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丽君是传奇，她时间永远定格在1995年的今天。
她的浅吟低唱，不只是一代人的流行音乐启蒙，也是一代人的心灵慰藉。对于已经把她的歌声与自己的人生紧密纠缠的那一代人，缅怀是一种本能，是不会被时光冲淡的内心恒久的暖意。他们并不需要真正了解邓丽君，他们反复追忆的，其实是自己的人生。可是，对于在日益丰富多元的流行文化中成长起来的年轻和更年轻的一代，对于已经符号化的传奇，情感的建立却需要从真正的理解开始——邓丽君是谁？她何以成为传奇？
年轻时的邓丽君
|“外省人”歌星
如果要寻访邓丽君，需要准备一张世界地图。她生于台湾，葬于台湾，但成名之后可以自己做主的时光，绝大部分却都不在台湾。香港地区、日本、美国、新加坡、英国、法国、泰国，这些地区和国家，都有她的工作和生活轨迹，都埋藏着她快乐或者不快乐的记忆。这些或长或短的异乡时光，就像硬币的两面，她是实至名归的国际化歌者，却也是始终漂泊的异乡过客。
过客的命运，好像从一开始已经定下基调。1949年是很多人命运的分水岭，邓丽君的父母也不例外。1953年在台北云林县龙岩村出生的邓丽君，本名邓丽筠，从一开始，就是“外省人”的后代。她排行第四，是家中五个孩子里唯一的女孩。跟父母屡次搬家，在“眷村”长大，这是台湾当时专门给军队眷属或退伍军人居住而建的居住区，也是“外省人”部落。
歌唱是邓丽君的天赋，也很快成为邓家贴补家用的一种谋生手段。1959年，6岁的邓丽君就开始跟随台湾空军“九三”康乐队四处演出，演唱各地民歌小调与黄梅戏。这是“外省人”的思乡抚慰，也随着台湾当局推行的“国语文化”变革，成为新的本土文化。
邓丽君第一次参加歌唱比赛，是1963年“中华电台”举办的黄梅调歌唱比赛，当时李翰祥导演的黄梅调电影《梁山伯与祝英台》在台湾大热，邓丽君以一首《访英台》反串梁山伯的唱段荣获冠军。她因此有机会参加1966年正声公司的第一期歌星培训班，为期3个月，第一次正式接受系统的训练，得到了台湾早期的流行音乐人、作曲家翁清溪的指导。接下来，她继续参加比赛，以《采红菱》获得台湾金马奖唱片公司举办的歌唱比赛冠军，签约中视，用艺名邓丽君正式出道，年仅13岁。
少女时期
因为演出与学业的冲突，第二年，邓丽君就休学了。在接受传记作者平野久美子采访的时候，邓丽君回忆过童年，她并不觉得小小年纪就出来专职唱歌是一种苦难。她说：“不是大人要我唱歌，而是我自己想唱的，刚开始时参加国小才艺表演，后来还参加当时广播节目办的歌唱比赛，那时候广播节目是在学校操场录音，我因为很喜欢唱歌，所以唱得非常卖力。而且当时的我非常可爱。”“我很喜欢唱歌，所以我只是为自己在唱歌而已，即使没有奖金，只要能唱歌，我就非常高兴了。”
1967年9月，邓丽君签约台湾宇宙唱片，发行了生平第一张专辑唱片，《邓丽君之歌第1集——凤阳花鼓》，这个系列连续出了19张。在早期的台湾国语流行歌手里，少女邓丽君迅速走红的原因，被喜爱她的研究者归结为三点：“卓越的歌唱实力、温婉的容貌，和蔼可亲的个性。”这些特质终其一生，未曾改变。香港电台的资深制作人张文新后来评价说：“邓丽君之所以获得这么多人喜爱，可能就是因为她的性格和声音毫无攻击性，任何人都可以接近。”
| 歌唱“公务员”
自从被发掘出歌唱天赋之后，邓丽君似乎就在马不停蹄地歌唱着。
小学参加康乐队时期，学校大概下午16点放学，补习到18点，然后她要去康乐队表演，回家是深夜23点，第二天早上5点起来做功课，7点去上学。签约中视时期，她在中视“每周一星”的电视音乐节目里，每周固定表演一次，其他时间就在歌厅里献唱。邓丽君的另一位传记作者有田芳生考证：“虽然上节目收入少，但是歌厅的收入多。”“邓家每天摆摊的月收入大概2000元，而邓丽君每月的收入是6000元或8000元。”“台北的夜巴黎歌厅，一场90分钟的表演，大概有15位歌星演唱，邓丽君在这里创下了连唱70天的惊人纪录。”
