工具，同时也体现徐则臣作为一名70后中国作家在风云诡谲的国际社会中奔波时的文化心态——“作家应该拥抱改变，敞开自己。时代就是这样，我们得去正视它，不断调整心态，在这个基础上，再考虑如何用新形式负载更多的文学内涵，呈现出更多文学、艺术的价值。”^[8] 

文学是与时俱进的，但它也是独立的，有许多跃动的因子存在其中，鲜活而现实，因此文学才拥有永垂不朽的魅力。

参考文献：

[1]高媛.论徐则臣中短篇小说中的谜题叙事[J].枣庄学院学报,2019,36(04):37-41.

[2]李徽昭.绘画留白的现代小说转化及其意义[J].文艺理论研究,2018,38(04):138-149.

[3]澎湃新闻. 智利读者俱乐部分享徐则臣新作《玛雅人面具》

[4]李颖.跨文化视角下中国言情小说的文化认同建构[J].新闻传播,2022(04):10-12.

[5]谢有顺.对自我与世界的双重确证——论徐则臣的写作观[J].中国文学批评,2022(03):12-21+189.

[6]刘志珍. 徐则臣小说主题论[D].西北师范大学,2019.DOI:10.

[7]游迎亚,徐则臣.到世界去——徐则臣访谈录[J].小说评论,2015,(03):112-116.

[8]李梦涵. 徐则臣小说创作中的身份认同研究[D].山东师范大学,2021.

[9]刘小草. 徐则臣：“回到故乡”是另一种意义的“到世界去”[N]. 新华每日电讯,2022-06-10(015).

END

人文小风|第174期

文字： 邬灿 吴依琳 阮奕萱

编辑：邬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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