等到唱片走红，邓丽君的舞台，终于跨出了台湾岛。香港是她走向国际化的第一步，当宇宙唱片因为经营不善倒闭之后，邓丽君就跟香港的乐风唱片公司签约了，时间是1971年12月。这家公司原本是以马来西亚为据点，在新加坡和港台地区都有分公司，她的发展重心，从小小的台湾岛，转向了更广阔的东南亚华人市场。
邓丽君（左下）和她的四兄弟在一起
当时的华人社会中，最受欢迎的是紫薇、文夏、美黛等老牌歌星；年轻一点的，凤飞飞、欧阳菲菲在流行曲目上的地位都十分稳固。邓丽君还是新人，她的生活，和台湾时期相比，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依旧被参加电视节目、录制唱片、歌厅献唱满满占据。
姚厚笙从欧阳菲菲开始，成功地培育了若干位台湾知名歌星，他也是70年代台湾民谣以及校园民谣热的催生者。在宇宙唱片时代，邓丽君录制的歌曲已经有上百首，但是姚厚笙却从头开始仔细指导，从发声方式到唱歌的习惯，以使邓丽君蜕变为成人歌星。姚厚笙曾经回忆说：“她唱歌的方式总给人一种可爱小女孩的味道，也许是因为节奏轻快的歌曲居多的缘故，语尾总是‘嗯，嗯’的上扬，这种方式听起来是比较俏皮，虽然我打算彻底改掉，不过她日后还是偶尔会不自觉地露出这种唱法。”“我还指导慢节奏的唱法，而且告诉她，你已经不是小女孩了，所以要以更有感情，更像大人的方式来唱歌。”姚厚笙发现，当邓丽君对于慢节奏歌曲驾轻就熟后，她再唱叙事风的曲子，诠释能力就非常惊人，“把歌词的含义仔细跟她说明后，她就能以惊人的感情加以诠释”。
| “演歌”的定位
香港应该算邓丽君的福地，她的歌唱事业在这里走向了70年代的第一个黄金时期，得到了东南亚华人社会的认同，她的演出邀约，遍布新加坡、印尼、马来西亚、越南、泰国等地。作为全球第二大唱片市场的日本，也有唱片公司一眼就看中了她的天赋。这家公司就是日本的宝丽多唱片，它在香港的分支，叫作宝丽金。
邓丽君去日本发展的故事，在两位日本作家为她写的传记里，都有过详细考证。1973年3月3日，日本宝丽多唱片公司让佐佐木幸男和中村准良，一起到香港旅行四天三晚，他们分别担任过日本歌星泽田研二和野口五郎的制作人，这趟旅行，名义上是和香港宝丽金做敦亲拜访，但事实上是要犒赏他们平时的辛劳工作。他们在香港宝丽金唱片公司制作部部长郑东汉先生的陪同下，在歌厅听到了邓丽君的演唱，就请郑东汉为他们收集邓丽君的唱片，他们判断，邓丽君音质里的温柔气质，在日本也会得到认同。
舟木稔与邓丽君（摄于1993年）
回到东京，宝丽多公司五十岚泰弘制作本部长主持制作人会议，佐佐木推荐邓丽君，获得认可，担任制作签约部部长的舟木稔被命令去和邓丽君签约。我们的特约记者胡迆在东京采访到了舟木稔先生，已经年过八旬的舟木先生，仍不减当年金牌制作人的风范，头发一丝不苟，衣着考究，思路清晰。他回忆说，当时的邓丽君并没有经纪公司来打理业务，所有工作上的细节都由母亲赵素桂照料。舟木稔并没有从邓丽君那里得到确定的答复，回到东京之后又去了台湾，去说服邓丽君的父亲。他拜访了邓父两次，终于说服了这位犹豫的父亲，把英文名叫作“Teresa Teng”的邓丽君带到了日本，以新人姿态重新出道。
1973年11月，邓妈妈和邓丽君第一次到日本，那时候邓丽君才20岁。她的经纪业务由渡边制作公司管理，而唱片制作则由日本宝丽多负责，一开始签约两年，第一年的酬劳是每月25万日元，那个时代日本大学毕业的公务员最高职务的月薪是5.56万日元，此外，邓丽君还能抽取2%的版税。
邓丽君在日本的出道曲叫《是今宵还是明天》，却只拿到了排行榜的24名，这让邓丽君很郁闷。出道曲没有红，对挖掘邓丽君的佐佐木和出道曲制作团队而言，也是个打击，原因到底是什么？是日文不地道？因为谎报了年龄，设定主打十几岁的年轻族群歌迷是个错误？他们烦恼了一个多月，最后决定改变方向，从流行曲风转向演歌路线。演歌是日本的一种特有歌曲，它是日本古典艺能与现代流行音乐的过渡，以民俗民风、感情琐事为歌词，曲调悠长婉转多变。
1974年7月1日第二首歌《空港》诞生，这张专辑卖出了70多万张新唱片。邓丽君因此拿下了1974年度日本唱片大赏的新人奖。此后，邓丽君的歌曲维持一贯的风格，就是走描写恋爱中女人的苦闷心情，与不能见光的女人令人同情的境遇这种固定模式的路线。公司设定的受众是20岁到25岁的粉领族。但调查显示，她的歌迷里，40岁左右的男性歌迷居多。这个年龄段的消费者，一直是邓丽君持久的歌迷族群。
1977年，邓丽君在日本东京以“邓丽君杯”自行车比赛的形式为新歌做宣传
| 黄金年代
1980年12月，她在香港宝丽金唱片出了第一张粤语专辑《势不两立》，接着在香港的利舞台举行了7天的个人演唱会。这只是个开始。邓丽君歌唱的黄金时代，在她失恋之后才真正到来。
邓丽君与香格里拉酒店集团少爷郭孔丞的恋爱，被太多人见证。他们1981年相恋，举行过订婚仪式，把婚期订在了1982年，邓丽君甚至因此不肯再跟日本宝丽多公司续约。可是因为郭家长辈的苛刻条件，邓丽君觉得受到了人格上的羞辱，她最后的选择，是继续歌唱。
1983年像一个爆发之年，邓丽君参与制作了《淡淡幽情》，这张古风古韵的唱片，被誉为她歌唱事业最高成就。年底，12月29日到1984年1月3日，邓丽君在香港举办了15周年纪念演唱会，门票提前两个月发售，两天就卖完，原本预定的4场，增加到6场，门票仍立刻销售一空。全部观众约10万人，有三成来自内地。15周年演唱会，继香港之后，分别开到了台湾地区、马来西亚和新加坡。邓丽君证明了自己的人气，在短暂的蛰伏之后，依旧稳如泰山。
一直对邓丽君的日本演艺之路尽心尽力的舟木稔，在这个时期，在宝丽多旗下成立了一家新的唱片公司，金牛宫。1983年，他终于再次争取到与邓丽君的签约。这一次，邓丽君得到的词曲作者，是三木高志和荒木丰久这对“黄金组合”。他们合作的第一张唱片，是《偿还》。这首歌，是在新加坡录制完成的，1984年1月21日在日本发行，刚开始出货1万张，完全卖不出去，一周后卖出去10张，过了5周，也只卖出50张。这足以证明日本唱片竞争的残酷，1979年之后，邓丽君在日本5年没有任何宣传和报道，虽然在东南亚依旧大热，但她在日本的商业市场已经几乎被遗忘了。
这时期担任邓丽君经纪人的西田裕司，在舟木稔先生的回忆里，也是个很有办法的人。他想了很多办法，来推广邓丽君的单曲。有名的电视节目去不了，就先从不知名的开始，这首歌的传播路径，是从大阪、九州、北海道等地先传播开，再回到东京的榜单。最后拿下日本有线大赏和全日本有线放松大赏的冠军。从1984年4月到1985年2月连续41周保持在前十名。
昔日风采
接下来，荒木和三木联手创作的《爱人》和《任时光流逝》，连续大卖，《爱人》在有线放送的点歌排行榜上，创下有史以来连续14周蝉联第一的最长纪录。畅销张数超过了五木宽、森进一，还媲美全盛时期的松田圣子和中森明菜。邓丽君因此第一次上了NHK的红白歌会。这场歌会，相当于中国的春晚，不过，能够上台的明星，是要靠实际的销量和贡献度才能上台的。而《任时光流逝》则让邓丽君在1986和1991年两次得以登上红白歌会，这张唱片，创下了200万张的销售纪录，是邓丽君在日本发行的所有唱片中最高的。其次就是《偿还》和《爱人》，分别都是150万张。
整个80年代后期，邓丽君在日本称得上拿奖拿到手软，动辄百万张级别的销量。让她可以当之无愧地跻身日本著名歌手的行列。而日本文化在香港地区和其他地方的流行，又让这些歌曲的中文版，得以第二次大热。这个时期，虽然香港的本土歌手也开始崛起，但邓丽君依旧有着不可比拟的巨星位置。
在人数更为广泛的中国内地市场，邓丽君的歌声，也从靡靡之音的定位得到平反。电视台播出了邓丽君在台北的15周年演唱会，象征着邓丽君的解禁。1987年，中共“十三大”的记者招待会上，甚至还播放了邓丽君的日文歌曲《浪花节的人生》。
| 危机与尾声
商业市场终究还是残酷的。由数字榜单说话的日本唱片市场，是一种冰冷的理性存在。到了80年代末期，邓丽君的新唱片，再也无法复制《任时光流逝》时期的辉煌。背负这种压力的，当然不止邓丽君一个人。就在日本唱片公司寻求新的定位改变时，邓丽君却又主动地让自己陷入了更为复杂的情势里。虽然唱片公司的制作人婉转地劝诫她，音乐应该与政治分开，邓丽君还是在1989年的复杂情景里，让自己陷入了一种无法自拔的悲痛。
如果纯粹从商业上考量，从80年代末期到90年代初期，邓丽君最理想的市场其实是内地。她在政治上得到了解禁，偷偷听着她的歌获得启蒙的几代人，都在翘首企盼她能回来开演唱会，这是一片有着13亿人口的新天地。她完全可以把在日本市场与新生代角逐的劣势，变成新的优势。可是，她却最终选择了拒绝，她甚至离开了一直深爱的香港，远走法国，彻底成了客居异乡的漂泊者。
传记作者有田芳生去拜访过邓丽君在法国的故居，他留下了这样的记录：“屋子里有大量粉色，邓丽君最喜欢粉色，她深信这是会招来幸福的颜色。”
在这片粉色的憧憬里，邓丽君认识了法国摄影师保罗，虽然他的摄影水平，完全达不到商业制作的需要，邓丽君还是尽力替他争取着机会。这段一开始就没打算要结果的感情，成为邓丽君最后的慰藉。90年代，应该是邓丽君最为困惑的时期。她对于商业演出的意义产生了质疑，想要逃离，也想努力的转型，但却并没有明确的方向。
一个歌手当了20年的超级巨星，要想改变自己一切从头开始，这是何等的巨大不安，可邓丽君必须对抗这种不安。台湾和香港音乐界的许多人，都表示邓丽君逝世前不久，曾经告诉大家，如果我有新计划的话，请你们一定要来帮忙。她并非已经有具体的计划，可是她却对每个人说“到时候我一定会跟你联络”，仿佛也在鼓舞她自己一样。
这时期的邓丽君，好像特别需要用一些事情来证明自己，比如参加红白歌会。她不止一次地对金牛宫唱片的工作人员表达了这种心愿。在邓丽君心中，能上NHK红白歌会就意味着被社会认同。但是，是否能出席NHK红白歌会是必须依照艺人演出的贡献度，及对一般听众做抽样调查得到的票数，总和评价结果突出才能被选上演出的名单。住在巴黎之后的邓丽君，一年才上几次电视节目而已，而日本的工作也相同，几乎一年只去一次日本，即使金牛宫唱片公司要求她开演唱会也都没有答应。虽然邓丽君仍保持一年在日本出一两首的新歌，不过新歌卖得不如从前了，以单曲CD而言，1990年发行的《泪的条件》，才卖不到15万张，1993年的《和你一起活下去》CD销量也不到5万张。她期望中的上NHK红白歌会，已经越来越渺茫。
这种被商业市场煎熬的痛苦，热爱她的听众，是根本感受不到的。无数人被她温柔的歌声抚慰着，却没有人能够抚慰她的焦虑。她的身体也越来越差，童年的哮喘复发，也陷入了毒品的传闻，即便远走清迈去疗养，看起来也没有任何起色。邓丽君的时间，定格在1995年5月8日。一开始人们都不相信，因为她已经多次被媒体不怀好意地爆出死讯。可这次是真的。音乐人沈永阁对这一天记忆异常深刻。这一天是唐朝乐队贝司手张炬的追悼会，他参加完葬礼飞回日本，在机场就看到了邓丽君的死讯，恍如隔世。第二天，他又飞回北京，拉着摇滚圈的哥们，“要做点什么纪念邓丽君”。这份纪念，是一张唱片，《告别摇滚》。被邓丽君启蒙的一代流行音乐人，用音乐表达了他们的敬意。
为什么喜爱邓丽君？沈永阁想了想，对我描述了一个画面：《拯救大兵瑞恩》里，在最后的守桥背水一战之前，士兵们在一个残破的小镇上做最后的攻防准备，等待德军大部队的到来。这时，突然有人搬出来一台收音机，著名的法国香颂《玫瑰人生》，就这样飘了出来。士兵们瞬间就呆住了，他们在这歌声里，话题突然变成了远方的亲人和幸福时光，从残酷的战场，短时间解脱出来。“这种感觉，就是在重压之下，突然可以‘呼’的一声，长舒一口气，意识到还有美好的存在。”沈永阁说，“邓丽君的歌声，对于我们那一代人，就是这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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